1976年，我率侦察排奔赴唐山地震灾区参加救援，全是用手刨

1986年的一个午后，北京西山的干枯松针在脚下吱呀作响，一位退伍老兵轻抚指尖的浅浅疤痕，突然对身旁的年轻人说：“这些口子，是十年前在唐山刨废墟留下的。”对方愕然，他便慢慢道起那场刻骨铭心的救援。时间的指针瞬间拨回1976年7月28日，一场9级强震搅动河北大地，也让24军炮团152加榴炮营指挥连的侦察排进入了生死赛跑。

凌晨3点42分，承德双峰寺营区还沉浸在夜色里。厚重的营门在地动山摇中发出刺耳的碰撞，哨兵扶着墙，以为坦克开进来了。震感结束不到十分钟，营区电话骤响。军里下达命令：各部驰援唐山。参谋长简单一句：“不许耽搁。”电话挂断。营区跑动声、马达声、枪栓声连成一片，如同在宣告另一场战斗的开始。

侦察排的排长姓张，那年28岁。凌晨点名时，他穿着单衣冲出帐篷，肩头落着半片瓦砾，眉心挂着汗珠。三十多人齐刷刷立正，他只说一句：“时间就是命。”没人多话。20分钟后，载满装备的解放牌卡车列队出发，目标直指150公里外的唐山。突如其来的暴雨把山路冲出褶皱，车灯打在泥水上晃成碎金，司机加大油门，机器嘶吼，对讲机里连队长粗哑的嗓音不断提醒：“保持间距，别减速。”

凌晨到达玉田时，第一束晨曦照在公路边塌陷的民房上，几位幸存村民拉着战士高喊求援。纵然心焦，也只能匆匆留下消毒片与干粮。侦察排得继续向前，他们奉命集结到唐山市区西南角的救灾第一线。车队闯进城区，景象让许多战士愣神——整个城市像被巨掌捣碎，工厂烟囱歪倒，机车车厢堆成废铁。空气里满是石灰粉尘与煤灰味，夹着隐约的血腥。

负责分区的临时前指设在一块空旷操场。作战地图被替换成城市示意图，每条街巷被划上红蓝色标识。侦察排接到的区域是新华道东段，昔日唐山工人文化宫所在地。拖不下去，他们甩掉背囊，腰扎麻绳，戴上手套冲进瓦砾堆。可刚扒拉两下手套便被铁皮割破，只得赤手上阵。砖块刮破指尖，鲜血混着尘土，顷刻成硬痂。

日头升起。爆裂声不时响起——那是残墙在余震中再次崩塌。午时，一位白发老人指着一栋倒塌的二层小楼哭喊：“里面还有俩孙子！”五个战士撬掉楼板，爬进狭窄缝隙。前进三米，洞顶吱呀作响。走在最前头的小许回头喊：“排长，再慢就没机会了。”张排长咬牙点头，亲自钻进去。二十分钟后，两个孩子被抱出来，脸色惨白却有微弱呼吸。周围响起掌声，又立刻被呼救声淹没。

第一天无眠。第二天亦然。第三天，一名战士在瓦砾旁趴着昏睡，呼唤不醒，同伴才发现他高烧四十度。军医摇头，说是感染兼中暑。张排长命人抬走救治，自己却继续指挥。他心里明白：黄金72小时，一过，活着的希望就要按分秒递减。于是，所有人咬着牙，靠咸菜和硬馒头硬撑。口渴到极点，大家冲到凤凰山公园，拨开绿苔灌一水壶。有人喝完就腹泻，照样折返工地。“干完活儿再去卫生队。”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搜救进入第五日，尚存呼吸者已寥寥。唐山夏季高温，尸体腐败迅速。军区临时决定，转入清理遗体、防疫、搭建临时住房的阶段。侦察排调整任务——改作运尸队。张排长领了辆卡车，每天在城市与郊外之间折返，装满百余具遗体，再开往南湖旷野处深坑会合掩埋。车斗里升腾的恶臭有时逼得人眼泪横流，仍旧没有人戴口罩；那年月，医用防护用品紧缺，多一只口罩就能救下一条重伤员的命。

盛夏八月尤闷。午后最高温度直逼四十度，每次装车，战士们脚底踩着腐败的污泥，背上止不住汗水。但动作越发熟练，一绳套住踝关节，一人抬肩，一人推腰，齐声“起！”尸体被放进篷布包裹，再层层叠放。有人提议唱歌压惊，却发现嗓子沙哑发不出声。偶有地方干群送来一桶稀粥，几人分一口，都不肯多喝，留给还在废墟深处的兄弟。

唐山抗震救灾不仅是抢人，还要重建。9月初秋，前指开始分工搭建安置点。14名侦察兵成了土木工。没有水泥，就地捡石块垒墙；缺木料，拆旧屋的屋脊梁。孩子们的学校最先开工。墙体只有一米来高，顶上架木，罩油毡，里外糊草帘，挡风就行。那天似乎跟命运开玩笑，天突然劈下一场骤雨。水从屋脊哗啦直泻，战士们站在泥水里往屋顶递木板。张排长嘴里喊着：“雨停——工完！”脚下泥浆溅得满身，却没人退缩。

救灾期间，有个细节让人动容。20岁战士李云波在废墟中摸到半截发蔫的黄瓜，他的脸和嘴唇干到起皮，却悄悄藏进衣兜。不久发现一名被压少女神志昏沉，他把黄瓜掰开，塞进女孩手里，只说了句：“吃吧，能撑住。”那一刻，后世无数史料难以记录的，是少年的眼泪和那声轻叹：“要能多找点水就好了。”

灾后第十天，一车医药物资总算赶到，板蓝根、碘酒、纱布，让正在与霍乱、破伤风死磕的救护组兴奋得整夜不眠。医疗队刚搭起简易诊室，就迎来大批腹泻、外伤、骨折的灾民和战士。白大褂混着迷彩服，纱布底下是尚未痊愈的血痕。可大家咬牙站在工作台前，连砸石头磨出的灰尘都顾不上拍落。

9月中旬，郝建国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废墟旁。两周前，他所在的二连救援车冲出弯道翻下山沟，他折了两根肋骨，却瞒着军医提前回到唐山。更折磨他的，是胰腺癌早期症状带来的钝痛。余震再次来临，尘土腾空。有人拉他避险，他推开弟兄，冲进半塌的青砖瓦房，用肩扛起横梁。事后他躺在门板上，豆大的汗珠滴满胸膛，却只说一句：“趁还有劲，再刨一会儿。”

进入10月，部队与地方施工队衔接，救援重心变为清障、打井、修路、恢复电网。侦察排获得简易钻机，在飞机场旁硬是打成两眼深井，日夜抽水，解决了数万灾民和官兵饮用难题。工程队离不开他们。夜里巡棚、白天挂钻，一天睡不上三小时是常态。有人问：“咋撑得住？”战士笑答：“嗑几口咸萝卜干，就精神。”

天气转凉。前指下达撤离令已是11月上旬。卡车鸣笛准备开拔时，街巷涌来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扒开雨衣，往车上塞热玉米、鞋垫、毛巾。更有老人扑在保险杠上嚎啕：“孩子们，别走啊！”战士们红着眼，一路挥手。张排长站在最后一辆车踏板上，远远看见初夏结识的那位白发老人，拄拐杖，手举木牌，上书“亲人一路平安”。汽笛拖长，泪水模糊了每个人的视线。

救援结束后统计：侦察排在正面区域共救出生还者一百三十五人，转运遗体近千具。凭此战绩，他们荣立集体一等功，连队被北京军区命名为“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然而，对张排长而言，奖状不及那座城市夜空里燃着的无数火点，那里写满了生者的坚持与亡者的悲鸣。

1977年春，张排长回到承德，伤口已经结痂的双手再难完全握拳。医务所医生调侃：“这辈子怕是跟刺绣练习说再见了。”他听后只是笑。十二年后，他脱下戎装，转业到地方银行。站在柜台后，他仍戴那只薄薄的棉手套，同事嘲笑，他也笑：“手指头硬得太，按键有声音，怕吓着储户。”没人知道，那只手套里是被瓦片刮得不再复原的指节。

1991年盛夏，他受邀回唐山参加抗震十五周年纪念。昔日废墟已是林立厂房、整洁街巷。晚会上，数百名市民找到他，指着手心口哽咽：“当年要不是你们，我父母没了。”掌声热烈，照相机闪光灯像礼花。一旁的老战友李云波捏着半截老黄瓜的黑白照片，红了眼眶。那是他年轻时递给受困少年的一刻，被摄影记者偶然记录，如今已是官方展板上最受关注的一帧。

有人问张排长，当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想起郝建国。车祸、病痛、坚守、倒下，几个片段像电影镜头闪回。他沉默片刻，说：“有些战友没能看到今天的唐山。”短短一句，所有人心头沉甸甸。那年年底，郝建国病逝，在承德军医院仅留下一本写着“灾区还需要水泵”字条的笔记本。

救援故事在军中流传多年，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全程几乎没有像样的器械。彼时国内专用破拆装备尚未成套，冲进废墟的唯一工具，是双手。指甲被水泥石灰磨得平平，碎石嵌进指缝，血渍在黢黑皮肤上像深色老茧，几乎成了这支小分队的“军功章”。战后，陕西某医学院的学生为此做过统计：队员平均指端伤口二十余处，感染率接近四成，却无人退缩。

四十多年过去，唐山已今非昔比，高楼遍地，车水马龙。当年战士大多鬓染白霜，各自漂泊。可每到7月28日午夜时分，总有人会惊醒，梦里仍是断壁残垣与呼救声。他们说，那场地动山摇，震痛一次，铭刻一生；那七十二小时，决定了数万条生命的走向，也成了自己此生最无悔的战斗。

谈到那双被磨破的手，张排长一句轻描淡写：“旧壳褪了，新茧又长出来，算不上事。”可老战友都明白，疼痛不在皮肉，而在眼底。难以平复的，是人命如草芥的脆弱，是同袍离散的空缺，也是战火之外依旧牵动士兵生死的另一种灾难。

历史资料显示，唐山大地震共造成24万余人罹难，受伤者超过16万。24军、38军、67军等部共计20多万官兵先后投入救援，完成搜救、医疗、防疫、清障、重建任务。侦察排只是其中极小的一个坐标，却折射出那代军人面对人民生死的选择——挺身而上，不计得失。

倘若把这段记忆单列出来，它像是一部血色胶片，闪着粗粝的颗粒感。它提醒后人：和平年代里，突发灾害同样考验军人，也检验国家动员能力。唐山地震后，中央很快组建国家抗震指挥部，临时调度的铁路、公路、空运网络在短时间内承接了巨量物资。此后，中国的应急救援体系在一次次天灾中快速完善，地震局、武警水电、工兵团体制相继改革，其催化剂正是那一年唐山的惨烈教训。

有意思的是，侦察排里不少年轻兵后来走上科研或民政岗位，参与编写防震教材。有位姓顾的副排长回忆：“教科书里写的震后72小时黄金期，就是那段实践里抠出来的。”再看今天，城市地下管廊、楼体减震技术、应急破拆装备，已与当年“徒手刨砖”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凡是参与过那场救援的人，仍笃信两个字——速度。

张排长在2008年正式退休，转而迷上摄影。镜头里，世界平静而明亮。可他总在夏季拍手，定格天安门广场起旗那一刻。朋友揶揄：“拍过一次就够了吧？”他只是合上取景器，轻声道：“得时刻记着，那面旗帜下，救人的手从来没停过。”

至此，唐山救援的故事并未结束，只是安静地躺在老兵们的记忆深处。提到那年，他们会抬手碰一碰掌心硬结，好像再次确认——那片裂开的土地，终被人心缝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