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娶了两任继母，让他不愿在家住，参军后改名2次，后被授上将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火如昼，授衔典礼即将开始。人群里，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站得笔直，他现在的名字是王平，可鲜有人知，走到这一步，他已经第三次更名。金光闪闪的上将领花将扣在肩头，他想起家乡湖北阳新的贫瘠土地，想起两任继母和早逝的生母，也想起那个曾被人喊作“王嗡嗡”的少年是怎样一步步走到这里的。

王平出生于一九○七年十月，原名王惟允。阳新的山坳里，家里只有一亩田，偏又人口众多。两个哥哥早夭，三个姐姐被迫做了童养媳。更糟的是，他还没学会喊娘，就失去了母亲。父亲王幼钦一年四季为谋生奔波，小王惟允则被拉回娘家、尚不到十岁的大姐用稚嫩的肩膀带大。那几年，全村谁家若有产妇，姐姐便抱着他去蹭口奶，一碗稀粥都要分成两顿吃。

日子刚有些起色，父亲续了弦。第一任继母带来一个与他同龄的异姓兄。孩子们本该相依，可偏偏成人世界的嫌隙轻易传给了未谙世事的少年。继母偏心，分吃穿总把好的留给亲生子。七岁的王惟允心中不平，却无力辩驳。又过几年，继母的儿子被接回外祖家，她自己却给王家再添一个弟弟。家徒四壁，加之嘴添新人，矛盾更见难解。

念书成了他短暂的安慰。父亲削尖了脑袋想让幼子识字，盼他别做睁眼瞎。私塾学得不错，县立高小也考上了，可学费如一道坎。逼急之下，父亲把十二岁的他送进药铺当学徒，学的是中医号脉。掌柜见他机灵，动了招赘的心思，“以后药铺归你，认我做义子如何？”少年闻言脸红脖子粗，扔下碎瓷盅转身就走。那一次叛逆，让他下定决心离开这口破井。

回到家，父亲依旧用旧办法“拴”住儿子——包办婚姻。十四岁的新娘，十五岁的新郎，洞房里两人对坐发愣。婚没离成，心却更远。十八岁那年，奶奶辞世，第一任继母亦撒手人寰，丧事让原本捉襟见肘的家雪上加霜。让他更感无奈的是，父亲再次续弦，新继母携子而来，旧日冷暖又要重演。王惟允只剩一个念头：走。

巧的是，时代的浪潮正翻腾。二六年秋，国民革命军北伐南下，农民协会在阳新四处串联。王惟允被澎湃的口号吸引，跟着“打土豪、分田地”的队伍跑前跑后。组织上看中他识字，让他办夜校、写标语。二九年，他在地下党员的引荐下宣誓入党，表面身份是教书先生，暗地传递情报。行动虽小，却点亮了去处。

一九三○年二月，红军第三军团突进阳新。枪声把山野震得嗡嗡作响，他拽住一名通信员：“我要参军，我是党员！”几经核查，批准通过。当晚，山村祠堂里，油灯昏黄，他脱下打过补丁的长衫，披上灰蓝色粗布军装，青春第一次有了去向。

入伍后的尴尬却随姓名而来。连长粤腔浓重，每次点名“王惟允”都变成“王嗡嗡”，逗得全班大笑。少年人脸皮薄，拉着战友商量：“干脆改个响亮点的名？”众人提议“王明”。这便是第一次改姓换名。自此，王明跟着部队辗转鄂豫皖，转战鄂东、皖西，打了不知多少遭伏击。

长征中，他随红四方面军北上。雪山草地的极寒与饥饿磨出了铁一般的意志，可“王明”这个名字却在队伍里渐渐遭到调侃。原来共产国际驻共产党的代表就叫王明，因路线之争备受议论。战友张爱萍半开玩笑说：“老王，你也该翻篇了吧，别老顶着这名字挨揶揄。”王明憨笑不语，心里却有了主意。

一九三六年仲秋，陕北保安城。红二十七军政委的任命需要毛泽东钧签，他鼓起勇气敲开窑洞门。“主席，我想换个名字。”他略带腼腆。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笑道：“叫王明不好？名字蛮响。”他挠挠头，小声回一句：“怕同志们误会，想叫‘王平’，平凡之平，也盼天下太平。”这番话倒让主席点头称好，当即提笔写下“任命王平为红二十七军政治委员”。那是一张薄薄的纸，却给了他往后六十多年的名字，也定下了余生的坐标。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平随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他在晋冀豫之间组织地方武装，拉出了名声响亮的“新七团”。日军“扫荡”时，他常站在最前沿。一次夜袭滑县日军据点，他带三百多人突入城内，仅用半小时便点燃粮仓，掩护主力撤退。胶着时刻，一位老乡拉住他悄声喊：“王政委，家里还有几条地道。”一句提醒，整排战士鱼贯潜入黑暗通道，全身而退。地方百姓后来感慨：“这人不光打仗凶，心还细。”

一九四三年，他奉命担任太岳军区政委。日军“扫荡”最疯狂的那年，太行山上枪声不断。王平的做法颇有特色：先让民兵打“麻雀战”，日军一出村就遭冷枪冷炮；敌人气急败坏烧村，他立刻命部队反扑，抓住敌人撤退的空挡痛打闷棍。短短半年，太岳区收复失地两千余平方公里，群众称他“王平不平凡”。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东北，协助林彪、罗荣桓整编地方武装。此时他已年逾四十，却依旧昼夜奔波。辽沈战役初期，四纵需要补充干部，他把随身带的十几名警卫员全部送上前线，自己只留一名通讯员。那位通讯员回忆：“首长说，哪怕端着电话机冲锋，也比站这里强。”如此做派，很合东北老百姓脾气，县城解放时，他们把苞米面窝头塞进他手里，“您拿着，前面打仗还要用力气。”

一九四九年冬，他随野战军一路南下作战，打过衡宝，又参加西南进军。成都易手那天，他才真正觉得命运的车轮停了下来。次年，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川康藏边防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整编土司武装，接管边陲州县。藏区山高路险，马背上的调研走了大半年，他撂下一句土得掉渣的话：“要团结各族兄弟，靠的是掏心窝子；空话不中用，背包上山才管事。”不少藏族头人记住了这个总爱笑、腰里只挂水壶的汉子。

一九五五年授衔后，王平被安排到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后又主政新疆军区。那里风沙漫天，地理环境复杂，可他对边关再熟悉不过。伊犁河谷的开荒，塔克拉玛干周边的道路抢修，他都亲自赶去工地。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摆摆手：“吃过没粮下锅的苦，现在这点条件算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军中教育格外上心。因自己少年时无钱读书，他在新疆军区提议兴办文化速成班，抽调干部担任教员，还让机关食堂晚间点灯，为战士识字开小灶。几年下来，十余所兵站学校先后落成，上万名少数民族青年拿到毕业证走进部队和工厂。这份功绩虽不如战场胜负那般耀眼，却在人心里留下深深烙印。

“当年若不是被逼离家，我也许真就在一亩三分地里耗尽一生。”晚年回忆时，他偶尔提起少年阴影，却从不怨父亲。家书里只一句淡淡的叮咛：“家中事情，守礼守信，莫欺人，亦莫自轻。”那份朴素情感，与他戎马一生的刚烈并不矛盾。

一九九八年冬，王平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一岁。消息传到阳新，乡邻自发在祠堂燃起长明灯。有人念叨：当年被叫“王嗡嗡”的小子，如今官至上将，真有出息。可要是细数他的四十多年戎马生涯，会发现支撑他走下去的，既有那段清苦童年，也有改名时“愿天下太平”的朴素愿望。从王惟允到王明，再到王平，不过是三个字的变换；真正未曾改变的，是他想把人民从苦难中拉出废墟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