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邓小平来到广州，在宾馆吃面包时感慨：还要再开放一些城市

2004年8月22日，香港会展中心内高朋满座。会上，一位银发企业家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一个午餐场景：“那天，他嚼着硬邦邦的面包，忽然说，‘还要再开放一些城市。’”台下掌声四起，许多人瞬间穿越回1984年的广州。

当年1月，年逾八旬的邓小平结束珠海考察后折向羊城。那是改革开放第五个年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已然声名鹊起，但整个南中国仍在寻找更大的突破口。广州白鹅潭畔，一幢乳白色的现代建筑刚刚落成，取名白天鹅宾馆，外表在冬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白天鹅的东家霍英东站在大堂迎接贵客。这位出身贫寒的香港船主之子，早年曾在日军占领时期做苦力，战后从一家杂货铺白手起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冒险驾船运送紧缺物资到内地，“只要能帆过皇家海军的警戒线，就算赢”，深夜的海面上，木桅帆影如幽灵穿梭，他只睡得三四个小时。那三年，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也在北京的“账本”里留下了名字。

一九六四年国庆前夕，霍英东第一次踏进天安门广场。散场之际，个头不高、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走到他面前，握手寒暄。那双有力的手，让三十出头的香港商人记了大半生。此后，二人见面只寥寥数次，却在国家命运的交汇点上形成了某种默契。

七十年代末，内地提出“把经济搞上去”，珠三角成为实验田。广州市政府急切需要一家能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宾馆，霍英东被请来查看选址。站在沙面岛的旧炮台旁，他对澄碧的白鹅潭一眼钟情：“就在这儿盖，要让人一眼看见广州的新门面。”三周后，他与广东省签下4500万美元的投资协议。

真正动手时，困难扑面而来。熟手技工紧缺，深基坑挖掘设备几乎没有，进口材料要花外汇。霍英东提出“三自”原则：设计自己来，施工采购自己来，日后经营也自己来。施工区灯火通明，工人三班倒赶工。一次深夜巡场，他倚在工地围栏边小憩，鞋底磨得全是钢筋的铁屑；有人劝他回酒店休息，他摆摆手：“这里多打一根螺丝，就多一份保险。”

1983年2月7日，白天鹅宾馆剪彩。开门当天，市民排队绕岛一圈，公共洗手间的厕纸两小时就告磬。招牌云吞面定价四元，远高于街边五角，但位置依旧一位难求。人们不是只为吃面，而是来触摸改革的脉搏。

1984年1月31日中午，邓小平一行抵达白天鹅。登上28层的观景平台，他先是指着珠江两岸新建的厂房说：“不错，气象变了。”随后在“丝绸之路”餐厅用餐。服务员递上软面包，他摆手拒绝：“给我硬的。”几口咀嚼过后，他低声对身旁的霍英东说了那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还要再开放一些城市。”——寥寥数语，却像灯塔一样，为南方这条航船指明更宽阔的海域。

三个月后，国务院公布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名单，大连、青岛、宁波、厦门等赫然在列。珠三角这片试验田，正式向环渤海、长三角乃至整个沿海地带传递改革火种。很多人从报纸上读到消息时，第一反应是“果然应验了‘吃面包’的启示”。

值得一提的是，邓公之所以对法国硬面包情有独钟，并非偶然。1920年代，他在蒙达尼锻造厂打工时，常用干硬法棍就着冷水充饥。几十年后，口中的面包已经是用进口小麦烘焙的精品，国力强弱的对比，却和那时不可同日而语。或许正因亲历过“无钱买面包”的艰辛，他更懂得开放的重要。

白天鹅也因这场“面包对话”被写进改革史。开业后，它陆续接待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尼克松、老布什等数百位政要。每当外宾在落地窗前眺望珠江，随行官员就会提起“这里见证了南方谈话之前的一声号角”。

纵观霍英东的履历，他与内地的情谊远不止一座宾馆。从支援抗美援朝，到参与港珠澳大桥初期调研，再到1997年为回归奔走呼号，这位“白手起家”的商人始终把个人成就与民族命运系在一起。2006年他离世，灵柩移灵香港体育馆，市民自发夹道送别，很多人想起那句口头禅——“搞活经济，大家都会好”。

白天鹅在岁月长风里屹立至今，酒店门前的九曲桥、瀑布“故乡水”依旧潺潺。每当夜色降临，华灯映照珠江，游人驻足留影，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在这片水光中，一块黄油硬面包触发了一位老人关于国家开放版图的另一把钥匙。

“再开放一些城市”的提议迅速化作政策文件，继而落地生根。十四城之后，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园相继出现，工业年产值、外汇储备一路攀升。回头看，那个用饭店面包换来新思路的瞬间，已深深植入近现代中国的关键节点之中。

霍氏后人每年仍按惯例到白天鹅举行纪念活动。站在28层窗前，他们时常说起父亲与邓公握手的那一幕。岁月更迭，建筑会翻新，记忆却不褪色。由于那一口面包激起的涟漪，早已汇入南海，更远的地方，还在不断掀起新的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