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反华势力借机反扑，给李在明扣了顶“反美亲华”的帽子

韩国反华势力借机开始反扑，居然还给李在明扣了顶“反美亲华”的帽子。

一场波及超337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一时间将韩国电商巨头Coupang推向舆论风口。作为韩国最大的网上购物平台，coupang涵盖衣食住行，其商业场景几乎嵌入每一位韩国人的日常生活。

考虑到coupang的主要用户都在韩国地区，而韩国人口总共也就才5000多万，也就是说泄密事件涉及67%的韩国国民，多半个国家的个人信息就这么被曝光了。这种事属实有些罕见。

随着事态的进展，这桩单纯的“企业数据安全管控失职”事故却演变为一场裹挟“反美”政治炒作、“中国程序员的阴谋”舆论闹剧的复杂博弈。甚至使得韩国总理时隔41年首次单独访美。其背后交织的资本算计与地缘考量耐人寻味。

一、事件背景：迟滞的危机应对与失控的泄露规模

2025年11月，Coupang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引爆韩国社会。调查显示，黑客早在当年6月便利用平台服务器认证漏洞实施非法访问，而Coupang直至11月18日才通过用户投诉确认泄露事实，前后间隔超5个月。

更令人震惊的是，后续核查证实，超3370万用户信息遭窃取，涵盖姓名、联系方式、配送地址以及消费记录，甚至小区单元门的玄关密码，泄露规模远超平台初期公布的4536条，几乎覆盖其全部注册用户。事件爆发后，Coupang的迟缓应对与信息瞒报引发韩国民众强烈不满，舆论声讨直指企业数据安全管理的系统性漏洞。

二、美资企业扣帽子：将合规调查歪曲为“区别对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coupang作为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法避免的最大电商平台，其却是背靠美国资本的上市企业，老板早已加入美国国籍。但Coupang及其美国投资方并未直面自身问题，反而选择以政治手段转嫁危机。

两家持有Coupang股份的美国投资公司发布声明，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交调查请愿，捏造“韩国总理金民锡下令以扫黑力度整治Coupang”的虚假言论，炒作韩国政府“歧视美国企业”，甚至给李在明政府贴上“反美亲中”的标签，试图借助美韩外交渠道干预韩国司法调查进程。

这场由企业管理失职引发的合规危机，被美资方蓄意升级为双边经贸摩擦议题，其本质是资本为规避法律追责、维护投资收益的刻意操弄。

三、中国程序员背黑锅：族群化归因掩盖企业漏洞

在美资方炒作“反美”议题的同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另一场舆论闹剧同步上演，“中国程序员威胁论”被推上风口。事件发酵后，韩国匿名职场社区出现爆料帖，声称“Coupang半数IT人员为中国人，管理层占比超90%”，相关言论经保守右翼媒体放大后迅速传播。

尽管Coupang代表在国会质询中以“按国籍评价属歧视”拒绝回应，但后续披露的签证数据显示，韩国境内持专业人才签证的中籍信息通信管理者中，91%为Coupang员工，再加上中籍开发者主导平台核心系统研发的专利分析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舆论焦虑。

事实上，这不过是Coupang为降低人力成本、吸纳中国电商技术人才的商业选择，却被刻意歪曲为“中国技术渗透”，本质是企业将自身监管漏洞归咎于特定国籍群体的甩锅行为，更是部分势力利用族群情绪转移公众视线的舆论操弄。

四、时隔41年的韩国总理访美：高层斡旋管控双边误解

为平息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韩国国务总理金民锡打破惯例，以在任总理身份单独访美，这是自1985年以来时隔41年的第二次。当地时间1月23日，金民锡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双方就Coupang事件展开磋商。

金民锡当场提交英文翻译的发言记录，驳斥“差别化调查”的不实指控，强调韩国政府始终依法处理，不存在针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对待；同时明确指出，韩美关系早已超越特定企业游说所能动摇的阶段。

万斯则表示理解韩国法律框架下的调查逻辑，双方达成“及时通报进展、共同管控舆论”的共识。此次会晤不仅延长10分钟，双方还互相交换了各自的沟通热线，金民锡更是当面发出万斯访韩的邀请，体现出韩美两国管控事件外溢、维护双边关系稳定的意愿。

从企业数据安全事故，到牵动两国高层的政治博弈，Coupang事件的演变轨迹，深刻折射出跨国企业危机中资本、政治与舆论的复杂纠缠。而中国程序员与“反美”标签的无端卷入，更成为这场风波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注脚。

【——笔者评论——】

评论一：韩国社会对中国议题的高度妖魔化与制度性排外倾向。

从事件演变过程看，Coupang用户信息泄露原本是一桩典型的企业数据治理失败案例，其核心问题在于平台长期存在的系统漏洞、风险预警机制缺失以及事后危机应对迟缓。然而，在部分韩国右翼舆论的叙事重构中，这一“技术性、治理性问题”迅速被转化为“外部威胁问题”，并被强行指向所谓“中国因素”。

这种叙事转移并非偶然，而是典型的“族群化归因”策略。通过将复杂的系统性失败简化为特定国籍群体的“道德缺陷”或“安全威胁”，相关舆论不仅成功转移了公众对企业责任与监管失灵的关注，还在情绪层面塑造出“外来者有害”的想象图景。

在当前韩国社会高度政治极化、对外部不确定性高度敏感的背景下，“中国人很坏”的标签化叙事，极易被动员为解释社会焦虑的便捷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通过该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社会的部分势力实际上在推动一种系统性的排外逻辑，为歧视在韩中国求职者、限制其进入高技术岗位提供“合理化”依据。

这种机制并非针对具体个体行为，而是基于身份本身进行预设性否定，其本质已接近制度性歧视的边缘。

评论二：合规调查被污名化为“亲中反美”，凸显右翼将监管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攻击李在明政府的操作逻辑

在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领域，韩国长期以监管严格著称。无论企业背景如何，一旦发生大规模信息泄露事件，启动高强度调查与问责，本应是行政体系的常规反应。

然而，在本案中，针对Coupang的依法调查却被部分右翼势力刻意解读为“政治选择”，甚至被贴上“反美亲中”的意识形态标签。

这种叙事的荒谬之处在于，其将国家正常履行监管职责，等同于外交立场表达，从而彻底模糊了法治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界限。

更进一步，这种话语将中国群体置于极为尴尬的双重指控位置：一方面，中国技术人员被指为泄露事件的“幕后黑手”；另一方面，政府依法调查企业，又被攻击为“迎合中国、打压美国资本”。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实际上成为被多重叙事工具化、消费化的对象。

从韩国国内政治视角看，这种操作更应被理解为韩国右翼对李在明政府的系统性攻击策略之一。

通过将一场企业合规调查包装为外交危机、意识形态斗争，右翼不仅试图削弱政府在经济治理与法治层面的正当性，也意在借助“亲美—反美”的传统政治分裂线，重新动员其社会支持基础。中国议题在此更多是一种“可被随意投射的政治符号”，而非讨论的实质对象。

文｜郑博源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