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存续六百年的大家族，系朱元璋女儿的后裔，家族中还出了一位清华大学最杰出的校长

01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北平清华园的礼堂里，那个穿着长袍、戴着圆眼镜的男人，慢吞吞地吐出了这句话。台底下坐着的那些教授、学生，本来还在窃窃私语，等着看新校长的笑话，但这话说出来的那一瞬间，场子静了。
没人能想到，这个平日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看着像个老学究的“寡言君子”，竟然成了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更是一手把这所学校拽进了世界一流的行列。
这事儿吧，得往回倒腾个几百年，从大明朝那会儿说起。

这天津卫的梅家，祖上可是实打实的皇亲国戚。
老祖宗叫梅殷，是大明朝的驸马都尉，娶的是朱元璋最疼爱的二闺女宁国公主。当年朱棣造反，梅殷因为太忠心，愣是被朱棣设计给弄没了。宁国公主没办法，带着孩子一路北上，最后在天津卫扎了根。
但这都是老皇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到了清朝末年，这“皇亲国戚”的底子早就被时光磨得连渣都不剩了。天津卫有句老话叫“寒梅瘦谢”，说的就是梅家和谢家，以前富得流油，那会儿穷得叮当响。
一八八九年，梅贻琦出生的时候，家里那光景，真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老爹是个秀才，赶上科举废除，工作也没了，全家十几口人就指着一点微薄的收入过日子。
吃饭？那得限量。玉米面窝头都得数着个吃，谁多吃一口，下一顿就得饿着。
你说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按理说要么早早去当学徒，要么就混迹市井了。可梅贻琦偏不，这孩子从小就有点“不一样”。
他不爱说话。
别的孩子在胡同里疯跑打闹，上房揭瓦，他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书。那种稳重劲儿，看着都不像个十几岁的孩子，倒像个经历了半辈子风雨的小老头。
也就是这股子“稳”劲儿，被南开的张伯苓校长看中了。张伯苓那是谁？民国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眼睛毒着呢，一眼就看出这孩子将来非池中之物，愣是免了学费让他读书。
这一读，就读出了个大名堂。

02

一九〇九年，大清朝眼看着就要完了，梅贻琦却干了件光宗耀祖的大事——他考上了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
那年的考试，全国六百三十个尖子生在那拼命，最后只录取四十七个。梅贻琦考了第六名。这含金量，比那个时代的状元也不差啥。
在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这哥们学的是电机工程。
你说这专业跟后来的教育家风马牛不相及吧？其实不然。理工科那种严谨、务实、丁是丁卯是卯的思维，反而让他后来治校的时候，多了一份常人没有的冷静。
回国之后，这穷小子又干了件让人跌破眼镜的事——他娶媳妇了。
娶的是谁？
天津“八大家”之一，韩家的千金小姐韩咏华。
这韩家当年是天津卫的“船王”，家里养海船、开当铺，虽然那时候也稍微有点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韩家大小姐嫁给梅家这个穷教书匠，当时在天津卫可是个爆炸性新闻。
婚礼上，清华的同事们看着这对新人，心里都犯嘀咕。这哪是结婚啊，这简直就是精准“扶贫”嘛。
那时候梅贻琦一个月挣得不多，还得养活那一大家子人。韩咏华的闺蜜都劝她，说你这是图啥呢？
韩咏华就回了一句：这人靠谱。
事实证明，大小姐的眼光，确实比一般人强。她看中的不是钱，是这支“潜力股”。
婚后的日子，那是真紧巴。梅贻琦是个长子，那会儿讲究长兄如父，弟弟妹妹们的学费、生活费，全得他一个人扛。
哪怕是后来当了教授，梅贻琦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袍。有时候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还得靠韩咏华回娘家“打秋风”。
可就是在这种紧巴巴的日子里，梅贻琦硬是把弟弟梅贻宝也供成了留学生，后来也成了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兄弟俩全是校长，这在当时也是一段佳话。

03

一九三一年，清华大学那就是个烫手山芋。
之前的校长，像走马灯一样换。教授们脾气大，学生们更难搞，一言不合就赶校长。那时候的清华，派系林立，谁去谁倒霉。
梅贻琦接手的时候，所有人都替他捏把汗。这“闷葫芦”能镇得住这帮神仙？
结果呢？
人家上任第一件事，不是立威，也不是整顿纪律，而是给教授们“涨工资”。
这招太绝了。
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挣十几块钱，能养活一家子。梅贻琦直接把教授的工资定到了四百到六百大洋。
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那个时代，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能在北平买个四合院的一角。而且，他还给教授们盖小洋楼，配冰箱，甚至连煤气都给通上。这待遇，别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顶级的。
钱给够了，接下来就是“请人”了。
梅贻琦这人平时不爱说话，但请起人才来，那是真下本钱，也真能弯下腰。
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哪一个不是泰山北斗？
就说赵元任吧，那可是语言学的天才，也是个怪才。为了请他，梅贻琦那是把姿态放到了尘埃里。
亲自跑到火车站去接，帮着提行李，安排住处，那架势，完全不像个校长，倒像个“服务员”。
在他的字典里，校长就是给教授搬椅子、端茶倒水的。
你看，这就是梅贻琦的智慧：我不牛没关系，但我能让牛人都聚在我身边，这就够了。
这帮大师们，平时傲气得很，但见到梅贻琦，一个个都服服帖帖。为啥？因为梅贻琦给了他们最大的尊重。
在清华，教授的地位是最高的。梅贻琦有句名言：吾从众。
开会的时候，大家吵翻了天，梅贻琦就坐在那听，也不插话。等到大家吵累了，他慢悠悠地来一句总结，往往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这种“无为而治”，反而让清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迅速崛起。

04

你别看梅贻琦平时闷声不响，喝起酒来，那可是著名的“酒圣”。
有一次校庆，大家高兴，轮流给他敬酒。按照规矩，校长意思一下，抿一口就行了。
可梅贻琦不。
只要你敬，我就喝，而且必须干杯。
那天晚上，从教员到职工，排着队给他敬酒。他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
足足喝了四十多杯。
这是什么酒量？这是什么人品？
喝多了也不闹事，就是笑眯眯地坐着，或者安安静静地睡一觉。这种“酒德”，让那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大教授们，都服气得不行。
大家都说，梅校长平时虽然话不多，但心里跟明镜似的。他那是把所有的情绪，都融进了酒里。
抗战爆发了。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一路南迁，最后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
那是一段苦得掉渣的日子。
几十个教授挤在一间破教室里办公，下雨天屋顶漏水，还得撑着伞上课。学生们吃的是掺了沙子和稗子的红米饭，住的是茅草棚。
梅贻琦这个校长更惨。
为了维持学校运转，把夫人都逼得去摆地摊卖“定胜糕”贴补家用。
韩咏华一个大家闺秀，愣是放下身段，挎着篮子去街上叫卖。
有一次，为了给学校筹钱，梅贻琦在重庆请客吃饭。为了省钱，他只点了一盘炒肉丝，剩下的全是青菜豆腐。
当时在座的校友看着心酸，想加个菜，梅贻琦摆摆手，说：省着点吧，学校还要买书呢。
可即便这样，只要谈起教育，谈起学生，他的眼睛里就有光。
那时候的西南联大，虽然穷，但真的是“群星璀璨”。杨振宁、李政道这些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在那个破庙一样的校园里走出来的。
梅贻琦常说：刚毅坚卓。
这四个字，成了西南联大的校训，也成了那一代读书人的脊梁。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梅贻琦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死死地撑住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门面。

05

抗战胜利了，清华复校了。
大家都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梅贻琦的头发却全白了。
一九四八年，北平快解放了。梅贻琦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选择。
他不想走，他的根在这里，他的心血在这里。可是，作为庚子赔款的管理人，他身上背负着特殊的责任。那笔钱，是用来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他觉得只有自己守着才放心。
最后，他还是走了。
临走前，他把清华的校产、账目，整理得清清楚楚，甚至连一把椅子都没带走。
到了美国，他守着那笔巨额的庚款，自己却过得紧巴巴的。
当时他在纽约，住的是最便宜的公寓，为了省钱，连肉都舍不得买。夫人韩咏华为了贴补家用，还得去衣厂做像盲人戴的那种墨镜。
谁能想到，这个手握千万资金的校长，晚年竟然是这样度过的？
有人劝他，稍微挪用一点利息，日子就能过得很滋润。反正天高皇帝远，谁也查不到。
梅贻琦听了，只是淡淡地摇摇头，说了句：这钱是国人的血汗钱，我一分也不能动。
这就是梅贻琦。
一辈子跟钱打交道，手里流过的银子海了去了，可最后愣是没往自己兜里揣一分。
他在美国那几年，其实身体已经不行了。但他为了那笔庚款的着落，硬是撑着。
直到后来去了台湾，用这笔钱建了新竹清华大学，他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梅贻琦在台北病逝。
去世的时候，他的枕头底下，压着一个手提包。
在场的人都以为，里面肯定是什么金银财宝，或者重要的机密文件。毕竟，这可是管了一辈子钱的人。
打开一看，所有人都沉默了。
里面是清华庚款的账目，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连一分钱的差错都没有。
而他自己的存折里，只剩下了几百块钱。
连下葬的钱都不够。
最后还是清华的校友们凑钱，才把他安葬了。
这就是那个当年在清华园里，大手一挥给教授们发几百大洋工资的校长；这就是那个在酒桌上豪饮四十杯的“酒圣”。
他把所有的“大”，都给了大师，给了大楼，给了大学。
留给自己的，只有这干干净净的账本，和两袖清风。

韩咏华后来活到了一百岁。
一九七七年，她终于回到了大陆，回到了那个她和梅贻琦曾经奋斗过的地方。
看着如今高楼林立的清华园，老太太或许会想起当年那个穿着长袍、端着酒杯的“五哥”。
那时候的楼不高，但那时候的人，是真的高。
这世上，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梅贻琦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所大学，更是一种风骨。
那种在困境中不低头，在诱惑面前不伸手的风骨。
就像他在日记里写的那样：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意思是说，当官的不需要多说话，关键看你怎么做。
这账，他算了一辈子，最后算得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