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解读“海上报人的朋友圈”：当时重要作家都与报刊有联系，小报随笔专栏类似今天社交媒体

1月24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坛茶话会——“《海派》第8辑首发暨‘海上报人的朋友圈’分享会”在巴金图书馆如约而至。

本次分享会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海派》主编陈子善，海派收藏与鉴赏家王金声，上海市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作为主讲嘉宾。活动由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统筹，上海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黄晓彦主持。众多海派文化爱好者和读者一同聆听嘉宾的讲述，走进了早期上海报人那交织着墨香、茶香与人情味的故事，于历史的细节中，触摸海派文化的温度与脉动。

《海派》第8辑首发暨“海上报人的朋友圈”分享会

一组精确的数据勾勒出上海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的绝对中心地位：全国最早、最有影响力的中文近代报刊绝大多数诞生于上海，如《申报》（创刊于1872年）、《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民国初期，全国约90%的报纸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其中上海独占鳌头。至1934年，全国有通讯社约70余家，上海一地独占41家，占比接近60%。1930—1940年代，全国半数以上的期刊在此出版。在新文化运动中，绝大多数重要作家都与上海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发表作品，或直接参与编辑。当时的报刊不仅是思想阵地，更是文人构建社会网络的核心平台。

《海派》第8辑中有多篇文章涉及海上报人

黄晓彦指出，本次分享聚焦于《海派》第7、8辑中频繁出现的报人群体——如包天笑、周瘦鹃、张爱玲等，以及与他们密切关联的《申报·自由谈》《晶报》《万象》等报刊，通过解码近代海上报人的朋友圈，重现那段鲜活的历史。

陈子善教授回顾了《海派》丛刊的出版缘起。他提到，丛刊最初由张伟先生与黄晓彦先生共同倡议，随后邀请他加入商议——三人的首次会谈恰在咖啡馆中进行，这种交流场景本身，亦与近代报人雅集往来的氛围遥相呼应。张伟先生逝世后，《海派》丛刊仍延续其初衷，广泛征集与上海相关的史料、书信、影迹等各类文稿，系统呈现上海文化历史的多元面貌，希望引起相关研究者和更广泛的“有心人”的关注。

视频采访

围绕“海上报人的朋友圈”这一主题，陈子善教授谈到，近代上海文化人中常见编辑、作家、翻译“三位一体”的身份交融，从这一视角切入更能理解海派文化的生成机制。他以张恨水等人主持报刊时的交往为例，勾勒出彼时文人网络的生动形态；亦提及张爱玲早年作品在《紫罗兰》发表，后转向《天地》《杂志》投稿，并逐渐跻身当时最具影响力作家之列的历程。他指出，刊登于《海派》第8辑的李君维先生的《张爱玲读者言》一文，具有对张爱玲及其同时代文人李君维先生的双重纪念意义。

王金声则回忆了自己受张伟先生委托为《海派》丛刊提供封面图的过往，以及首辑封面确定的曲折经过。此后，为完成张伟先生嘱托，他还专程在拍卖中高价竞得画作，用作第2辑封面，延续了丛刊的视觉文脉。

在分享会上，王金声带来了“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与友人的书信，并谈及自己与郑逸梅先生的结缘过程。王金声曾向郑逸梅先生请教诗文与信札，并受托代为传递书信，因而对其交友网络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收藏了与郑逸梅先生相关的部分书信实物。分享中，他展示了珍藏的多通信札、手稿、题赠本与便条，其中陆澹安、程小青等名人手迹都提到了对“新鸳鸯蝴蝶派”的看法，而周瘦鹃、张恨水等人的手迹虽寥寥数语，但弥足珍贵，为听众们展示了海派文人们更鲜活的形象。

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先生从读者角度分享了《海派》第8辑中的重要文章。《一生“去国”八千里》细述陈蝶衣借道澳门赴港全程，讲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时期中的失语与再生；《傅彦长日记》折射出海派文人的都市文化网络与时代文艺生态；《郑振铎日记》展现了郑振铎在战乱中的特殊心态，令人动容。书中所写的细节将当代的读者代入了当时的岁月。他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些史料钩沉、文献汇编逐步铸就了现在《海派》丛刊沉稳而鲜活、兼具学术厚度与阅读温度的独特气质。

孙莺从文献研究视角介绍了《陈蝶衣文集》《唐大郎文集》的价值。《唐大郎文集》的编者为张伟、祝淳翔，由上海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全12册，收录了唐大郎（1908-1980）不同时期的作品。《陈蝶衣文集》分为两辑，共八册，涵盖其1923年至1995年间的文学创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24年12月和2025年8月出版，孙莺参与了编选工作。

作为长期从事海派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士，孙莺认为，小报上刊登的随笔专栏，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微博、小红书和微信朋友圈所发的内容，记录日常，到哪里去吃饭、看电影、听戏、跳舞、写了什么诗、见了哪些朋友，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发表看法，互相攻击，以及吃瓜群众围观骂战等。如果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那一定会失望的。但是，如果从日常生活记录的角度去看这些小报专栏，完全就是社会生活史的真实记载，而且是同时期不同报人的共同生活记忆，举个例子，比如某一场京剧演出，袁寒云、陈蝶衣、唐大郎、周瘦鹃、严独鹤、朱凤蔚、丁悚等人都出席了，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一篇观看演出的随笔，角度不同，观点不同，把这一天的随笔整合起来，就是一篇很好的剧评。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小报的发祥地和南方小报的中心。最早的上海小报是1897年6月24日由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创办的《游戏报》。据统计，在近代上海出版的1786种报纸中，其中1266种为小报，比例超过70%。

早期的小报文人几乎都是鸳鸯蝴蝶派，小报是鸳蝴文化的重要窗口，几乎占领了民初海上文坛的半壁江山。鸳蝴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主要停留于物质层面，对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认同。

上世纪20年代后期，海派文化进入小报，都市文化、西方文明、摩登生活、新潮观念在小报中开始呈现。版面上充满社会评论、现场报道、随笔小品、连载小说和花哨的广告，随笔小品里都是关于餐馆、影院、舞厅、跑马赛狗、股票、房地产的内容。小报篇幅小，约为正常报纸的四分之一，不以重大政治新闻为主，而是专注于街巷里弄、八卦琐事、梨园新曲、名士风流等，呈现当时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报人群体的主体是晚清文人、鸳鸯蝴蝶派文人、海派文人、以及一些略通文墨的其他职业者，如律师、医生、餐馆老板等。读者群体，早期以知识分子和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为主，以体现高雅士绅的“俗趣”为主要目标。后期的小报则以普通市民为主，小报的内容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都市逸闻等日常生活方向延伸。

此外，据孙莺介绍，闵行区图书馆这十几年来收藏了丰富的近代报刊文献资源，涵盖历史、文化、地方特色等多个领域，并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前往查阅利用，可以查询的春申阅览室每周三向读者开放。

“闵行历史上曾属上海县，因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在沪，当地文化深受春申文化影响，故有‘春申大地’‘春申’等别称与相关地名，所以我们的地方文献阅览室就叫春申文化阅览室。”孙莺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