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历与遗书：湖南男子的落叶归根梦，终究是人情冷暖映照

偶尔闻得湘中一事，竟使我坐立难安。一中年男子，名唤王安顺者，因着肝病的诊断，便暗地里拟下遗书，要学那逐日的夸父，用双足去量那二百里的归途。二十二日里，食不过八袋面包、六个红薯，饮不过一瓶清水，竟真被他走到冷水江地界去。待到寻着时，人已枯槁如秋后残苇，检查后却说“并无大碍”——原来这病，只需戒酒调养便是了。

初看时，只觉得是桩奇闻，细想来，却品出满口的苦涩来。

这王安顺的遗书，我是从网络上读得的，字字句句，皆是“拖累”“辜负”“下世报答”一类的话。这哪里是写给活人看的？分明是刻给“孝子”“贤夫”“慈父”这几座牌坊的祭文！我们这土地上的人，向来是善于背负牌坊行走的。自己病了，头一件想到的不是医治，倒是赶紧躲开，莫污了家门，莫成了累赘。仿佛那生命不是自己的，倒是宗祠里一件必须光洁的摆设，有了瑕疵，便该自觉藏到暗处去。这般的“懂事”，真真是用几千年的“礼”熬成的毒药，使人病了不敢声张，苦了不敢呻吟，宁可默默走到荒郊野外，做那无名的倒毙，也不肯在亲人眼前叹一口气的。

我又想起那“并无大碍”四字的诊断来。这轻飘飘的四个字，落在他耳中时，不知是解脱，还是更大的嘲讽？他这二十二日风餐露宿，与饥寒挣扎，与死念搏斗，所为何来？竟是为着一个“误判”。这误判，固然有他自己心思缠结的缘故，难道便全然没有别的因由了么？那诊断的先生，可曾将“能治好”三个字，说得同“须戒酒”一般响亮？那医保的册子，可曾变得同田契房契一般，使人拿在手里便觉得踏实？我总觉得，那病，有一半是在肝上，另一半，怕是生在心上，生在这人情世故、流言蜚语织成的厚厚的茧里。

路上那八袋面包、六个红薯、一瓶水，是好的。这证明我们同胞的心，到底还没有全然冷硬，见到落魄的人，还肯从自家干粮里分出一口来。这微末的施予，竟成了他活下去的维系，读来又觉温暖，又觉悲哀。温暖的是人心未死，悲哀的是，一个壮年男子的性命，在现今这时代，竟要系在这些偶然的慈悲上，而本该更为牢固的、家的依傍、医的保障、心的疏通，反倒一时失了效，让他觉得只有一条孤绝的路可走。

最可叹息的，是那“落叶归根”的念头。近二十年未归的老家，成了他心中最后的“净土”。仿佛人的一生，竟不是向前活的，倒是朝后缩的；不是要在生之所在开出花来，倒是必须退回到出发的洞穴里去，才算得完整。这“归根”的执念，自然是古旧的，却也映照出他在现世里的某种“无根”。病了的身体，待业的彷徨，与妻室两地分隔的冷清，大约都化作了这“归去”的推力吧。

王安顺终究是寻回来了，网络上说，家人团聚，恍如隔世。这自然是好的结局。但我却盼望，看客们不要只把这当作一桩“奇事”或“暖闻”，唏嘘一番便忘了。我们该当自问：这社会里，还有多少“王安顺”，正默默地将“病历”读作“死刑判决”，正悄悄地写着“遗书”，而他们身边的我们，可能早些伸过手去，将那误判的纸撕个粉碎，且大声告诉他：

“且住！你的病，有得医；你的路，不必一个人走。”

这或许，比那八个面包、六个红薯，更要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