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王朝（724）-永嘉之乱（19）

匈奴族。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国开国皇帝。匈奴族。匈奴冒顿单于之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

公元308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渊称帝时立长子刘和为太子。公元309年，匈奴汉国与西晋王朝的战略决战已至临界点。刘渊称帝后政权稳固，麾下集结了刘聪、王弥、石勒等能战之将，志在夺取中原正统。彼时石勒已攻略河北，成为匈奴汉国侧翼战力。而西晋历经“八王之乱”浩劫，中央军力枯竭、粮道断绝，洛阳沦为一座饥饿孤岛。晋怀帝司马炽与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相互猜忌，地方刺史坐视不理，帝国仅靠零星外援苦苦支撑。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期的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

公元309年9月，匈奴汉国第一次攻洛失利后，楚王刘聪上表力主再攻：“晋人气夺，兵力微弱，请速攻之。”公元309年10月，刘渊下诏，命刘聪、刘曜、王弥、呼延翼兵分三路，以“表里俱进”的钳形攻势，第二次猛攻洛阳（前线三军为“表”，后勤为“里”）。匈奴汉国三路大军互为犄角，精准践行刘渊的战略核心。刘聪主力正面施压，牵制洛阳守军主力。刘曜专攻金墉城，意图拔除洛阳西北制高点，打通总攻通道。彼时东方晋军援军多自兖豫二州西进，王弥穿插颍川、襄城，正扼其必经之路。王弥迂回东南，一则切断汴水、伊洛水漕运粮道，二则阻截东方晋军援军，完成“围点、剪翼、断粮”的闭环攻势。

西晋地图。

西路为主力中军，由刘聪亲率。大军自平阳（今山西临汾）出发，沿汾水南下。从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口南渡黄河，经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北），于公元309年10月21日进抵宜阳，距洛阳仅九十里。公元309年10月26日，匈奴汉国前锋军渡过洛水，直抵西明门外。在城西一舍扎营。洛阳城陷入空前正面压迫。

金墉城位于汉魏洛阳故城西北隅，三国曹魏时魏文帝曹丕在此兴建百尺楼，随后魏明帝曹叡将其扩建成军事堡垒。

西北路是攻坚偏师，由始安王刘曜率领进攻金墉城。金墉城坐落于洛阳西北邙山之上，俯瞰洛阳城、控扼黄河渡口与邙山通道，是洛阳外围防御的“咽喉”。金墉城并非普通城池，而是曹魏明帝曹叡于公元233年所建的堡垒。金墉城由三座相连的小城组成（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墙高达四丈，基厚五丈，且因地处邙山制高点，易守难攻。城内不仅储备了大量粮秣，更设有复杂的藏兵洞与射箭孔道，是曹魏时期‘洛阳八关’防御体系的核心枢纽。西晋沿用此城后，更在其侧翼加筑了‘城中城’，驻有精锐禁军。对匈奴汉军而言，金墉城不仅是俯瞰洛阳的瞭望塔，更是切断黄河渡口与邙山通道的‘铁闸’。若不能拔除此城，匈奴汉军即便兵临城下，也会遭侧翼伏击。金墉城一旦失守，匈奴汉军便可凭高攻击洛阳主城。而且能接应河北援军。

刘曜。匈奴族。汉赵末代皇帝、军事家。光文帝刘渊堂侄，宣成帝刘绿之子。

刘曜自刘聪军中分兵西北，箭矢如雨、云梯环列。集中兵力猛攻这座战略堡垒，喊杀声震彻邙山。东路偏师为迂回兵团，由征东大将军王弥率领。王弥军自平阳东出，穿越轵关陉（太行八陉之一，今河南济源西北）进入河内地区。轵关陉乃太行八陉中最险峻的通道之一，南起轵县（今河南济源），北至山西阳城，全长约200里。峡谷深处仅容单车通行，两侧峭壁如削，是连接山西高原与河内平原的‘咽喉锁钥’。战国时期，秦军多次经此道东进中原。东汉末年，袁绍亦由此道南下争锋。对王弥而言，轵关陉不仅是快速穿插的捷径，更是一条‘隐形补给线’。河内地区富庶，沿途郡县仓储丰盈。匈奴汉军可就地掠粮，无需依赖后方长途运输。此道之险，足以让晋军疏于防备，而匈奴汉军却能出其不意直插洛阳东南腹地。

太行八陉。太行山中多东西向横谷（陉）。

王弥军后经轘辕关（今河南偃师东南）穿插至洛阳东南的颍川、襄城一带。他一面攻击仓垣（今开封北）等粮仓，切断东南漕运。一面在兖豫二州掠夺粮草、招抚流民，既扩充兵力，又震慑东方潜在的晋军援军。王弥的军事行动，鲜明地体现了汉国“以战养战”的后勤模式。这支迂回兵团自身并无稳定的后勤线，其军需给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沿途郡县的即时掠夺。这意味着，汉军的攻势与其后勤能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们既要通过破坏晋朝的漕运体系来扼杀洛阳，同时又极度依赖从这些富庶地区抢夺粮食来维持自己的军事存在。一旦掠夺不及或遭遇坚壁清野，大军便会陷入饥饿，从而动摇整个战略的基石。匈奴汉国皇帝刘渊的岳父，大司空呼延翼则率领步兵主力独立进军，自并州出绛郡南渡黄河，负责运输攻城器械与粮秣，为刘聪、刘曜两军提供后勤支援。这正是汉国“表里俱进”中“里路”的关键支撑。

司马炽。西晋第三位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第二十五子。晋惠帝司马衷异母弟，母为王媛姬。

面对数万匈奴汉军形成的铁桶合围，西晋朝廷陷入巨大恐慌。城内人心惶惶，粮草匮乏之下，防御压力陡增。这种恐慌因朝廷内部的深刻裂痕而加剧。晋怀帝司马炽与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虽在强敌压境时暂搁公开冲突，但权力猜忌已深深侵蚀了防御体系的核心。东海王司马越总揽军政，其号令往往绕过朝廷直接下达。而晋怀帝司马炽则试图通过亲近的宦官与少数朝臣掌握部分禁军指挥权，形成隐性的对抗。其结果是守城兵力被隐然分割为“相府兵”与“宫廷卫”两个系统，协调不畅。至关重要的粮秣调配也因双方争夺控制权而效率低下。就连向地方发出的勤王诏令，也因盖有皇帝玉玺或丞相府印的区别，而被一些观望的刺史视为朝廷不和的信号，从而迟疑不前。

司马越。东海王。太傅。晋宣帝司马懿四弟曹魏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文献王司马泰长子。

面对绝境，东海王司马越被迫启动应急防御，推出三项核心举措：其一，在洛阳城内强行征发宫中及园林马匹，募集三千敢死士编为“宫甲”，由亲信统领日夜巡防；其二，命令裴宪、何伦趁夜出城，在西明门外谷水西岸抢筑“却月垒”。这座半月形工事外接河水可阻汉军涉水，内连洛阳城墙形成掎角。既缓冲攻城压力，又可作为反击据点，精准破解了汉军“凭水立营”的优势；

张轨。西汉赵王张耳之后，前凉开国君主。

其三，向各地急发勤王诏，其中最寄望于凉州刺史张轨。两年前（公元307年），张轨麾下凉州督护北宫纯曾率千余凉州勇士千里驰援，于津阳门外大破王弥、奇袭河东击退刘聪，“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威名震慑中原。凉州刺史张轨素以忠于晋室自居且麾下凉州军力完整。

北宫纯。西晋名将。

因此张轨接诏后即刻响应，派遣北宫纯率数千凉州骑兵再度赴援。凉州骑兵皆精锐，即刻入驻却月垒，补足洛阳守军野战短板。凉州骑兵不仅补强了兵力，更成为守城军民的精神支柱。被动死守绝非长久之计，公元309年10月30日，夜色如墨，星斗无光。一场决定战局的突袭正在酝酿。北宫纯奉东海王司马越之命，亲自募集千名死士发起夜间突袭。凉州骑兵马蹄裹布，衔枚疾进。

北宫纯夜袭匈奴汉国大营。

分作两路：东路死士手持火把直扑匈奴汉军营寨，点燃栅栏营帐，火光冲天之际齐声呐喊造势。将匈奴汉军主帅呼延颢的兵力牵制在救火前线。西路则趁黑潜行，北宫纯亲率壮士破帐而入，阵斩呼延颢，夺旗而还。

呼延颢，匈奴族，匈奴汉国/前赵政权，征虏将军

主帅阵亡令汉军瞬间崩溃，士卒惊骇自相蹈藉，死者数千。这场惨败迫使刘聪将残兵南撤至洛水南岸，与刘曜主力会合，洛阳的陷落危机暂时解除。然而，就在刘聪收拾败军之际，一个更致命的打击从其后方传来。 汉军的后勤命脉遭重创。

呼延翼。匈奴族，是两晋十六国时期汉国（前赵）的重要开国元勋和外戚。

公元309年11月5日，匈奴汉国大司空呼延翼率领的步兵后军行至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时爆发哗变。这支军队多为强征的羌胡部落。本就对汉国缺乏归属感，加之沿途州县残破、粮草断绝。士兵饥寒交迫，最终斩杀呼延翼后四散奔逃。呼延翼麾下的羌胡步兵，实为汉国强制征发的‘奴兵’。匈奴骑兵可优先掠夺精粮、绢帛甚至人口。而羌胡士兵仅能分到霉变粗粮与腐肉。攻城时，羌胡兵被驱赶在前充当‘人肉盾牌’，匈奴监军则在后方以弓箭督战。更致命的是，当大军深入弘农，西晋坚壁清野令‘以战养战’失效。羌胡兵每日口粮竟被削减至‘三合米一碗’（约合现代200克）。而匈奴贵族仍私藏美酒肉食。这种‘同军不同命’的绝望，最终在大阳渡口爆发。士兵杀掉匈奴监军时，从其营帐中搜出整仓未分发的精米。

羌胡兵哗变。

愤怒的羌胡兵将其纵火焚毁，彻底断绝了汉军的后勤希望。这场哗变并非偶然的军纪败坏，而是汉国“胡汉分治”体制下羌胡部落归属感彻底崩塌的必然结果。匈奴汉国大司空呼延翼被杀，后队步兵哗变溃散。使得前线匈奴汉军顿时失去粮秣与攻城器械供应。王弥、刘曜急遣人赴陕县催粮，得到的回复却是“运粮车不足五百辆，仅够支撑十几天”。而此前掠夺的粗粮不堪久储，大军只能坐待后方精粮。匈奴汉国皇帝刘渊接到奏报后，当即下诏令全军撤回平阳，避免陷入更大溃败。

刘聪。匈奴族。汉赵第三位君主。光文帝刘渊第四子，母为张夫人。

但前线总指挥楚王刘聪却陷入两难。他此前力主再攻洛阳。若此时撤军，恐被匈奴汉国朝野视为“失算”。不仅损害个人威望，更会削弱其在匈奴诸部中的号召力。要知道，刘聪身为楚王。素怀野心，权势根基全在战功。而他与太子刘和的储位之争已暗流涌动。此次攻洛若无功而返，将直接影响其政治筹码。反观匈奴汉国皇帝刘渊的撤军诏令，实则暗藏双重考量。既为避免主力溃败，也意在平衡诸子权力。防止刘聪借灭晋之功威压朝廷、威胁太子地位。这道诏令，既是皇权对强藩的节制。亦是对功臣儿子的政治制衡。本质是汉国‘胡汉杂糅、军政合一’体制下，皇权继承与军功势力矛盾的集中爆发。在政治压力与军事困境的双重煎熬下， 素来信奉巫卜的刘聪，决定亲赴嵩山祭祀祈福，妄图借神灵之力扭转战局。

孙询。参军。

公元309年11月14日，刘聪留下平晋将军刘厉、冠军将军呼延朗代理指挥。自己前往嵩山（今河南登封）祭拜。主帅离营的破绽，被西晋敏锐捕捉。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孙询当即建议趁机突袭，司马越采纳计策。派遣孙询、丘光等率三千精锐从宣阳门出击，直扑汉军留守营地。晋军突袭成功，斩杀呼延朗，刘厉因惧怕刘聪问责，惧罪自杀。

呼延朗。匈奴冠军将军。

连失呼延颢、呼延翼、呼延朗三员大将，粮秣已尽，匈奴汉军士气跌至谷底。王弥向刘聪进言：“洛阳城防坚固，我军运粮车遭袭，粮草将尽。不如您与刘曜退回平阳筹措粮饷，我收兵兖豫以成掎角，再图进取。”这番话戳中要害，但刘聪仍不愿认输，上表强撑“晋军气数将尽，旦夕可破”。

呼延颢、呼延翼、呼延朗三员大将被杀。

就在此时，匈奴汉国太史令宣于修之观测天象后急奏刘渊：“洛阳星空焕彩，气运未绝。两年内不可强攻，否则必败。”本就因后勤崩溃忧心的匈奴汉国皇帝刘渊，当即下严诏强令楚王刘聪班师，不许再迁延。诏书读罢，大帐内死寂如坟。楚王刘聪并未如往常般暴怒，只是死死盯着那卷明黄的丝帛。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泛白，直至将那纸诏令捏得皱成一团。他走到帐口，隔着凛冽的寒风遥望洛阳城头隐约的灯火，眼中燃烧的不再是此前的狂妄，而是一种近乎赌徒输光筹码后的阴鸷与不甘。只差一步，那座孤城便是他的囊中之物，更是他踩着兄长刘和登上储位的最坚实台阶。然而父命如山，这道诏书不仅是军事上的止损，更是那把悬在他头顶的皇权之剑，冷冷地警示他。你是臣，也是子，唯独不能是这天下的主人。公元309年11月20日，刘聪、刘曜连夜率败兵自陕县北渡黄河，循汾水返回平阳。王弥则率本部东出轘辕关，转入颍川、襄城，继续经略兖豫，招纳流民数万扩充势力。匈奴汉国“速取洛阳”的战略彻底破产。这场战役的胜负，本质是“速战速决”与“以守为攻”的战略博弈。匈奴汉国长于野战却短于攻坚。分兵虽形成合围，但后勤依赖掠夺导致根基不稳。西晋则依托坚城与却月垒进行持久消耗，北宫纯的夜袭成为防御体系中的点睛之笔。而凉州援军的及时赶到则起到了关键的战力与精神支撑作用。匈奴汉国的战略转向自此开启。第二次攻洛失败使其折损逾万兵力、丢失全部攻城器械。匈奴汉国皇帝刘渊不得不放弃“斩首行动”。转而采纳“先剪枝叶、后拔根本”之策。王弥经略兖豫、石勒横扫冀荆。逐步剪除洛阳的外围屏障与粮道。而西晋虽暂时守住都城，却已深陷“孤城无援”的绝境。地方藩镇多持观望态度，中央权威日益萎缩，政令不出宫门，完全无法组织有效反击。

王弥。西晋叛民领袖，汝南太守王颀之孙。

公元309年11月，匈奴汉国加速编织战略大网。王弥在豫州搅动东南，切断洛阳最后补给线。匈奴汉国东线驻军自内黄向西进逼。曹嶷受任攻略青州，构建东方包围网。公元310年正月，洛阳已陷入东、南两个方向的宏大包围之中。匈奴汉国的战略调整成效初显，西晋的总崩溃进程不可逆挡。公元309年的这场洛阳攻防战，看似以西晋的惨胜告终，实则推倒了旧秩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两年后的永嘉之乱，洛阳的陷落早已在此时埋下伏笔。旧帝国在自我倾轧与外部打击下土崩瓦解。新的势力在混乱中悄然崛起，中原历史即将迈入一个动荡而全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