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大叙事留给平谷古村落的印迹（1）

南独乐河的“独乐”二字或与《孟子·梁惠王下》所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没有任何关系！南独乐河是商周时期开始形成村落的，此后人聚人散，分分合合。直到明代，村落又热闹起来，但名称不雅，叫做“渡漏河”。只因流淌于村北的那条渡漏河，水势或大或大，随季节而变，所以沿岸村落的名称也随之而来。这不雅的名称，于很多村民而言却是招来贫穷的不吉之兆，于是，“渡漏”改成“独乐”。

与南独乐河相对的北独乐河最早形成于明初。当时的聚落名称叫做曹家胡同，这个名曰“胡同”的村落莫非也是与“井”有关？实际上，曹家胡同形成于燕王朱棣扫北之后，彼时的一大群随军家属就是在这里安家落户，最终形成了一条胡同状街巷，又因为首户人家姓曹，于是出现了“曹家胡同”。从曹家胡同名称的出现过程大致可知：这里的“胡同”来自两边有村落建筑物的人行通道，也由于曹家胡同地处独乐河（渡漏河）北岸，所以被更名为北独乐河。

燕王扫北时的随军家属不止于曹家胡同一带安居。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南独乐河镇的其他区域内：比如邢家庄，便是因为首户姓邢才得此名称。还有些村落，在明初建造起土城：比如卜子庄，便是由明代把总领兵驻守于此，所以在当时称作“堡子庄”。这个“堡”，是bu的三声，用在带有军事防御性围墙的村庄；此外，还有bao的三声，是军事防御工程（工事），亦有pu的四声，多用于传递信息的驿站。卜子庄的形成，或是明初兵屯的结果，因为民众的迁移，一般不会修筑带有城墙的村寨。

若说起安营扎寨，我们不妨上溯七百多年，也就是唐朝的时候。相传，唐王李世民东征的时候，曾经路过南独乐河，在行进途中，李世民在一处叫做“甜水峪”的地方扎寨。甜水峪的东头，有一处高高的土台子，兴之所至，李世民带着麾下一干人等登台瞭望，台下的营垒、军马、兵士皆历历在目，于是，这个土台子便被称作“望马台”。到了明永乐年间，在唐王歇过脚的甜水峪村，朝廷派人建造其育马营和牧马场，周遭还建有军仓和练兵场等。多少年后，这里改称甘营。甘营村东的望马台则由明初山西洪洞县的移民王、闫两姓落户，名称未变，一路使用至今。时间又过去四百多年，到了清光绪六年（1880），闫姓人家来给甘营的刘宪家看坟，最终形成了新的村落。刘宪的资料十分稀缺，但毕竟是个官员，死后拥有石马等陪葬物。闫姓人家的看坟村落，也取名“石马子”，且一并留存下来。

在南独乐河境内有个名为“峨眉山”的村落。此“峨眉山”显然又非彼“峨眉山”，它不过是村北小山的名称谐音而已。村北小山，由于形如蛾，两侧山谷分别延至左右，就像两条细眉，因此被当地村民称作“蛾眉山”，到后来，干脆与四川的峨眉山同音且同字。

就在这峨眉山上，用石头修筑起高大的城池，修这城池，是为了屯兵，而屯兵，则是为了守卫北寨长城口，这屯兵的地方，就是建造于明天顺七年（1463）的峨眉山营。说来也很有意思，峨眉山营出现的时间正好是徐达于明洪武年间修筑长城之后，戚继光于明万历年间修建长城以前，它所防御的对象是北元政权的继承者瓦剌。在峨眉山营建造的七年前，发生了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天顺复辟”，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重获皇位。而再往前推七年，在“土木堡之变”中，朱祁镇成为瓦剌首领也先的最高级战利品。到了峨眉山营建造的时候，尽管也先已死，瓦剌的势力大不如前，但与瓦剌势力此消彼长的鞑靼势力，依然是明王朝的严重边患。守边，守边，一直是明朝历代政府必须做的事情。

比峨眉山营出现时间略早的是北城寨，也就是而今的北寨村。因为设置在明长城的南侧、峨眉山的山口之外，所以称作“北城寨”。

刘家河的名称源自近代的一名乐善好施、出面组织开渠导水的刘姓村民。而刘家河的历史则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在1977年8月，刘家河村迎来了建村后的最重要时刻之一，一座古墓被发现，此墓出土金、铜、玉、陶四类器物40多件，属于商代中早期的墓葬。而今，一批出土于刘家河的文物正在首都博物馆内收藏或展出。了解北京历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商周时期的北京文物主要出现于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在琉璃河遗址的区域之外能够发现如此精美的商代文物，这在北京地区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