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斋庋藏与松江画派的现代承传

近现代重要收藏家庞元济之“虚斋”与明代书画艺术重镇松江（华亭）画派之间有着深层的文化承续关系。上海云间美术馆馆长徐迪旻认为，庞元济的收藏实践并非仅止于个人雅好，实为民国时期江南文化精英在现代化与西风东渐背景下，对本土古典艺术文脉的一次自觉梳理、价值重估与跨时代接续。

松江画派在明清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极为重要的艺术流派，虚斋的收藏活动，以上海为中枢，将松江画派的审美体系置于近现代中外艺术交流的语境中，其影响力贯穿整个清代，直至近代仍余波未息。

庞莱臣像

收藏巨擘与艺术渊源的相遇

民国时期的中国收藏界，以上海为中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其中，庞元济（字莱臣，1864-1949）以其宏富精良的古代书画收藏，树立了“虚斋”这一近现代收藏史的标杆。与此同时，在地理与文化的脉络上，与上海毗邻的松江（古称华亭、别名：云间），作为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的核心场域，曾孕育了以董其昌为宗师的“松江画派”，其理论与创作主导了中国文人画近三百年的发展走向。二者在时空上虽相隔三百年，却通过庞元济有意识、成体系的收藏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回响与文脉勾连。

西风东渐的民国语境下，传统文人画的价值体系面临冲击，本土艺术如何实现现代性存续与传播，成为文化界的重要命题。本文即由此切入，考察虚斋作为近现代收藏的“实体空间”与“文化符号”，如何成为激活、重构并传播松江画派艺术遗产的关键枢纽，进而阐释这种收藏行为在江南文化内部延续与现代化转型中的特殊意义，为当代地域文脉的活化提供历史参照。

地处南浔古镇的庞家旧宅

“虚斋”之主：庞元济的收藏世界与理念

庞元济，浙江湖州南浔人，出身丝商巨贾之家，为“南浔四象”之一庞云鏳之子。其财富为其收藏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其收藏的高度与眼光，则远超一般富商。庞氏筑“虚斋”于上海，广纳名迹，与张珩、吴湖帆、张大千等鉴藏家、画家交往频密，形成了一个高水平的艺术鉴赏圈。

其收藏不仅求“富”，更求“精”与“系统”。他并非简单地囤积作品，而是以著录、钤印、研究的方式确立其收藏的学术性。庞元济在《虚斋名画录》序中自言：“搜罗渐及国初，皆得自真迹，朝夕披览，此中滋味，觉津津有余。” 这“朝夕披览”的过程，正是其深入研习、与古对话的体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庞元济的收藏活动植根于上海这一新兴的国际化都市。上海在民国时期取代苏州、扬州等地，成为新的艺术品交易、收藏与展示中心。庞氏以上海为基地，既能便捷地吸纳因时代动荡而流散四方的古物，又能将藏品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他的收藏眼光，既深受中国传统文人画价值体系的影响，也隐然呼应着现代艺术史的分类与品评意识。

庞莱臣旧藏董其昌《秋兴八景》之一

庞莱臣《虚斋名画录》书函

松江的艺术星空：画派形成、理论建构与历史地位

历史上松江府文脉深厚，在明代中后期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松江是明代进士产出率极高的地区之一，文化世家林立（如董其昌家族、陆树声家族等）。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文人构成了画派的核心成员与欣赏者群体。

因此，松江画派（亦称华亭画派、云间画派）的形成绝非偶然，而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特定的经济、文化、社会与思想条件共同催生的结果，是艺术史内在逻辑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典范。董其昌（1555-1636）的出现是松江画派形成的最关键催化剂。他不仅是天才的书画家，更是一位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与理论建构能力的战略家。他提出的 “南北宗论” ，以禅喻画，崇“南”抑“北”，将王维、董源、巨然、米芾、“元四家”直至明代吴门画家及松江诸家，构建为一个以文人气息、书法用笔、平淡天真为尚的“南宗”正统谱系。此论虽不无门户之见与历史简化，却以其强大的理论概括力，深刻塑造了后世对中国绘画史的认知与评判标准。

松江画派并非仅指董其昌一人，而是一个以他为核心，有理论、有实践、有传承的松散共同体。在董其昌的旗帜下，松江地区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艺术集群。除董氏外，莫是龙（较早提出类似南北宗观点）、孙克弘（精于花鸟，收藏亦富）、顾正谊（华亭派开创者之一）、陈继儒（董其昌挚友，文化名流）等人，共同构筑了松江艺坛的繁荣。他们的艺术实践，强调师古化古，追求笔墨的形式趣味与“士气”，与稍早的“浙派”职业画风及同代吴门末流形成区别，将文人画推向了一个更注重哲学思辨与历史意识的新阶段。

清代《尚友图》 上海博物馆藏 （画中人物有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释智舷、鲁得之、项圣谟）

总之，松江画派的形成，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晶，是地域经济文化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寻求艺术表达与历史地位的必然产物，更是董其昌个人天才与历史机遇相結合所引爆的一場中國文人畫史上承前啟後的關鍵變革。松江画派因此不仅是地域概念，更是一种美学观念的代名词，其影响经由清初“四王”的推崇而笼罩整个清代宫廷与士人画坛，是一套影響後世三百年的繪畫美學體系的奠基者。

松江画派所建构的文人画美学体系，在三百年后，恰为庞元济的收藏实践提供了价值锚点。

虚斋与松江：收藏实践中的文脉接续

庞元济的虚斋收藏与松江画派之间的具体联系，可从系统性庋藏、地域文化自觉、现代传播推广、鉴藏互动再生四个维度进行细致考证与阐发：

（一） 系统性庋藏与核心聚焦：理论认同下的实物构建

《虚斋名画录》及其续录，是研究其收藏的最直接文献。庞元济不仅以宏富的藏品构建起松江画派的实物体系，更以精辟的论述展现出对董其昌画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其收藏行为是建立在坚实学术认知之上的自觉选择。

在《虚斋名画录·序》 中，他开宗明义地梳理画史脉络，明确指出：“有明一代，画法荟萃，莫盛于吴门、华亭。思翁（董其昌）继起，秀润天成，独开生面，实为画禅宗匠。” 此论将董其昌置于明代画史的顶峰，并以“画禅宗匠”誉之，精准把握了董氏融合禅理与画学的核心贡献。在具体藏品的审定中，其论述更为细致，例如在鉴定一幅董其昌山水时，他题跋道：“此思翁中年极精之品，用笔苍润，设色淡雅，全以书法透入画法，是其所独至。” 此处点出了董其昌“书画同源”实践的精髓。对于松江画派的整体风格，他亦有概括，在论及陈继儒作品时称：“眉公（陈继儒）与思翁气谊相投，笔墨亦在伯仲间，俱以生秀之趣，破当时板结之习，此华亭一派所以超轶前贤也。”

16卷的《虚斋名画录》

《虚斋名画录》扉页

从藏品规模与质量来看，庞元济对松江画派的收藏，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在近代私人藏家中都堪称魁首。据《虚斋名画录》（十六卷）及《虚斋名画续录》（四卷）统计，两书共著录自唐至清绘画作品七百余件。其中，明确著录为董其昌的作品多达四十五件（包括山水、书法、绘画合册），这个数量在当时私人收藏中无出其右。此外，著录的松江画派其他名家如孙克弘、莫是龙、陈继儒，以及深受董氏影响的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作品，总数超过百件，占全书明清绘画著录总量的15%以上。对比同时期吴湖帆“梅景书屋”藏董其昌作品十余件、张珩“韫辉斋”藏二十余件的规模，足见虚斋收藏的系统性与领先性。

这些藏品不仅件件精良，而且许多都是著录累累、流传有绪的“名品”。其中最著名者包括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仿古山水册》、《仿杨昇没骨山水图》轴、《青卞图》，以及孙克弘的《百花图卷》、陈继儒的《雾村图》等。庞元济在其上钤盖“虚斋至精之品”等鉴藏印，以示其重视程度。通过收藏如此规模与质量的松江画派核心作品，虚斋实际上建立起了一套关于“南宗”文人画的实物标准库，为后世的研究与鉴赏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范本。

地域文化的自觉承续：江南文脉的跨时空呼应

庞元济虽为湖州南浔人，但其主要活动地上海，在历史上长期隶属于松江府辖境。民国时期，上海在行政上虽已独立，但文化根系仍与松江紧密相连。

庞氏以寓居上海的“他者”身份，大量收藏 “本地” 先贤杰作，这一行为本身，即可视为对江南文化核心区域艺术正统的追认与致敬。这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品投资，更是一种文化归属感的体现。他的收藏，仿佛为明清以来渐趋散佚的松江书画传统，建立了一座私人的、却具有公共文献价值的“纸上博物馆”，使得这条文脉在实体与精神上得以汇聚和存续。

现代展示与国际传播：从私藏到文化符号的转化

庞元济的虚斋藏品，并未秘不示人。他积极参与了1920年代在上海举办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等重要艺术活动。例如，1924年、1926年在上海书画研究会举办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中，虚斋所藏的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王鉴《仿黄公望山水轴》等十余件松江画派及受其影响的作品曾公开展出，引发中日艺术界的广泛关注。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观展后撰文评价，称董其昌作品“笔墨简淡而意境高远，堪称东方文人画的典范”，国内《申报》《美术杂志》亦对展览进行专题报道，强调虚斋藏品“为民族艺术张目”。

在此过程中，庞元济常与海派书画巨擘吴昌硕、实业家兼画家王一亭等人合作。吴昌硕作为艺坛领袖，其艺术品味亦深受文人画传统滋养；王一亭则擅长策划与交际。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 “藏家（庞元济）—艺术顾问/文化象征（吴昌硕）—策展推广者（王一亭）” 的现代合作模式。通过国际展览、出版图录等现代传播手段，松江画派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书斋秘玩，而是被赋予了民族艺术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国际艺术对话的舞台。这无疑为古老的松江画派注入了现代性的阐释维度。

明 曾鲸、项圣谟 《董其昌小像》 上海博物馆藏

鉴藏互动与艺术再生产：笔墨精神的民国延续

虚斋藏品对当时的书画家产生了直接影响。张大千、吴湖帆等人都曾观摩、临仿过虚斋所藏的董其昌等名家真迹。尤其是吴湖帆，作为吴大澂之孙，本身亦是重要收藏家与画家，他继承并发展了董其昌及“四王”的画学理念，其艺术道路与虚斋的收藏趣味可谓同声相应。

1930年，吴湖帆曾借观虚斋藏董其昌《仿古山水册》，历时一月临仿完成一套八开临本，该临本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题跋中称“思翁此册集宋元诸家之妙，虚斋藏之，堪称墨林至宝，余临之，乃悟书画同源之旨”。张大千在1928年拜访虚斋时，也曾对董其昌《仿杨昇没骨山水图》轴反复揣摩，其后期创作的没骨山水作品，明显可见董氏画风的影响。通过这种藏家与艺术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松江画派的笔墨精神在民国画坛得以“再生产”，融入了新的时代气息。

董其昌《仿古山水册》局部

从私藏到公器——文脉延续的现代转型

庞元济的虚斋与松江画派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的收藏者与被收藏物的关系。

虚斋的收藏体系，是对董其昌所奠立的“南宗”文人画价值谱系的高度认同与实体化呈现。庞元济以精准的鉴藏眼光与系统的著录方式，将松江画派的美学理念转化为可触摸、可研究的实物载体，为传统文人画价值的当代认知奠定了基础。

在江南文化中心从苏州、松江向上海迁移的现代化进程中，庞元济以其收藏，完成了对前一艺术高峰（松江）成果的抢救、整合与精神承续。他以“纸上博物馆”的形式，让散佚的松江画派珍品汇聚一处，实现了地域文脉的跨时空延续。

庞元济的虚斋与松江画派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现代性转换的桥梁，通过著录、钤印、展览、交流，虚斋将古典的、地域性的松江画派遗产，转化为可被现代艺术史叙述、可进行国际对话的公共文化资源。其与吴昌硕、王一亭的合作模式，更是开创了传统藏品现代传播的先河。

庞元济之后，其部分藏品陆续入藏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公藏机构，真正从“虚斋”之私藏，化为民族之公器。这使得松江画派的经典作品得以在更广阔的平台上继续发挥美学教育与史学研究的作用。

因此，虚斋的个案雄辩地说明，伟大的收藏不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行为。它能够在历史转折处，通过对过往精粹的集中保存与重新阐释，为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创新提供关键的养分与支点。虚斋与松江画派的这段因缘，正是江南文脉生生不息、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性转化的一个生动注脚。

陈继儒《梅花图》册 局部

虚斋经验对当代文脉传承的启示

作为云间美术馆研究与策展的重要参考，虚斋与松江画派的文脉接续经验，可为当代地域文化活化提供两大实践路径。比如可以策划“虚斋藏松江画派作品特展”，以“文脉传承”为主线，分“古脉——松江画派的美学建构”“续脉——虚斋的收藏与传播”“新脉——当代艺术家对松江画派的再诠释”三个单元。联合上海博物馆等公藏机构借展虚斋旧藏的董其昌等名家作品，展出庞元济鉴藏印、民国展览文献，同时邀请当代水墨艺术家创作以松江画派笔墨为灵感的新作，实现古今艺术的对话。

同时也可以举办“虚斋与松江画派”学术研讨会，邀请书画鉴藏家、艺术史学者、当代画家参与，探讨“私人收藏如何成为公共文化资源”“地域文脉如何在现代社会活化”等议题。会后整理研讨会论文集，结合展览推出配套读本，扩大研究与展览的影响力。

董其昌《“寒塘沉沉柳叶疏”诗扇》页 局部

庞莱臣旧藏董其昌《秋兴八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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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云间美术馆馆长、上海陈佩秋慈善基金会副会长）

来源：徐迪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