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绥化围猎：3亿家产归了退休警察，孤儿寡母还要倒赔9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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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地标建筑：以前的“美食城”，现在的“中兴春天”。刘虎 摄）

政府说：虽然违法了，但是现在大楼已经建起来了，商户都入驻了，如果撤销这个违法行为，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确认违法，但不予撤销。

『案情』

这是一起发生在黑龙江绥化的“商业恐怖故事”。

2005年，北京商人刘弘睿在知名演员寇振海的牵线下，赴绥化投资建设地标项目“圣福华商贸中心”。在经历了长达8年的拆迁拉锯战后，刘弘睿积劳成疾，于2013年临终前与当地退休警察、商人寇成兴签订协议，约定以1.5亿元保底转让项目。

然而，刘弘睿去世后，局面彻底失控。寇成兴被指利用刘弘睿患有认知障碍的八旬老母，通过虚假材料变更法人、签署新协议，废除了1.5亿的保底条款。

随后，寇成兴方面将价值数亿的土地和项目非法过户至自家名下。虽然绥化市政府在2024年出具复议决定，承认当年的土地转让“违法”，但以“木已成舟”为由不予撤销。

更魔幻的是，原本应拿回1.5亿补偿的刘弘睿家属，反被寇成兴方面起诉。当地法院在一系列被指“拉偏架”的审判后，判决受害者倒赔寇家9500余万元，并将公司剩余资产通过“代位权诉讼”悉数清缴。一个退休警察，就这样在法律的眼皮底下，完成了一场完美的“吃绝户”。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Review

在东北黑土地的凛冽寒风中，总是流传着关于“狠人”的传说。但真正的狠人，从来不是戴大金链子在烧烤摊上叫嚣的社会大哥，而是那些手里拿着印章、身后站着亲戚、嘴里讲着法治的“儒雅长者”。

最近，黑龙江绥化的一桩旧案被翻了出来。故事的主角不是什么商业巨擘，而是一位退休的人民警察——寇成兴。

这位前公职人员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MBA课，课程的名字大概可以叫：《如何通过合法程序，把别人的3个亿变成我的》。

我们常听说一句话，“投资不过山海关”。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这是地域歧视，是南方资本对北方老铁的傲慢。但看完绥化这家名为“圣福华”公司的遭遇，我不得不感叹：

这不是投资环境的问题，而是生存环境的问题。在北京，你可能是个体面的开发商；到了绥化，你可能就是一只待宰的肥羊。

（关联报道详见网易号“法治边角料”）

1、 托孤变成了“吃孤”

故事的开头，像极了一部充满了温情与理想主义的年代剧。

2005年，著名的“老爷专业户”、演员寇振海做媒，北京商人刘弘睿带着巨资和梦想来到绥化。彼时的绥化市领导满怀热忱，希望打造一个当地的“王府井”。

刘弘睿信了，即使面对的是一片还要自己掏几千万拆迁费的“毛地”，他也认了。这大概就是那一代企业家的情怀，总觉得只要替政府分忧，政府总会记着你的好。

但现实是残酷的。八年抗战般的拆迁，耗干了刘弘睿的资金，也耗干了他的生命。2013年，在项目即将净地交付的前夜，刘弘睿倒下了。

这时候，那个关键人物——

寇成兴出现了。

寇成兴当时的身份很有意思，他既是绥化市公安局的警察，又是当地实力雄厚的“海兴公司”实控人。在那个年代，这种“警商一体”的身份，在当地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病榻上的刘弘睿，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后悔、也最无奈的一个决定：托孤。他与寇成兴签了一份协议：我把项目给你，你给我家属留1.5个亿。

对于一个投入了八年心血、垫资数千万的项目来说，1.5亿仅仅是个保本价，这是刘弘睿留给孤儿寡母最后的救命钱。

刘弘睿大概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以为自己是刘备，对方是诸葛亮。但他忘了，这不是汉室宗亲的天下，这是绥化的江湖。他前脚刚走，后脚“诸葛亮”就把“阿斗”给炖了。

2、 拿捏老太太的艺术

刘弘睿去世仅一个月，寇成兴就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兵贵神速”。

他没有去找刘弘睿精明的妻子谈，而是直接找到了刘弘睿年近八旬、且患有认知障碍的老母亲——王静。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位刚刚丧子的八旬老太，面对一位曾是警察的“大老板”，对方拿出一堆文件说：“签了这个字，就给你钱，合同不用看，肯定对你有利。”

于是，魔幻的一幕发生了。在刘弘睿尸骨未寒之际，这位老母亲被推到了前台，成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随后，两份新的转让协议迅速出炉，那份救命的1.5亿保底协议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一份金额模糊、任由寇成兴拿捏的新合同。

这是一场针对弱势群体的精准围猎。

更绝的是，虽然工商局后来查实材料造假，撤销了王静的法人身份。但在王静当“伪法人”的那短短几天里，寇成兴已经拿着她签的字，把最核心的土地资产——那个未来的“绥化王府井”，过户到了自己女儿的公司名下。

这操作，行云流水，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体面值几个钱？

3、 “违法但有效”的行政逻辑

如果说寇成兴的操作只是商人的狡诈，那么当地职能部门的表现，则让人感到了彻骨的寒意。

土地转让的过程，简直是把《土地法》按在地上摩擦。

根据规定，转让协议签订后30天内必须申请变更，他们拖了两年；变更必须有公告，他们没有；必须有地籍调查表，他们也没有。甚至连办理手续的人——圣福华的代理人是已经被开除的前员工，海兴的代理人竟然是工商局的公职人员。

这是一场从头到尾都散发着腐烂气息的违规操作。

直到2024年，也就是十年后，绥化市政府终于在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承认了：当年的土地变更行为“违法”。

你以为正义终于迟到了？太天真了。

这份决定书的后半部分，才是真正的神来之笔。政府说：虽然违法了，但是现在大楼已经建起来了，商户都入驻了，如果撤销这个违法行为，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确认违法，但不予撤销。

翻译一下这段话：虽然小偷是把你的车偷走了，这确实违法。但小偷现在已经把车改装成了出租车，还在拉客运营，如果把车还给你，乘客就不方便了。为了“公共利益”，这车就归小偷了吧。

什么时候，保护一个非法侵占他人资产的私营老板，成了“公共利益”？这种“生米煮成熟饭就能合法化”的强盗逻辑，一旦被公权力背书，那以后谁还守法？大家只要比谁手快、谁饭煮得快不就行了？

4、 司法“盲盒”与消失的卷宗

如果行政权力的傲慢让你窒息，那司法权力的“配合”则让你绝望。

拿走了地，没给钱，这还不够。寇成兴反手把圣福华告了，理由是：我为了处理你留下的烂摊子，多花了好多钱，你得赔我。

绥化市北林区法院的法官们，在这一刻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素养”。

他们无视了圣福华提出的回避申请——尽管寇成兴是老公安，尽管他的亲属在法院系统身居高位。他们追加了17户回迁户做第三人，却死活不肯追加那个最关键的证人——签了字的老太太王静。

在一审判决中，法院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计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寇成兴不仅不用给那1.5亿，反而是圣福华欠了寇成兴9500万。

这一进一出，就是2.5个亿的落差。

而在执行阶段，操作更是粗暴得令人发指。价值1.3亿的房产，流拍后以6000万抵债给寇成兴；价值8000万的大楼，作价4000万抵债。

此后，当圣福华发现利息计算严重错误，去法院申请执行异议时，法院给出的理由足以载入中国法治笑话集：“申诉资料丢失了。”

卷宗会丢，法官会缺席，但寇成兴的资产收割机永远准时。

5、 谁的“王府井”？

如今，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绥化王府井”，早已更名为“中兴春天”。它是绥化的地标，灯红酒绿，人流如织。

但在我眼里，那不是一座商业中心，那是一座巨大的墓碑。它埋葬了一个北京商人的生命，埋葬了一家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埋葬了人们对当地法治环境的最后一点信心。

据报道，寇成兴家族如今已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资产数亿。

他的女婿在北京高院，他的侄子在市人大。这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外地人刘弘睿一头撞进去，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傲慢、法律的缺位、人性的贪婪。

圣福华公司在举报信里问：“做一个提前退休的公安干警，哪里来的几个亿资金？”这个问题，大概率不会有答案。因为在那个封闭的生态系统里，寇员外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受益者，更是规则的裁判者。

或许有人说，这是商业纠纷。然而，这却不是。商业纠纷的前提是双方地位平等，契约精神存在。当一方可以随意调用行政资源修改档案，可以利用司法关系左右判决，甚至可以让违法行为获得“豁免权”时，这就不是商业，这是狩猎。

黑龙江的雪还在下，很白，很冷。不知道这层厚厚的白雪，还能掩盖多少像圣福华这样的“冻死骨”。

我们期待上级巡视组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毕竟，如果连“抢劫”都能被法律确认为“有效”，那我们失去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投资项目，而是整个社会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