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靠施工背景下工程款责任主体及数额认定，最高法：民再 272 号

一、案情介绍

本案是一起围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工程款支付主体及数额认定展开的复杂纠纷，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多轮审理，涉案主体众多，法律关系交织。

再审申请人为贵州凯和某公司（以下简称凯和公司）及其安顺分公司（以下简称凯和安顺分公司），被申请人为实际施工人王某，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为贵州聚安源某公司（以下简称聚安源公司）及陈某、余某等多名自然人。案涉工程为安顺多彩万象旅游城主题酒店相关项目，核心争议源于工程分包、结算及工程款支付责任的归属。

2013年11月，凯和安顺分公司与丁某签订《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协议》，约定丁某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揽案涉项目，需向分公司交纳管理费，实质为丁某借用凯和安顺分公司资质施工。2014年5月，丁某以聚安源公司项目部名义与王某签订《分包合同》，将温泉宾馆及接待中心工程分包给王某。后续丁某又以个人名义与王某签订《补充协议》，并于2015年5月签订《清算协议》，确认工程总价款1420万元，扣除已支付500万元及310万元转让债权后，尚欠610万元。

另查明，2014年6月，凯和安顺分公司与建设方签订《温泉小镇建筑施工合同》，明确丁某为项目负责人；2015年7月，双方解除该施工合同。聚安源公司虽曾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丁某为项目负责人，但未实际参与工程承包、施工及款项支付。王某起诉要求聚安源公司、凯和公司、丁某支付剩余工程款610万元及利息，相关股东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分包合同》《补充协议》无效，《清算协议》有效，判决丁某支付610万元及利息，凯和公司在鉴定造价341.8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改判凯和公司、凯和安顺分公司与丁某共同支付610万元及利息。凯和公司及分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二、案件分析

（一）争议焦点：多重法律关系下的责任主体认定

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工程款支付责任的承担主体，这一问题的认定需厘清四方主体间的法律关系：

1. 凯和安顺分公司与丁某之间，虽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但实质为“挂靠关系”，丁某借用凯和安顺分公司的建筑资质承揽工程，向其交纳管理费，符合挂靠经营的典型特征；

2. 丁某与王某之间，《分包合同》虽名义上以聚安源公司名义签订，但后续《补充协议》《清算协议》均由丁某以个人名义签订，聚安源公司未实际参与合同履行、工程施工及款项支付，建设方亦否认与聚安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故实质为丁某将工程违法分包给王某，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

3. 凯和公司、凯和安顺分公司与王某之间，无直接书面合同，需判断丁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或职务行为，进而确定两公司是否需直接承担付款责任；

4. 聚安源公司与各方之间，其仅出具授权委托书但未实际参与工程相关活动，与案涉工程无实质关联性，不应承担付款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丁某作为凯和安顺分公司项目负责人，其签订《清算协议》的行为后果应由凯和公司及分公司承担；而最高人民法院则强调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丁某为直接付款责任主体，凯和公司因再审中明确表示维持一审判决，构成债务加入，才需在鉴定造价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二）难点解析：工程价款认定标准的冲突与抉择

本案另一核心难点在于工程价款应依据《清算协议》还是司法鉴定意见确定，这一问题直接影响欠款数额的认定：

1. 从合同主体角度，《清算协议》由丁某与王某签订，是双方针对已完工程结算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签订后丁某出具《证明》确认王某借支金额，王某予以认可，表明双方已实际履行该协议，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2. 从鉴定意见的性质角度，案涉鉴定是在凯和公司及分公司申请、王某同意的情况下启动，但丁某作为《清算协议》的一方主体，未同意且未参与鉴定过程，而鉴定意见本质是对工程客观造价的技术性评估，在当事人已达成合法有效结算协议的情况下，不应优先于当事人的合意认定工程价款；

3. 从责任主体的区分角度，丁某作为直接合同相对方，应依据《清算协议》承担全额610万元的付款责任；凯和公司及分公司并非《清算协议》的当事人，一审法院以鉴定意见确定其连带清偿范围，既考虑了其作为被挂靠单位的过错责任，又未突破合同相对性对其施加过重义务，平衡了各方利益。

这一难点的解决，关键在于区分不同责任主体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对直接合同关系主体适用结算协议，对非直接合同关系主体则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受益情况，参考客观鉴定结论确定责任范围。

（三）法律适用争议：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坚守与突破边界

本案审理过程中，一、二审及再审法院的核心分歧在于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适用尺度，这也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常见的法律适用争议：

1. 二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判决凯和公司及分公司与丁某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其依据是丁某的项目负责人身份，认为其行为构成职务行为，后果应由承包人凯和安顺分公司承担。但这一认定忽略了丁某与凯和安顺分公司之间的挂靠本质，丁某并非凯和安顺分公司的正式员工，其对外分包工程、签订结算协议的行为并未获得凯和公司及分公司的明确授权，王某在签订合同时明知丁某借用资质的事实，亦未形成对凯和公司及分公司的合理信赖，不符合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2.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坚守合同相对性原则，明确无合同关系的凯和公司及分公司不应直接承担付款责任。同时，认可凯和公司再审中“维持一审判决”的意思表示构成债务加入，既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又符合挂靠关系中被挂靠单位应承担相应责任的司法实践，避免被挂靠单位因出借资质获利却不承担责任的不当得利情形；

3. 本案的法律适用还涉及新旧法律衔接问题，案涉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法院依据《合同法》《民法总则》及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等规定审理，准确适用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确保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四）其他关键问题：股东责任的认定逻辑

王某主张聚安源公司股东余某、陈某等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但法院未予支持，其核心逻辑在于：

1. 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公司需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而本案中聚安源公司未与建设方签订施工合同，未实际参与工程施工、管理及款项支付，与王某之间无有效的合同关系，亦无法律规定的付款义务，故聚安源公司无需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

2. 在公司本身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股东是否抽逃出资与本案无直接关联，王某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前提基础，故被法院驳回。这一认定符合“股东责任依附于公司责任”的基本原则，避免了股东责任的不当扩张。

三、裁判索引

1. 一审：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4民初59号民事判决——认定《分包合同》《补充协议》无效，《清算协议》有效；丁某支付王某工程款610万元及利息；凯和公司在鉴定造价3418812.23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王某对聚安源公司及相关股东的诉讼请求。

2. 二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黔民终694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凯和公司、凯和安顺分公司、丁某共同支付王某工程款610万元及利息；驳回王某其他诉讼请求。

3.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再272号民事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明确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坚守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丁某为直接付款责任主体，凯和公司因债务加入承担部分连带责任。

本案的审理历经多轮程序，法院在复杂的法律关系中厘清了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既坚守了合同相对性这一民法基本原则，又兼顾了建设工程领域挂靠经营的特殊性，对类似案件中责任主体认定、工程价款结算标准、合同相对性适用边界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