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傅作义因被列为战犯而发火，毛主席一封电报让他如释重负

1948年12月25日凌晨，在平津战役持续进行期间，中央授权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官的傅作义，排在第31位。

当天早上，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傅作义就得知了自己被列为战犯的消息。看着报纸上醒目的“傅作义”三个字，他顿时火冒三丈，伸出胳膊猛力一挥，将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成摞的文件全都打落在了地上。

紧接着，傅作义一脸愁容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准备回卧室休息。可是，此时傅作义的双腿好像不受控制似的，站都站不稳。就在傅作义跌跌撞撞地走到卧室门口之时，他脚下突然一个踉跄，重重地撞在了卧室的门框上，然后摔倒在了地上。

傅作义为何会有如此表现呢？原来，早在十几天之前（12月13日），傅作义已经派《平明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崔载之，带着报务员、译电员和一部电台，秘密前往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商讨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相关事宜了。

当时，傅作义提出了四条解决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放华北，其军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因此，傅作义实在不理解也想不通，为何自己会被列入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之中。

话说回来，站在一旁的侍卫见傅作义倒地，他急忙上前将傅作义扶了起来，并送傅作义到卧室休息。

没过一会儿，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闻讯赶到了卧室，只见父亲傅作义躺在床上，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傅冬菊刚想开口劝说，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来了，他也得知了傅作义被列为战犯的消息。听到傅作义说“一切都完了”，刘厚同老先生劝道：“我看不见得，旧的完了，可以开始新的。宜生（傅作义，字宜生），你要认清形势，继续下决心走和谈之路。”

刘厚同老先生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要你南下，万不能从，去了只能使北方子弟与他同归于尽。现北平陷于重围之中，南下无路，西退亦不可能。时至今日，（你）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还是顺应人心，和谈为上……中共历来说话算数……（你）万不可一误再误！”

刘厚同老先生的一番话，让心烦意乱的傅作义一下子冷静了许多。对于自己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一直非常敬重，于是他起身和老师刘厚同，以及女儿傅冬菊简单谈论了一下当前的形势。

当天（12月25日）晚上，傅作义找秘书王克俊（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到中南海居仁堂密谈。两人谈来谈去，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国民党必败，眼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人民的道路。

当时，傅作义一脸决然地对王克俊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个‘死’是，下面的人不同意，他们会打死我；第二个‘死’是，事情泄露之后，蒋介石会处死我；第三个‘死’是，共产党也可用战犯的罪名处决我。”

也就是说，在被列为战犯之后，鉴于大势所趋，傅作义只能将和平谈判继续下去。

不久之后，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将傅作义因被列为战犯而发火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了佘涤清、崔月犁。这里要多说的是，傅冬菊很早就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她的上级就是佘涤清（北平学委书记）和崔月犁（学委秘书长）。

很快，佘涤清、崔月犁又将傅作义站立不稳撞在门框上的情况报告到了西柏坡。

1949年1月1日，元旦佳节，毛主席就“将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封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并请平津前线指挥部派人转达给傅作义。

毛主席在这封电报上提出了6条意见。

一是不同意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理由是如果这样做，傅作义极有可能遭受蒋介石的暗杀。

二是傅作义一直追随蒋介石反共，因此不能不将傅作义和阎锡山、白崇禧等人一同列为战犯。不过，傅作义可以用“自己被列为战犯”来做文章，与我军里应外合解决华北问题，这样一来还有机会得到赦免。

三是允许傅作义编一个军。

四是傅作义给我军的电报已收到，做法不切实际。

五是傅作义派来的谈判代表崔载之很好，但希望能派出更有地位的更能负责的同志一同前来。

六是傅作义今后不能去南京，否则有可能被蒋介石扣押，成为张学良第二。

在以上6条意见中，毛主席向傅作义解释了将其列为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的原因。简单来说，毛主席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办法，一方面对傅作义进行安抚，另一方面则给傅作义施压。

首先是安抚。将傅作义列为战犯，是为了配合傅作义能够顺利进行秘密和平谈判。试想一下，如果傅作义未在战犯名单之中，那么蒋介石对傅作义的怀疑必然会加重，甚至是“板上钉钉”。这样一来，傅作义的生命安全就会存在风险，极有可能遭受蒋介石的暗杀。

其次是施压。将傅作义列为战犯，是因为傅作义一直追随蒋介石反共，他和阎锡山、白崇禧一样是符合战犯条件的。不过，傅作义可以自己选择走哪一条路，如果与我军里应外合解决华北问题，那么还有机会得到赦免；如果一意孤行、一错再错，那么就是名副其实的战犯了。

毛主席的这封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之后，林彪、聂荣臻等人立即找来了李炳泉（地下工作者，时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此前就是他带着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平明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崔载之，从北平城中来到平津前线指挥部）。

林彪、聂荣臻交代，让李炳泉将毛主席的6条意见背下来（共有450字），然后回到北平城中向傅作义转述。1949年1月2日，李炳泉冒险回到北平，次日便在其堂兄李腾九（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联络处少校处长，和傅作义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友）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居仁堂面见傅作义。

见到傅作义之后，李炳泉一字不漏地向傅作义转达了毛主席的6条意见。听完毛主席的6条意见之后，傅作义终于明白了自己被列为战犯的原因，他一方面顿时如释重负，原先低落的情绪也有了极大好转，另一方面也暗暗佩服毛主席英明。

那么，毛主席对傅作义采取“恩威并施”（安抚和施压）的英明做法，有没有起到作用呢？让我们从以下两件事说起。

首先，说一下傅作义的人身安全问题，即毛主席对傅作义的安抚（保护）。

其实，早在平津战役爆发之前，蒋介石就多次催促傅作义率领部队南下，并对傅作义许以高官厚禄，比如让傅作义当国民党东南长官公署主任。当时，由于傅作义心中有西撤绥远的想法，所以他始终找借口应付蒋介石，拒不率部南下。

为了避免蒋介石对自己起疑心，傅作义还信誓旦旦地对蒋介石表态说：“我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南下已经不可能了，只有与古都（北平）共存亡，以报委座厚爱。”

对于傅作义这样的说辞，蒋介石自然不会全信，他命令特务头子毛人凤一直注意着北平城中的风吹草动。可想而知，一旦傅作义有什么“异动”，那么毛人凤手下的特务们必然会采取行动。

1949年1月17日，极力想避免“损失”的蒋介石，向傅作义发来了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对傅作义说，自己将派一架飞机到北平，接运李文（国民党华北剿总第四兵团司令官）、石觉（国民党华北剿总第九兵团司令官）部队中的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

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战斗序列下的部队，有一部分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李文率领的国民党第四兵团和石觉率领的国民党第九兵团。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和傅作义貌合神离了，他想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从北平撤走。

面对蒋介石的要求，傅作义表面上答应，背地里却派人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希望我军届时对北平城里的临时机场进行火力封锁，使蒋介石派来接运军官和武器的飞机无法着陆。最终，在我军和傅作义的配合下，蒋介石转运军官和武器的计划落空了。

怎么办？愤怒不已的蒋介石决定给傅作义一点颜色看看——实施卑鄙的暗杀行动。

那么，蒋介石暗杀的目标是谁呢？时任北平市市长的何思源。何思源是山东菏泽人，曾担任国民党山东绥靖公署副主任，于1946年调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那时候，何思源对蒋介石打内战持消极态度，他曾经说：“只要蒋（介石）肯把权力交出来，中国的局面便会改观。”

后来，何思源的这句话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所以他很快就被蒋介石罢免了职务。到了平津战役期间，何思源积极拥护我军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并在北平组织发起了和平运动。

当时，何思源和傅作义关系比较密切，他还受傅作义的委托，联络社会人士组建了北平民众和谈代表团，并亲自担任团长。不久之后，何思源又发表通电，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如此一来，何思源就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特务头子毛人凤派人称“赛狸猫”的特务飞贼段云鹏，在何思源的屋顶偷偷安放了两颗定时炸弹。

1949年1月18日凌晨3点过10分，何思源一家人正在熟睡之际，特务飞贼段云鹏安装的定时炸弹先后爆炸。何思源一家六口人一死五伤，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当场被炸身亡，何思源的夫人受了重伤，就连何思源也被炸伤了一只胳膊。

蒋介石布置的这次暗杀行动，虽然目标并不是傅作义，但是仍让傅作义心有余悸。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傅作义不在新华社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战犯名单之中，那么心狠手辣的蒋介石会如何对待傅作义呢？

也就是说，将傅作义列入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其实是对傅作义生命安全的一种保护。最初，傅作义不理解、想不通，直到他接到由李炳泉转述的毛主席的6条意见之后，这才明白过来的。因此，傅作义在如释重负的同时，暗自佩服毛主席英明。

其次，说一下傅作义的选择的道路，即毛主席对傅作义的施压。

前文提到，毛主席在6条意见中说，傅作义可以用“自己被列为战犯”来做文章，与我军里应外合解决华北问题，这样一来他还有机会得到赦免。傅作义是一个明白人，他自然懂得毛主席的意思。

在接到毛主席的6条意见之后，傅作义当即派人与我军进行了第二次和平谈判。这一次，傅作义按照毛主席“希望能派出更有地位的更能负责的同志”的要求，派出了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民盟中央常委）、山西大学原教授周北峰（国民党华北剿总少将处长），而这两位先生此前都和我军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里要多说的是，就在傅作义派人进行第二次和平谈判期间，蒋介石还先后多次试图拉拢傅作义，让傅作义率部南撤。蒋介石甚至派时任美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来到北平游说傅作义，不过均被傅作义巧妙应付过去了。

第二次和平谈判结束之后，傅作义派来的谈判代表周北峰将《谈判纪要》送回北平，并向傅作义说明1949年1月14日前需要答复。可是，傅作义在看完《谈判纪要》后，摇摇头说道：“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然后并没有明确表态。

可以说，“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只是傅作义的托词而已，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身上的压力还不够大。

1949年1月14日，傅作义没有作出答复。这一天上午10点钟，我军按照原先的计划开始行动了。在刘亚楼的指挥下，我军向天津发起了总攻，并且仅有29个小时就成功解放了天津。

傅作义的压力倍增，到底是战还是和？傅作义必须要做出最后的抉择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次和平谈判开始了（和天津战役几乎是同一时间）。这一次，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是负责指挥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

有意思的是，在第三次和平谈判过程中，聂荣臻在解释对天津发起总攻的原因之时，对邓宝珊等人说道：“14日的答复时间已过，我们只好下达进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的内容就不包括天津了。”

闻听此言，邓宝珊有些怅然，他自知责任在己方，只好对身边的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发个电报，请总司令（傅作义）指示。”

傅作义很快回电，大致意思就是交给邓宝珊全权去办。

果然，被称为“老朋友”的邓宝珊来了之后，和平谈判就进行的顺利的多了！在谈判过程中，关于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北平城内单位的接收，以及天津解放后的一些安排，邓宝珊与我军都谈得十分融洽。

1949年1月16日，第三次和平谈判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我军也向傅作义发出了最后的通牒，请傅作义作出答复。

这一次，在邓宝珊的帮助下，傅作义很快下定了决定，同意了我军派代表进城研究和平接管北平的具体事宜。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机关及军长以上人员会议，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紧接着，傅作义手下的2个兵团，8个军部，25个师，共20万余人陆续出城赶到指定地点，准备接受改编。

1949年1月31日，人民军队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并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值得一提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宝贵经验，后来成为一种可借鉴的范例——“北平模式”。由此可见，毛主席提出的6条意见，以及他坚持和平解放北平是多么英明！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正如毛主席在6条意见中所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大功的傅作义，摇身一变从战犯成为了起义将领。试想一下，如果傅作义一意孤行、一错再错，那么他必然就是名副其实的战犯了，而“战犯”这个压力，是傅作义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傅作义长期担任水利部部长一职，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