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泣诉：当年我擅自离开西路军说法不实，此举实为组织的决定

1967年7月30日深夜，北京红霞公寓，一位61岁的老人吞下大把安眠药。

他叫陈昌浩，曾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指挥过两万红军。临终前，这个背了30年"逃兵"骂名的人，连一句辩解都没留下。

13年后，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徐向前元帅主持，定论八个字：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那顶"逃兵"的帽子，终于摘掉了。

1931年11月7日，湖北黄安。

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那一年，这个湖北汉阳的年轻人才25岁，却成了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

往前数四年，1927年，21岁的陈昌浩还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他钻进地下。同年12月，组织选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儿，他认识了王明、博古、张闻天，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1930年11月，陈昌浩秘密回国，转为正式党员。半年后，1931年4月，周恩来亲自安排，让顾顺章护送他和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上船，目的地：鄂豫皖苏区。

船靠岸，陈昌浩踏上大别山，眼前是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红军已经打出了名堂，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这些创始人让国民党军吃尽苦头。徐向前更是黄埔一期生，刚在双桥镇战役俘虏了敌师长岳维峻和5000多人，这是红军第一次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

两个人初次见面，话不多。徐向前看出来，能跟张国焘联袂而来，这个年轻人不简单。陈昌浩更震撼，一个山西人能在大别山纵横驰骋，蒋介石当年在黄埔真是看走了眼。

半年后，1931年9月，陈昌浩出任红四军政委。

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上，他站在主席台，手按枪柄，目光扫过台下几万红军。25岁的总政委，按"党指挥枪"的原则，他才是这支部队的一号人物。

接下来的仗打得漂亮。黄安战役，陈昌浩坐上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向敌师部投下捆绑的迫击炮弹。那是1930年缴获四川军阀刘湘的座机，苏区军民给它改了名。炮弹炸得敌人魂飞魄散，红军很快攻占黄安城。之后是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一场接一场。

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翻秦岭，进大巴山。年底，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从此时到1935年3月，这块根据地稳步发展成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红四方面军从不足2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成了当时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陈昌浩的名字，在国民党的悬赏名单上越排越靠前。

1936年10月，甘肃会宁。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结束了，新的任务来了。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指挥，逼东北军、西北军参战"剿共"。情势危急，当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及军委："30军于23日渡过河。"此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9军渡河。正准备渡河的31军被彭德怀叫停，"暂不过河"。但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的红一方面军红5军，因国民党关麟征部队追得紧，也随船过了河。

河对岸，等着他们的是马步芳的12万骑兵。

11月8日，中央电报来了：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去苏联路线。

西路军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下辖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9军军长孙玉清，30军代军长程世才。总兵力2.18万人。

开始还顺利。11月18日，西路军进驻永昌县城，在那儿待了40多天，还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

但马家军不是吃素的。这帮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骑兵如潮水般涌来。

西路军缺枪少弹，人生地不熟，打得极其艰苦。

中央军委来电要求"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徐向前主张抓紧时间西进，陈昌浩主张停下建根据地。两人争执激烈，但陈昌浩是政委，徐向前无法自行其是。

双方在永昌、山丹、四十里铺血战，马家军和红军各损失六千人。西路军只剩一万五千人了。

1937年1月12日，更大的灾难来了。马家军攻占高台，红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阵亡。16日，中央电报要求西路军东进。23日，马家军组织七万兵力围剿。2月中旬，中央又致电放弃东进，改为西进。

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徐向前与陈昌浩再次产生分歧：陈昌浩主张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指责徐向前是"右倾逃跑主义"。

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重新围攻来了。七昼夜血战，西路军再次突围。

此时只剩三千余人。

1937年3月14日，祁连山深处，石窝山。风雪很大。陈昌浩主持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行使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权。

会议做出三个决定：第一，剩下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就地打游击。第二，成立新的工作委员会，李先念他们负责指挥。第三，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

徐向前劝陈昌浩留下来稳定军心。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去！"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当时的考虑是：陈昌浩和徐向前目标太大，马家军到处贴通缉令悬赏抓他们。两人在队伍里，谁都跑不了。只有他俩走了，引开敌人注意，剩下的兄弟才有一线生机。而且，必须有人活着回去向中央汇报西路军的真实情况。会议结束，陈昌浩和徐向前带着二十多名警卫员就走了。

两人边打边走，昼伏夜行，几次遭遇马家军骑兵追杀。就在这时，陈昌浩病倒了，烧得晕晕乎乎。某天夜里，他们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子的村子，郎中但复三让他们留宿。巧了，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

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坚持让徐向前先走。徐向前给他留下三名卫士和一包银元，带着其余人上路。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回到延安。

陈昌浩呢？在病榻上，他改变了直接回延安的主意。把银元分出一半给三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又给了但复三10块大洋。但复三是有侠肝义胆的汉子，提出护送他回老家。陈昌浩把枪埋了，穿上老百姓衣裳，装成哑巴，一路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湖北境内。

他过家门而不入，直奔英山县，打算重举义旗，建立抗日武装。可当地反动武装嚣张得很，国民党占领苏区后大肆屠杀革命群众，有的村子甚至被杀得绝了户。陈昌浩进退两难，抗战爆发了。

1937年11月上旬，历尽坎坷的陈昌浩终于来到延安。他问起给朱光写的信，才知道朱光收到了信，但"因内容含含糊糊，不得要领，不知是谁写的"，没当回事。

延安召开活动分子会，研究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认为应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联系起来分析。

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近一年审查检讨。在此期间，他独自默默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反复表示：我必须就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检讨。

这时，徐向前已经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挥戈北上抗日了。

1938年8月，陈昌浩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8月27日，因患严重胃溃疡，他随周恩来夫妇赴苏治病，开始了十数年的异国漂泊。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

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叫科坎加的小镇。

没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是红军最大方面军的总政委。他没有生产技能，只能到采石场做苦力。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都没回音。1942年冬天，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当翻译，他很快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战后，他获得"卫国战争奖章"。

苏联方面又请他主编新版《俄华辞典》，他把时间几乎都用在这项工作上。

抗战结束后，陈昌浩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始终没收到回信。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还在苏联。直到1952年6月，陈昌浩终于被批准回国，刘少奇和朱德到北京车站迎接。

他谢绝了所有党内、军内任职，选择成为一名党史研究学者。先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起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主编过《俄华大辞典》，翻译出版了《旅顺口》《论共产主义教育》等书。

1955年9月，徐向前成为共和国元帅。

20世纪60年代，陈昌浩回了趟湖北故乡。在那里，他见到了许多当年的老部下——如今都是解放军高级将领。大会上，陈昌浩眼含热泪向旧部致歉，又一次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历史责任。有人红了眼眶，有人默默点头。可这还不够。

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但还是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八年。罪名是"苏联特务""大叛徒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陈昌浩的老婆"。三个儿子四处逃命。

1967年7月30日深夜，万念俱灰的陈昌浩在红霞公寓吞下大把安眠药，离开了这个令他痛苦和困惑的世界。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陈昌浩墓穴里，还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那年，他61岁。

又是13年过去。

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徐向前元帅主持。悼词说：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这八个字，等了13年。

1981年，朱玉以"竹郁"为笔名撰写《"西路军"疑》，报送邓小平。邓小平批给李先念。

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陈云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82年2月27日，陈云再次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历时一年，查阅了大量原始材料，于1983年初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说明郑重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

那顶"逃兵"的帽子，那顶"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帽子，终于摘下来了。

只是摘得太晚。陈昌浩在地下等了13年，才等到这个说法。

1936年11月8日到1937年3月14日，短短四个多月，两万一千八百名红军战士在河西走廊血战。他们面对的是12万马家军骑兵，是茫茫戈壁和祁连雪山，是弹尽粮绝和孤军奋战。石窝会议上的那个决定，不是"逃跑"，是"分工"，是为了给部队找条活路，是为了有人能活着回去向中央汇报。

如果陈昌浩泉下有知，听到那句"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大概也能长舒一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