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佳案看：极端案件里，律师的职业伦理为何失守？

导语：一起死刑案的辩护委托，竟源于精神病院内的一份授权签字。当程序正义的底线被模糊，律师的职业伦理，在极端案件的压力下该何去何从？

2008年的杨佳案，因极致的暴力性、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最终的死刑判决，长期占据着公共舆论的焦点。

人们在激烈的情绪争议与既定判决之外，却很少深究一个关键问题：这起死刑案的辩护律师，究竟是如何被“合法”委托的？

一份精神病院的委托书，成了辩护“通行证”
公开资料显示，案发后杨佳的母亲王静梅被北京警方送入北京安康医院强制医疗，上海两名谢律师正是在这家精神病院内，拿到了王静梅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以此成为杨佳的一审辩护人。
这份委托随后顺利通过办案机关认可，全程几乎未遭遇任何实质性质疑。

一份在特殊场所、特殊状态下签署的委托书，竟直接成为死刑案件辩护资格的“合法依据” ——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让我们直面法治程序底线的深层反思。

法律层面的硬伤：委托授权本就疑点重重
从法律视角审视，这份授权的效力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

被实施强制医疗的人员，意思表示能力本就处于不稳定状态，法律上通常会被认定为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出的委托辩护这类重大法律行为，依法理应由监护人代理或征得监护人同意。
更关键的是，王静梅被强制医疗期间，并未被依法指定监护人，而她的姐姐彼时正在北京多方寻找其下落，还持续向警方报案。

这意味着王静梅并非“无人监护”，民法监护顺位中，本就有明确且合适的亲属人选。
但在案件推进中，这套民事权利保障机制却被彻底搁置：没有监护人参与，没有其他近亲属确认，一份存在明显法律瑕疵的委托书，直接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这早已不是简单的程序技术瑕疵，而是对基本法律原则和人之常情的系统性回避。

律师的角色：失守的职业伦理，看得见的硬伤
如果说程序的漏洞需要制度补位，那律师在这起案件中的表现，更值得整个行业警醒。
但凡具备基本执业素养和经验的律师，面对这样的情境都该产生合理怀疑：委托人身处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案件涉极端暴力且可能判死刑、有近亲属却全程未参与委托程序。

此时，律师理应审慎审查授权主体的资格，评估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自愿性，若疑点重大，要么拒绝接受委托，要么要求补齐法定程序——这是职业底线，更是法定义务。
但现实却截然相反。据媒体报道，王静梅出院后回忆，当时律师在精神病院内曾“催促她签字”，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场等待。

无论具体细节如何，这样的场景，早已严重偏离了律师执业必备的审慎态度与伦理底线。
更具争议的是，介入案件后不久，上海的谢律师会见杨佳后，竟直接对外公开表示：“杨佳心理正常，判处死刑应无疑问。”

作为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公开发表这种等同于认同极刑的言论，不仅严重违背了律师职业伦理中“忠实于委托人”的核心要求，更是在实质上提前放弃了辩护立场，让辩护沦为形式。

而更明显的硬伤是，该律师同时担任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与案件存在直接的角色冲突，却既未主动申请回避，还继续参与案件辩护，这一行为在当时引发了媒体、公众乃至律师业内的广泛批评。
不是个体失误，是职业伦理的系统性失守
至此，我们看到的早已不是个别律师的判断失误，而是在极端案件背后的政治、舆论与制度压力下，律师职业伦理的系统性失守：

放弃对委托合法性的审查义务，对明显异常的程序保持集体沉默，对当事人的生命权保障作出事实性退让——当这些行为出现在一起死刑案件中，带来的不仅是个案的程序瑕疵，更是对律师职业价值的消解。
或许有人会说，杨佳案“罪证确凿，无可辩护”。但恰恰是这类案件，最该彰显律师职业的独立价值与制度功能。

律师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公众情绪或司法预期，而是即便在最艰难、最不受欢迎的处境中，依然坚守法律程序，捍卫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底线。这是律师的职业使命，更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

比个案更值得反思的，是底线与警示
当一份在精神病院签署的委托书，能被默许成为死刑案件的辩护通行证，失守的从来不止一两位律师的职业操守。
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个案程序正义的追问，更是整个司法系统必须正视的程序危机，以及给所有法律从业者的一记振聋发聩的职业伦理警示：

法治的根基，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判决的“结果正义”，而是每一个环节的“程序正义”；而律师的价值，就在于成为守护程序正义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