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的硝烟散了,第九兵团司令部里却没一点热乎气。
那感觉,比外头零下几十度的冰碴子还扎人。
对外头说,咱赢了。
美国那个牛气冲天的陆战一师被打跑了,大片地盘也拿回来了。
按常理,这就得摆庆功酒,给上头报捷。
宋时轮确实把大伙叫到了一起。
可这不是来领赏的,是来挨刀的。
会上,宋时轮脸黑得像锅底,把26军拎出来,当众把脸皮给扒了一层。
紧跟脚,他拍了板,下了道要命的指示:
把77师231团的一位营长,还有个教导员,拉出去毙了。
这话一出,底下人都惊了。
那是营级干部啊,手底下攥着好几百号兵,不是那种刚入伍的新兵蛋子。
况且刚打完硬仗,大伙正盼着喘口气呢。
不少人心里犯嘀咕:赢都赢了,犯得着下这死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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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得着。
你要是坐在宋时轮那把椅子上,扒拉算盘算算当时第九兵团的那本账,你就明白:这两声枪响要是听不见,第九兵团的魂儿就散架了。
这俩货到底干了啥伤天害理的事?
要捋顺这事,得回过头看看长津湖收尾阶段那个让人拍大腿的“遗憾”。
长津湖那鬼地方,山高林密,那年冬天冷得出奇,气温直逼零下四十度。
宋时轮手里捏着20军、27军和26军,盘算打得很精:借着地形设套,把美军陆战一师包圆了,一口吞下去。
前面20军和27军那是真拼命。
弟兄们身上穿得薄,趴雪窝里,不少人冻僵了再也没爬起来,可只要冲锋号吹响,哪怕是用手爬,也要爬到敌人跟前。
就靠这股不怕死的劲头,美国人扛不住了,开始撤。
这时候,那一脚定乾坤的活儿,交给了26军。
26军是养足了精神的预备队,活儿就是把美军退路给堵死。
照理说,只要按点到了地儿,把口子一扎,陆战一师插翅难逃。
结果咋样?
煮熟的鸭子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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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本该像铁桶一样的缺口,漏风了。
26军没赶上趟。
事后找补,借口一抓一大把。
天寒地冻,雪深没膝,路滑难走,美国飞机炸得凶…
这都是实话。
那种绝境下行军,跟闯鬼门关没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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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单纯走慢了、迟到了,兴许还能饶一命。
可26军这事,坏就坏在不仅仅是“慢”。
就在26军底下的77师231团,出了档子让军人最抬不起头的事。
前面打得最凶、最需要当官的顶在前面的时候,这团里有个营长和教导员,领着人开溜了。
说得好听是“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当了逃兵。
这就变味了。
要是冻饿减员,那是后勤供应不上;要是腿脚慢没堵住,那是执行力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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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官的带头跑路,这是在刨部队的祖坟。
宋时轮听完汇报,心里的火气估计能把长津湖的水烧开。
摆在他面前的,是个两难的局。
路子一:高抬贵手。
这看着挺有人情味。
毕竟长津湖太惨烈了,冻死饿死的比战死的多多了。
那种绝境,求生欲占了上风,好像也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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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仗打赢了,美国佬也撤了,这时候拿自己人开刀,会不会寒了兄弟们的心?
路子二:杀一儆百。
不管条件多恶劣,逃兵就是逃兵,特别是当官的带头跑。
这要是不杀,那些冻成冰雕的战士算啥?
那些抱着炸药包跟坦克同归于尽的好汉算啥?
宋时轮选了那条狠路。
他的账本是这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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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兵团在朝鲜的仗还没打完。
长津湖只是个开头,后面全是硬骨头。
眼下部队啥样?
伤的伤,残的残,缺衣少食,不少战士手脚都冻烂了。
这时候,撑着部队不垮的,不是枪炮,甚至不是体力,就剩一口气——那股子“说一不二”的心气。
这时候要是对逃跑干部睁一眼闭一眼,底下人就会觉得:只要苦到一定份上,当逃兵也没事。
这口子一旦撕开,这支队伍的气就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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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再碰上美军的炮火,再碰上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谁还傻乎乎去送死?
大伙心里都会想:反正跑了也不死人,营长都溜了,我凭啥不溜?
所以,这两个营级干部非死不可。
毙了他们,不是为了撒气,是给全军立个规矩。
宋时轮要让大伙明白:天塌下来,纪律也是铁打的。
失职、开溜,就是死路一条。
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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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狠。
但这背后是慈不掌兵的硬道理。
拿两条命,换几万人的军魂不散。
办完这两个具体的营级干部,宋时轮没收手。
他的眼光又扫向了更上面的指挥官。
26军这次掉链子,光是两个营级干部的问题吗?
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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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部队能不能准时到位,能不能在绝境里听招呼,根子在上面的师长、军长身上。
26军的76师、77师、88师,这次都拉胯了,特别是堵截任务,干得稀碎。
于是,宋时轮又下了狠手:撸官。
88师的师长和政委,直接撤职查办。
其他没干好的军官,该处分的处分,该降级的降级。
这一通大棒挥下来,整个第九兵团都震动了。
有人私下嚼舌根,说宋司令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部队都拼残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必这么较真?
可往后看,宋时轮这次整顿,简直是救命的“大手术”。
经过这次严打,第九兵团的纪律一下子绷紧了。
那种松松垮垮、找借口、打折扣的毛病,全没了。
后头几仗,第九兵团虽然人少了,装备还是烂,但执行力那是蹭蹭往上涨。
命令下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部队也敢往里填;让守阵地,哪怕剩最后一个人,也没再出过“带头跑路”的丑事。
这就是宋时轮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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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瞅瞅这位老将军,1907年生在湖南醴陵,那是老革命了。
从北伐打到抗日,从孟良崮到淮海战役,一路杀过来,他太懂打仗是咋回事了。
孟良崮那是跟张灵甫的整编74师硬磕;淮海战役那是几十万大军的绞肉机。
哪场仗好打?
哪场仗容易?
宋时轮带兵就一个字:严,甚至可以说是“黑脸包公”。
因为他明白,平时严一分,战时活下来的机会就大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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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对逃兵心软,就是对忠诚战士的残忍。
长津湖这一仗,是中国军人意志力的巅峰,但也像面镜子,照出了部队在极端环境下指挥不行、纪律有漏洞的短板。
美军陆战一师虽然溜了,但他们对志愿军评价极高,说是“令人敬畏的对手”。
这份敬畏,不光是因为志愿军不怕死,更是因为这支队伍那种令行禁止、指哪打哪的铁血纪律。
这纪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它是靠无数战士的自觉,也是靠宋时轮这样的指挥官,在关键时候敢下死手、敢“刮骨疗毒”给保住的。
1991年,宋时轮走了,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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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长津湖的那次决定,当时可能有人觉得冤,但放历史长河里看,那是教科书级别的“止损”。
他用两颗子弹和几顶乌纱帽,堵住了部队溃散的口子,守住了志愿军的底线。
有人问,要是当时给那两个干部一次机会,让他们戴罪立功行不行?
不行。
战场上没后悔药,机会就一次。
当他们选择抛弃战友、抛弃阵地的那一刻,活路就已经被他们自己堵死了。
打仗从来不是请客吃饭,容不得半点温情。
宋时轮的冷酷,恰恰是一个统帅对胜利、对大局最大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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