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李长江投敌，粟裕三天平叛，毛主席望广为宣传

1941年2月下旬，苏北的寒风还裹着冰碴子往人脸上刮。盐城一间破旧小屋里，几块砖头垫起的火盆烧得通红，陈毅和粟裕挤在一张粗糙的桌子前，摊开地图，一圈一圈圈画。窗外雪片乱飞，屋里却静得有些压抑。陈毅抬头，说了一句极硬的话：“叛变的，必须趁早解决。”粟裕点点头，只回了两个字：“放心。”

这张地图上，标着一个名字——李长江。

这个名字，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大背景下，很有代表性。其人出身国民党系统，却在抗战中摇摆不定，在日军和汪伪的软硬兼施下，最终走向投敌道路。而围绕他的这次叛变，新四军内部的重组、苏北抗战局面的变化，以及中共中央对华中战场的整体布局，都被推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上。

有意思的是，故事的起点并不在苏北，也不在泰州，而是在1940年末那封后来被称为“皓电”的国民党电报，以及紧接着发生的“皖南事变”。

一、从“皖南事变”到陈毅临危受命

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突然向朱德、叶挺、彭德怀等人发出电报，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统统转移到长江以北。这封电报的口气强硬，时间卡得极死，意图不难揣摩。国共之间的矛盾，本来就一直存在，这一次，国民党方面试图借“调整部署”之名，把华中抗日力量一步步挤走。

朱德等人当然不会照单全收。他们一方面严正驳斥电报中的无理要求，一方面又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在大方向上同意将江南的新四军主力转移到长江以北。新四军军长叶挺在1941年1月4日率军部和约9000人，从云岭出发北上，心里清楚，这一趟绝不会太平。

就在这同一时间，中央军委对华中、山东的布置已经作出调整：在叶挺尚未抵达江北之前，军事指挥统一由新四军副总指挥陈毅和政治委员刘少奇负责，各部一律服从指挥。山东分局则划归中原局统一领导。说得直白一些，叶挺在前线突围，陈毅、刘少奇要在大后方一边稳住局面，一边随时准备接下更重的担子。

陈毅那时候的工作强度，已远超一般人想象。他日夜连轴转，既要盯住日军的动向，又得防备国民党方面的暗中动作。发现日军在附近频繁增兵后，他立即赶往东北方向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进行防务指导。等他在1月11日赶回盐城，满眼看到的却是被炸得破碎狼藉的后勤仓库、学员宿舍，他心里很清楚，这仅仅是风暴的前奏。

陈毅和刘少奇紧急商量营救办法，最后提出一个极具政治性和军事压力的设想：一面请朱瑞、陈光、罗荣桓等部队包围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钧儒（史称沈鸿烈，时任山东省主席），一面由他们亲自率部包围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用地方实力派为筹码，与国民党中央交换被围困的新四军军部。

这套思路，既有军事考量，也有政治博弈。陈毅将这个设想上报中央军委。三天后，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基本方针，并明确提出：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果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真的被蒋介石消灭，那就要彻底歼灭韩德勤、沈鸿烈，从根本上解决华中的问题。

1月15日，皖南前线传来最坏的消息：新四军军部突围失败，叶挺被扣押。陈毅闻讯，心如刀割，但情绪不能写在脸上——因为更重要的问题摆在眼前：皖南事变造成的政治冲击，如何消化？新四军军部被毁，番号被废，新四军该如何重建？华中抗日力量怎样才能不被一击打垮？

刘少奇在分析形势时指出，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政治上必须采取主动攻势，公开揭露、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军事上则要相对稳守，避免与国民党正面大打出手，主要力量仍然要用在抗击日军上。这一点，陈毅完全赞同。他十分清楚，蒋介石这一手不会是最后一手，军内有些干部心绪浮动，必须尽快稳定队伍情绪。

1月17日，国民党公然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准备将叶挺送上军事法庭。这一系列动作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20日和22日，中央军委连续发布决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

陈毅至此，第三次在关键时刻被推到了前台。1927年，他和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冲出重围，是第一次临危受命；1934年同项英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是第二次。这一回，他与刘少奇一起，肩上扛的是“新四军能不能活下去”的重担。

苏北大地大雪纷飞，形势却越来越清晰：新四军必须不仅活下来，还要在残酷环境中壮大起来。

二、李长江投敌与苏北“讨逆”

皖南事变之后，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反应非常快。1941年初，日军调动原驻镇江的第十二旅团侵占黄桥，又与南京的汪伪政权串联，加紧引诱国民党苏鲁皖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日军打的算盘很直白：一旦李长江倒向汪伪，苏北根据地就像被撕开一个缺口。

陈毅和刘少奇当时判断得很明确，新四军此刻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坚决打掉投降势力。一旦李长江彻底叛变，海安、东台、兴化一带极有可能落入敌伪之手，到时不但新四军的部署会受限，华中整个抗战局面也会被动。

1月28日，陈毅乘汽艇前往东台，准备参加苏北临时行政公署的成立大会，同时和粟裕商量应对李长江的具体方案。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行程途中，汽艇在刘庄附近突然起火。大冬天，河水冰冷刺骨，火势却越烧越旺。陈毅来不及多想，直接跳入河中，硬是把不会游泳的警卫员拖上岸，当场又沉着指挥灭火。

这场意外，换成一般人，至少要休养一阵。陈毅被送到附近纵队医院，院方给他换上干燥棉衣，又拿出几片极为紧缺的感冒药。他却摇头：“把药留给更需要的病号吧。”只喝了一碗姜汤水，稍微暖了暖身子，又继续上路。

到了苏北，陈毅和粟裕在雪夜里围着火盆，反复查看泰州一带地形。河道、道路、圩堤、集镇，一个个圈出来，标上可能的敌军动向。对投敌部队进行“讨逆作战”的思路，很快就有了轮廓：必须速战速决，利用新四军机动性强的特点，打掉李长江的主力，稳住苏北局面。

2月17日，华中局刘少奇的急电送到陈毅手中。电报讲得很直白：李长江已经公开投敌，野心很大，海安、东台、兴化等地都在他的觊觎范围。如果不早下手，必成后患。电报最后一句话力度极重：“望尽快击中力量将其解决之。”

陈毅立即作出部署，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调集苏北兵力向泰州方向集结。粟裕接到命令后，18日傍晚便率三个纵队沿淮安—扬州公路一线秘密开进，对李长江部队实施分割包围。这样的速度，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已经算是极限。

2月19日，王必成指挥第二纵队首先攻克姜埝一带据点，为后续部队打开突破口。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三纵队采取迂回包抄，从侧后切断李长江退路。20日，部队冲进泰州城内的李长江司令部，阵地失而复得。李长江猝不及防，仓皇带着百余人逃命，失去了组织指挥中心。

这场战斗，从下令、开进到基本结束，只用了三天时间。歼灭伪军五千余人，还有两个支队在战场上“反正”，投向新四军。更现实的一点是，新四军从这次战斗中缴获了大量急需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对刚刚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来说，这些实打实的装备意义非同小可。

这次“讨逆”战役，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2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特地提到此事，赞扬陈毅指挥新四军讨伐叛军，20日收复泰州，李长江部队中还有两个支队战场起义，要求这一战例“望广为宣传”。这句话后来常被人提起，不仅是对陈毅、粟裕等人的肯定，也是中央对华中战场信心的一种表态。

不过，陈毅心里清楚得很，打掉李长江，只是刚刚补上一个窟窿，很可能马上会迎来更大的风暴。他预料日军绝不会善罢甘休。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反复向各部下达指示，要加紧准备“反扫荡”，动员苏北军民密切注视敌情，提前谋划转移路线和后方打击方案。

1941年7月上旬，日军开始集中力量报复。第十二旅团和伪第一集团军共计一万七千余人，对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发动大规模“扫荡”。他们在南京誓师时，口出狂言，说要用“闪电战”彻底摧毁陈毅新建的新四军军部。

消息传到军部，陈毅马上指挥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紧急转移，核心机关抽调一批精干力量分散开来。他叫来时任抗大分校副校长的洪学智，把一部联络电台交给他，交代他护送抗大两个多营学员、卫生部、财经委员会等约四千多名机关人员向盐东疏散。这一手安排，保留了大量干部和后勤骨干，是后面能够持续作战的基础。

7月20日清晨，日伪军从东台、射阳、陈家洋等方向向盐城扑来。22日占领盐城后，又出动装甲汽艇在水网地带搜寻，在陆地上派出骑兵和轻装步兵四处追捕，企图找到新四军主力，一举歼灭。不得不说，敌人这次投入的力量和决心都很大。

陈毅和刘少奇此时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两人带着机动指挥机关与日伪周旋，先分散再约定地点会合。两人在张家码头碰面后，商量决定反向作战——调三师两个团，配合第二旅、军部特务团和抗大学员，袭击日伪军后方据点刘庄、上冈等地。

新四军抓住敌人前线兵力集中、后方相对空虚的机会，集中火力发起多次突袭。第二旅一度攻克盐城东南的裕华镇，击毙日伪军近六百人，紧接着又夺取了日军后方的重要据点秦南仓。反过来打敌人供应线，这一招使日军十分被动。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发动大小战斗一百三十多次，毙伤俘日伪军约三千八百人。日军不得不抽调本来用于“扫荡”的兵力回去“救火”，整个计划被迫收缩。苏北根据地虽然遭受破坏，却没有被摧毁。陈毅、刘少奇这套“前避后击、机动歼敌”的打法，在那段时间为部队争取了宝贵的喘息空间。

三、党政军一肩挑：陈毅把个人放在最后

皖南事变、新四军重建、苏北“讨逆”和反“扫荡”，这一连串事件，将陈毅推到了更关键的位置。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示：决定派刘少奇回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要求他尽快交代工作，携带电台启程。实际上，这已经是第二次催他回延安。

陈毅清楚，中央的安排有长远考虑，但他也看得见眼前的局势：华中局刚刚开局不久，新四军的整顿才起步，短时间内少奇一走，工作确实会有空档。华中局经研究后回电，建议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结束后再动身，时间大概在2月底或3月初。

1月20日，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持续了一个半月。陈毅从军事角度总结了这一年来新四军的战绩和教训，刘少奇则从政治、组织等方面梳理整个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脉络。会议长度之久，内容之细，都说明这既是一次总结会，也是一次大规模的交接会。

3月4日，刘少奇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里，向在场干部坦诚交代后续安排。他说，中央已经电令他回延安，今后华中局和新四军的担子，主要要落在陈毅身上。他用“很好的领导同志”这样的话评价陈毅，还特意安慰大家：在陈毅军长的领导下，大家只要团结一心，就能把工作持续做下去。

从1942年5月起，随着华中局人事调整，陈毅的职务进一步集中——不仅是新四军军长，还兼任政委，同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党、政、军三块权力几乎全压到了他一人肩上。对任何一个领导干部而言，这都是压力巨大的位置，而战时环境又使各方面问题更加复杂。

那一年最忙的三个月，陈毅每天的工作日志几乎没有空白。他一方面指挥夏季收稻，协调部队和群众抢收粮食；一方面部署对日军“扫荡”的应对。从日志中可以看出，以前很少出现的议题，此时密集出现：区党委建设、抗大教学、卫生后勤保障、地方政权建设等，他都要参与讨论和拍板。

干部配备上，他抓得也很紧。通过华中局，决定谭震林出任一师政委，肖望东调往二师，吴芝圃担任四师政治部主任。这些安排，既着眼于眼前需要，也为后续长期作战储备骨干。中央军委提出整治“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要求后，陈毅带头学习，组织干部反复讨论，推动整风。不得不说，这种既打仗又抓思想建设的工作方式，在战时环境下极考验精力。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高强度工作之余，他还挤出时间为刘少奇整理讲话材料。1942年6月初，他收到刘少奇寄来的若干讲话稿，对方希望先在华中印行。陈毅认真通读后回信，说准备将这些讲话整理成一部合集，暂定名为《刘少奇与党》，询问刘少奇是否同意，或者由本人重新命名，计划在7月初印发。这不是应付式的客套，而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一种自觉。

对整个新四军和华中局，他抓得很细，对自己的生活，却看得很淡。

1942年5月25日，陈毅在江苏侉周村迎来了第一个儿子。那时候他年近不惑，中年得子，按理说心里难免有些喜悦。忙里抽空，他在奥地利籍军医罗生特的陪同下，悄悄赶到村里。进屋后，他先安慰刚生产完的妻子张茜，随后抱起孩子看了几眼，笑着说：“既然是在侉周村出生，那就叫‘小侉’吧。”

说完，他把孩子轻轻放回去，和妻子简单告别，转身就走。罗生特替他有些“打抱不平”，觉得当父亲的说走就走，未免太“无情”。一位中国医生崔义田看出他的疑惑，笑着说：“不走又能怎样？”言外之意，战时环境下，个人的团圆，本就奢侈。

四、千里赴延安与苏北抗战的延续

1943年末，延安传来邀请。毛泽东希望陈毅能前往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从中央的角度看，这既是出于对陈毅工作的肯定，也是出于对华中战场情况的重视。让一位身负要职的前线指挥员入选大会，说明华中抗战的地位已相当突出。

陈毅接到电报后，很快交代好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日常工作安排。他的妻子张茜在1943年9月28日刚刚又生了一个男孩，抚养两个孩子本就不易，何况是在战火环境中。陈毅只能将孩子和妻子托付给卫生部长崔义田照顾，老部下陈丕显等人则帮着张罗路费。那时的“路费”，不仅是钱，更是沿途联络点、向导、交通工具等一整套安排。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吃过一顿简单的早饭，带着两个警卫员、一名军部作战参谋和一名炊事员，轻装出发，踏上去延安的路。他们首先绕过洪泽湖，到达新四军第四师驻地，和华中交通局局长曾波浪会合。出于安全考虑，曾波浪为陈毅乔装成“张老板”，给他披上一件蓝色碎花缎面的貂皮长袍，向外界宣称是路过的掌柜，同时安排骑兵一路护送。

这一路上，铁路、公路、湖泊、村庄，都充满风险。津浦线附近的碉堡密布，日伪军仔细盘查往来行人。陈毅一行在山东临城一带与铁道游击队取得联系。大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等人负责护送，事先已经把一些碉堡里的伪军换成了八路军士兵，以免“自己人拦自己人”。

穿过津浦线时，陈毅摸着碉堡的墙壁，感叹这些东西之所以可怕，只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缺少重炮，“要是有炮，还怕它什么？”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像随口一说，但站在当时的装备水平看，确实是一针见血。敌人的“坚固工事”，很多是在力量失衡条件下才显得可怕。

进入微山湖地区后，鲁南军区独立支队副政委杨广立前来迎接。湖区是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地盘，渔民是重要支撑力量。陈毅和杨广立谈到这里的斗争形势时，专门提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渔民在湖上生活无法维持，就不得不离开湖区，那么游击队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就会丧失。他提醒说，必须提前考虑，一旦湖区水位下降或被封锁，这些渔民上岸后什么都不会做，势必要教他们种麦子、种谷物，帮他们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嘱托，听上去有些“琐碎”，但对于长期战争来说却极重要。没有群众基础，再灵活的游击战也无法持续。铁道游击队的同志听了他的分析，颇有“恍然大悟”之感。

1944年初，陈毅一行穿过平汉铁路，继续向北推进，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核心地带。那一片区域，是八路军整建制存在、根据地比较稳固的地方。陈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镇与邓小平、滕代远等人会面，稍作休整。一路风餐露宿，穿越敌占区，安全抵达并不容易。

经过大约一个月的调整和等待，1944年3月7日，陈毅终于到达延安。在那里，关于新四军重建、华中抗战局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对日作战的下一步部署等问题，他要向中央做详尽汇报，也要参与讨论更大范围内的全国布局。

回看1941年至1944年这段时间，从皖南事变的剧痛，到李长江投敌后用三天打出的一场“讨逆”，再到对日军大规模“扫荡”的顽强反击，华中和苏北的战局，几乎步步惊心。陈毅临危受命，粟裕等一批将领在前线灵活指挥，使得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在连番恶战和政治风波中，逐渐完成了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军的转变。

毛泽东在电报里提到“望广为宣传”，并不是一句顺口话，而是希望全国知道：在敌后，在风雨飘摇的苏北、华中，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多重压力下打掉投敌势力、顶住日本军国主义的进攻，把根据地一点一点撑了下来。这种信息，对于当时的抗战态势，对于各地方部队的信心，都有极其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