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平｜法律不主持正义？读懂法的本质，看透社会运行逻辑

法的本质是维系社会秩序的规则，而非高悬于世俗之上的正义标尺。当人们纠结于“利大还是法大”的命题时，实则触碰到了规则与利益、人情与理性的深层博弈。西方法律框架下的“金钱摆平”现象，民法经济法的优先调解原则，都印证了法律的核心使命是定分止争——让社会运行的齿轮不致因利益纠葛而停摆，而非执着于绝对意义上的是非对错。

最具现实讽刺意味的，莫过于那个流传甚广的案件：某歌唱家、某将军的孩子，与另外两人一同对一名女孩实施轮奸，最终却只有他的儿子被起诉定罪，获刑十二年。究其根源，恰恰是对法律本质的认知错位。其他三个孩子的家庭，面对女孩提出的每人50万的赔偿诉求，选择了妥协赔付，最终达成和解，免于被起诉；唯独他，听信了一位“刺头律师”的话，偏执地认为“法律主持正义”，坚称女孩是“讹诈”，不仅拒绝赔偿，还试图用法律的“正义”旗号对抗诉求。他花费120万聘请律师，本想为儿子脱罪，结果却适得其反。

这其中的关键，便在于违背了法律运行的底层逻辑——法律不管所谓的“既往身份”，也不纠结于道德层面的对错评判，它只锚定当下的犯罪状态与纠纷解决的现实路径；更在于混淆了“法理”与“情理”的边界，无视纠纷调解的可能性，一头扎进了非黑即白的“正义执念”里。这并非法律的失灵，而是规则运行中人情与利益的权重差异，是“利”与“法”的现实博弈在个案中的集中显现。

情与理的博弈，更是渗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家不是讲理的法庭，而是讲情的港湾。试图用理性的标尺丈量夫妻间的对错，本质上是混淆了公共规则与私人情感的边界。情与利的天平，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倾斜，而是由经济自由度划定的“度”来校准——既非事事报备的卑微，亦非随心所欲的放纵，这便是中国人处世的中庸智慧。

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国家的征程里，法、理、情的平衡是绕不开的命题。依法治国是基石，它要求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让规则成为社会运行的底线；理性妥协是智慧，它告诫我们，诸如国家统一这样的宏大命题，从来不是意气用事的冲动，而是审时度势的抉择；道德宽容是气度，对死刑的严控，不是对罪恶的纵容，而是文明社会对人性的敬畏与救赎。

当下的我们，正行走在传统人情社会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转型路口。网络暴力的泛滥，法治精神的未竟全功，理性妥协的步履蹒跚，都是转型期的阵痛。唯有在法的框架内安顿好情与理的位置，让权力受制于规则，让人情不逾越底线，让理性消解戾气，才能真正抵达现代文明社会的彼岸。

责编：陈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