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宣布提前大选，日本发现新问题：中国不同意派遣外交官

日本政坛这两天的动静不小。首相高市早苗宣布解散众议院，准备提前举行新一轮大选，消息一出来，国内的注意力很自然就被拉到选举节奏和政局走向上。

不过几乎在同一时间，日本一些媒体又把镜头转向了对外关系，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卡点，意思是政局在变，外交这边也出现了新的不顺畅。

之所以会被盯上，是因为两边都出现了“推不动”的迹象。一边是日本原本计划在1月安排经济代表团访华，但行程后来延期；另一边则是驻外人事安排被拿出来讨论。

媒体最集中炒作的点，是日本驻中国重庆总领事这个位置出现了空缺：去年12月前任离任，到了1月22日，这个职位仍然没有新人到任，空着的时间超过一个多月。按日方媒体的说法，时间拖得有点不寻常，于是他们把原因直接指向“中方没有同意日方派遣新任总领事”。

在这个说法传开之后，中日双方的公开回应都很谨慎。中方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坤没有顺着媒体的推断去表态，也没有当场否认，而是强调正在按程序处理有关事宜。

日方这边，官房长官木原稔在被追问时，同样没有把审批进度、人选信息这些关键细节讲清楚，更多是回避式的应对。两边都不把话说满，反倒让外界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为什么卡住”上。

把视线放大一点，会发现卡住的不止是一个领事岗位。过去一段时间里，中日之间一些具体往来确实出现了停滞的状态。中方此前在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上采取了更严格的做法，同时也限制对日本相关领域的技术和产品供应。

再加上日本经济代表团原定1月的访华安排，因为中方没有给出明确的接待安排而延期，这些事情叠在一起，就会让人感觉到，双边事务并没有处在一个顺畅推进的轨道上。

在这种背景下，外交人员任命被放慢甚至被搁置，其实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现实结果。领事和外交官的派遣，本来就是为了让沟通更顺利、让关系更稳定，但前提往往是双方至少要有基本的政治互信，或者说，彼此愿意往改善关系的方向走。

如果相互之间的信任基础在削弱，很多看起来偏技术性的安排，也会自然变得更谨慎、更慢，这并不一定需要额外的解释。

当然，日本媒体之所以抓住重庆总领事这个点不放，也因为它足够具体，时间线也清楚。去年12月离任，到1月下旬仍空缺，数字摆在那里，容易被包装成“异常”。但领事任命本来就要走双边程序，时间并非完全由单方决定，公开信息又有限，于是很容易被各种解读填满。

把这个位置当成观察窗口，确实能看出一些氛围变化，但要把所有原因都压在一个审批动作上，也会显得过于简单。

更深层的解释，还是要回到近来日方在对华政策上的一系列做法。自高市早苗上任以来，日方在涉台问题上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类表态触及了中方最敏感的底线。日本将防卫预算大幅提升至9.04万亿日元，首次突破GDP 2%的阈值，政策姿态与战后防卫基调出现明显变化。

另外，还有部分高官公开谈及拥核立场，被外界解读为动摇了日本长期强调的“无核三原则”。这些话题单拿出来都足以引发争议，放在同一时期出现，就更容易被中方视为对政治基础的冲击。

当这些分歧不断累积时，任何需要双方配合的事项都会变得更难推进。对中方来说，是否同意新任总领事到任，形式上是程序问题，但背后牵动的仍是整体关系的气候；对日方来说，在大选临近、国内政治节奏加快的时期，外部摩擦也可能被放大为政策压力。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局面：媒体把程序性的卡点讲成对抗信号，官方又不愿把话说透，最后围绕“到底谁在施压”的讨论反而越来越多。

也正因为这样，日本一些媒体在这个时间点集中渲染“外交官任命受阻”，被不少人理解为一种议题转移的做法。他们强调职位空缺和审批延迟，却很少把镜头对准那些更容易引发紧张的政策表态和动作。

叙事一旦这样取舍，就会把原本复杂的互动，简化成单向的“被阻挠”，而把责任讨论从根源性问题挪到了流程细节上。

接下来这个岗位什么时候补齐，外界普遍会继续盯着看，但关键变量仍在日方的选择上。如果日方能够正视中方核心利益，收敛挑衅行为，收回错误言论，态度和做法出现可见的调整，那么审批自然有可能在程序中往前走。

反过来，如果日方继续维持对抗姿态，在敏感议题上不断加码，那不仅新任总领事到任可能被继续拖延，双边关系的温度也可能进一步下降，连带影响到更多原本可以推进的沟通安排。

说到底，眼下看到的这些外交不顺，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政策表态、军费扩张、核议题争议，再加上已经发生的反制与往来延期，都在把中日关系推向更谨慎、更低速的状态。

如果日方继续沿着当前路径往前走，面对的就不只是一个岗位的空缺，而是更广泛的合作空间被压缩；而所谓想要在地区事务中打开局面的设想，也会因为现实阻力而越来越难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