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环卫工戴定位牌，比监督更该警惕的是什么？

山西运城环卫部门为一线环卫工人配发带定位功能的“智能工牌”，近期引发热议。

面对公众质疑，管理部门回应称，此举并非单纯监督，而是为了辅助管理、应急救助和保障安全，且主管、司机、作业车辆也一同纳入定位系统，并非针对环卫工人单独施策。

事实上，这类做法在多地已实施多年，还被归为“数字化环卫”的建设内容。
站在管理者的角度，这一举措看似是技术赋能的典范：人力巡查有局限，就用数据填补管理空白；现场监管难覆盖，就靠系统实现全域把控；环卫工人遇突发事故，也能通过定位快速开展救援。

单看这些初衷，这套管理方式既显理性，又贴合现代城市治理的需求。
但法治视角下的讨论，从来不会止步于“手段是否有用”，更核心的是要追问：这种看似有效的管理方式，被用在了谁身上，又以何种方式被使用？
看到这则新闻时，不少人都有一个相似的联想：这像极了缓刑人员、社区矫正对象佩戴的定位装置。

这并非夸张的类比，而是一种直觉性的法理对照。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持续性的定位监管从来都不是普通的管理工具，而是一种极具特殊性的权力行使方式，其适用场景被严格限定——通常只用于刑罚执行、治安强制措施，或是对特定高风险人群的依法管控。
而这些场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被监管者的部分人身自由，已经通过法定程序被合法限制。

环卫工人显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是依法履行劳动合同的公民。

当一种原本服务于惩罚与防控的技术，被无差别地植入日常劳动管理，问题的性质就不再是“管理方式合不合理”，而是法治的边界，是否已经悄然发生了位移。

从形式上看，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直接禁止用人单位为劳动者配发定位工牌，劳动法也认可用人单位享有合理的劳动管理权。

但法治的内涵，从来不止于“法无禁止即可为”，在合法性之外，更有正当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约束，这三个问题始终无法回避。
其一，管理目的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保障环卫工人的安全、应对突发状况，是否必须通过全天候的个人定位来实现？是否存在对劳动者权利侵害更小的替代方案？

其二，管理手段是否遵循最小侵害原则？针对作业区域的定位管理与对个人全轨迹的追踪，必要时的临时定位与无间断的持续定位，供劳动者主动求助的设备与对劳动者被动监控的系统，其背后的法治性质截然不同。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劳动者是否拥有真正的拒绝权与退出权？在现实的劳动关系中，尤其是环卫工人这类就业选择相对有限的群体，所谓的“同意佩戴”往往流于形式——如果佩戴定位器是上岗的前提，拒绝就意味着失去工作，这样的“同意”，在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脚。
面对质疑，管理部门反复强调“数据仅作参考”“不会一刀切”“有申诉空间”，这些表态并非毫无意义，但本质上只是对使用态度的说明，而非制度化的约束。

法治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当下是否会被滥用”，而是“一旦被滥用，是否有明确的边界和制衡机制”。
当环卫工人的定位数据，可以被管理方随时调取、回溯、比对，甚至直接作为考核、问责、处罚的依据时，技术就已经嵌入了一种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

这种权力的行使，无需主观恶意，也无需极端执行，只要这种定位监管被默认为“理所当然”，劳动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就会被悄然改变，劳动者的权利空间也会被不断挤压。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管理手段的落地，往往最先瞄准话语权最弱、组织能力最低、反抗成本最高的群体。

环卫工人、保洁员、护工、外卖骑手、保安……他们被纳入定位系统，并非因为自身工作风险更高，而是因为他们最难以拒绝。
如果今天可以对环卫工人实施全天候的定位监管，那么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制度层面的核心问题：这种管理手段的适用边界，究竟在哪里？
是否需要法律的明确授权？是否需要限定具体的使用场景？是否需要遵循数据最小化原则，明确数据的保存与删除期限？是否需要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和有效的申诉渠道？
如果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答案，那么所谓的“科技赋能城市管理”，最终可能只是管理便利压倒权利边界的过程，技术的中性，终究掩盖不了权力行使的随意性。
笔者并非反对技术管理的进步，也从未否认城市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

笔者真正想要探讨的，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基础判断：对没有任何违法记录的普通公民进行持续定位，应当是一种需要被严格论证、严格约束的行为，而非可以被轻易常态化、普遍化的管理手段。
当定位器从刑罚执行的特殊场景，悄然走进扫帚与环卫工牌之间，我们都该停下来问一句：这到底是城市治理效率的进步，还是法治边界的无底线退让？
这个问题如果被轻易跳过，那么下一次被“顺手”纳入定位系统的，可能就不只是环卫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