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城市 | 数字时代人民城市治理的智慧模式（下）

数字时代的人民城市治理具有典型的智慧模式，它遵循“智慧城市形态”的人民城市建设现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城市建设理念，致力于满足人民美好数字生活需要的城市治理目标。

原文 ：《数字时代人民城市治理的智慧模式》

作者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杨文帅

图片 |网络

[前文详见本期二条推送]

人民城市治理智慧模式的建设与展望

数字时代无疑加剧和扩大了城市的治理难度，对城市治理提出了由传统模式转向智慧模式的要求，而城市能否完成对应转变将深刻影响治理效能的发挥。人民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让人民在城市实现美好生活，数字时代塑造了城市的智慧形态，人民对城市智慧化生活提出了更多向往，亟需探索人民城市治理的智慧模式。

人民城市治理智慧模式的建设。正是在长久的城市生活中，中国人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共同遵守的空间秩序、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孕育了根植于“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城市治理智慧模式。国际著名城市研究学者科特金在考察了全球城市文明的历史之后认为，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城市全面健康发展，分别是神圣/精神（sacred）、安全（safe）、繁忙（busy）三个基本要素，他认为“神圣、安全、繁忙”同时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岀，最后被历史所抛弃。智慧模式着眼于数字时代智慧城市形态的现状以及未来数字城市演进的趋势，从共同体的整体视野，通过建设智慧式的空间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实现“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人民城市发展目标。

一是建设智慧式的空间共同体，通过打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破除一切空间碎裂、空间隔阂等问题。二是建设智慧式的经济共同体，通过在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市场规范两个方向发力，促进数字经济在生产和分配两端的公平正义及可持续发展。三是建设智慧式的社会共同体，通过解决数字化社会产生的贫富分化、岗位消减、迭代顿挫等社会问题，保证每位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公正享有数字资源并具有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营造人人互相协作和共同工作的集体性社会行动态度和氛围，实现城市居民共担城市风险、共商城市建设、共建美丽城市、共享城市权益。四是建设智慧式的组织共同体，通过对杂糅混乱的信息进行高效的甄别、筛选和联通，达成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的多样而又有序的契合关系，进而把数字要素转化为治理要素。五是建设智慧式的精神共同体，城市的核心是人，通过关注人的精神世界，避免数字对人性的距离化和符号化，减少个人持有的冷漠、自私、漠然、狭隘等消极态度，确保社会大众在保有富有生机、包容信任、相互支持的数字伦理中，迸发出共同建设人民城市的集体行动。

人民城市治理智慧模式的展望。城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的角色日益重要，数字时代的城市在空间环境、空间布局、空间权力及空间结构等多层次引发智慧变革。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数字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其成型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形式最复杂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繁荣得益于数字的智慧特性，然而，城市的问题同样也来源于数字的智慧特性，这使得能否建立与之相契合的智慧治理模式变得至关重要。智慧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其真实匹配数字本体的智慧，可以把握数字智慧的瞬息变化，将可能的数字治理风险降至最低，并且可以随着数字城市变迁建立变迁式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从空间共同体的角度而言，智慧模式有效解决了中国城市数字化进程中的空间隔阂难题，包括人与人之间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的隔阂问题、行政区域与行政区域之间数字鸿沟问题等，实现城市数字发展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辩证统一。从经济共同体的角度而言，智慧模式着重破解数字智慧对城市建设的困难梗阻，使数字城市朝着公平正义平衡包容普惠方向发展。从社会共同体角度而言，智慧模式力图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城市中的所有人都是治理的主体。从组织共同体的角度而言，智慧模式意味着有序的集合秩序，数字要素要在智慧治理网络中规范传输，在城市空间和城市秩序中发挥智慧的功能。从精神共同体的角度而言，智慧模式为城市供给了符合数字伦理的道德秩序、公民价值和数字规律，在本身无意义的数字世界中建构了数字本体与社会属性互构的智慧化意义世界。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6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社会科学报》2026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