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延安送13万两黄金，手握几十万大军，建国后为何仅任劳资处长

1

1952年2月29号，上海。天上飘着毛毛雨，不大，但黏糊糊的，把整个城市裹在一层灰蒙蒙的雾气里。

中共上海市委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两千多个党员干部，没人说话，连咳嗽声都压得很低。主席台上坐着几位领导，脸色都不太好看。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味道，混杂着旧木头和烟草的气味。

会上宣布了一个决定：黎玉的上海市委秘书长职务被撤了，降成劳动工资处处长。

这话一出，底下好多人心里咯噔一下。从省部级掉到处级，这跟头栽得太狠了。那年头，干部级别就是命根子，这一降就是好几级，一般人根本扛不住。

黎玉坐在第三排，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既不难过也不生气。他就轻轻点了点头，意思是知道了。坐在他旁边的老战友，眼圈红了，可也不敢说话，只能盯着桌面发呆。

会后，黎玉走出礼堂。雨还在下，他撑开一把旧伞，伞骨断了一根，得用手扶着。他慢慢走进雨里，背影看着有点驼，但步子很稳。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人敢上去问。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人还在山东呼风唤雨。他手里过的黄金值老鼻子钱了，13万两，够陕甘宁边区花七年的。他指挥过几十万大军，跟开国元帅们坐一张桌子吃饭。七大候补中央委员，77个人里排第50，那是真有一号的人物。

现在，他得去管工人工资、福利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从天上掉到地下，他连哼都没哼一声。

2

把时间倒回到1935年冬天。河北濮县，一个叫徐庄的小村子。

天黑透了，一间破屋子里点着盏油灯，火苗子一跳一跳的。黎玉那时候是河北省委巡视员，正跟一个叫赵健民的年轻人说话。

赵健民刚从山东跑过来，一身土，鞋都磨破了。他带来的消息让人心里发凉：山东的党组织快被打光了。从1929年到1933年，叛徒出卖、敌人围剿，搞了十几次大破坏。到1935年，山东基本上就是一盘散沙，党员找不到组织，组织找不到党员。

黎玉听完，在屋里来回走，眉头锁成一个疙瘩。山东七千万人，地盘大，位置重要，要是就这么荒着，损失太大了。

过了几天，黎玉写了报告送到北方局。1936年4月，刘少奇拍板：黎玉去山东，当省委书记，把摊子重新支起来。

黎玉那时候刚满30岁，没二话，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就上路了。车后座捆着行李卷，从河北磁县往济南走。路上全是关卡，还得躲着伪军和特务，稍不留神就得掉脑袋。

到了济南，他改名叫李兴唐，租了个偏僻小院。白天装成老百姓在街上晃悠，找线索；晚上点着油灯看地图、写计划。

5月1号，济南四里山北边的坟地里，开了个会。为啥选坟地？没人来，安静。参会的就仨人：黎玉、林浩、赵健民。

三个人，管一个省。

就在松树底下，周围全是荒坟，风一吹树叶子哗啦啦响。黎玉说了个三步走计划：先找失散的党员，再建特委，最后发展新党员。为了不暴露，对外不叫省委，叫“省工委”。

接下来的几个月，黎玉跟个幽灵似的在济南城里转。茶馆、饭店、破庙、桥洞，哪都能待。有一回在茶馆接头，刚坐下就觉得不对劲，对面有俩人老盯着他看。黎玉沉得住气，喝完茶，结了账，慢悠悠出来。在街上绕了好几个弯，确定没人跟着，才在小巷子里见着同志。后来那同志说，跟黎玉干活，心里踏实，他胆子大，心细。

到1937年，光济南就发展了150多个党员。工人、学生、拉车的、做小买卖的，哪行都有。鲁西北、鲁东、鲁北、淄博、莱芜，各地的特委、县委全恢复了。

1937年4月，黎玉去延安开会。这是他头一回见中央领导。他在会上汇报了山东的情况，中央挺满意，说省工委正式改成省委。

等他7月回到济南，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了。黎玉马上开会，说要搞抗日救亡，拉游击队。谁也没想到，这个骑破自行车的年轻人，后来把山东搞成了八路军最大的根据地。

3

1938年4月，延安的春天还没影儿，枣树刚发芽。

黎玉跑到延安汇报工作。在一孔破窑洞里，伟人听他讲山东的武装起义，眼睛都亮了。听完了，伟人站起来，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山东干得好，白手起家，给全国做了榜样。

过了几天，高级干部会上，伟人特意把黎玉叫起来，跟大家介绍：都跟山东学学，得派兵去。底下掌声雷动。

在延安，黎玉看着心里难受。中央机关穷得叮当响，干部衣服补丁摞补丁，吃的更是差。最缺的是硬通货，买东西光有法币不行，得用黄金。

黎玉想起了山东招远。那地方产金子，号称“金都天府”。他跟中央提了个建议：利用胶东的金子，给中央筹钱。

中央一听，这办法好，但得保密，别暴露了。黎玉拍胸脯保证：放心，一定办成。

回到山东，黎玉立马开会，布置任务。他对胶东特委的人说：这事儿关系到中央的命根子，死也得办成。

可刚过一年，1939年2月，日军占领了招远城，连带着把玲珑金矿也占了。日本人放话：宁丢招远城，不丢玲珑矿。他们修了选矿厂，驻了兵，架了炮楼，把金矿围得跟铁桶似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的地下党和老百姓，硬是从老虎嘴里拔牙。

1938年7月，招远九曲村成立了采金管理委员会，明面上管民间采金，实际上是给党筹金子。他们想了好多招。

第一招是发动群众偷偷挖。在深山老林里开秘密矿洞，矿工们白天藏起来，晚上干活，挖出来的矿石全交给组织。

第二招是派人打进去。有个叫苏继光的党员，装成工人混进玲珑矿。白天跟矿工一起干活，晚上做思想工作。矿工们想尽办法藏金子。有的把金粉藏在湿头发里，日本人检查再严，也想不到泥腿子头发里有黄金。有的把金粉塞在鞋底夹层里，走起路来硌脚，疼得钻心，也没人吭声。还有的把金粉藏在送饭篮子的夹层里，日本兵查不出来。

有个叫姜选的，在选矿课当管理人员。他借着跟日本技术人员出去检查水泵的机会，顺手牵羊带金子出来。日本人信任他，不怎么搜身。

第三招是明抢。八路军和民兵组成小分队，在龙招公路边上埋伏，专打日军的运金车。

1940年有一回，情报说有辆运金车要去烟台。八路军一个小分队在沙埠村设伏。大半夜的，车来了，十几个日本兵护送。指挥员一声令下，手榴弹和子弹全招呼上去。十几分钟解决战斗，日本兵全歼，几百两黄金到手，连夜运回根据地。

金子筹到了，怎么送去延安是个大问题。从胶东到延安，一千多公里，中间全是封锁线，还得翻山越岭过黄河。

党组织开了两条秘密交通线。一条叫“渤海走廊”，绕远路，走昌邑、潍县、寿光，避开敌人重点防守的地方。另一条叫“滨海通道”，路近，只要两天，但风险大，得穿过胶济铁路。

运金子的战士都是精挑细选的，穿特制衣服，缝好多口袋，每个口袋装十几两金子。为了保密，战士们只知道运的是重要物资，不知道是黄金。

每次运金，至少派一个连，甚至一个营，两三百人。人多目标大，人少了遇上敌人不好打。

行军都在晚上，不点火，摸黑走。山路难走，石头多，战士们经常摔得鼻青脸肿。最难的是过封锁线，敌人炮楼上的探照灯扫来扫去，大家就趴在地上屏住呼吸，等灯移开了再爬。

1943年秋天，有个叫“孙大个子”的队长，带26个人送金子。每人身上背着五十两，那是好几十斤的分量。走到山西汾河边上的雁鸣渡，碰上了日军，人数比他们多好几倍。

孙队长当机立断，把队伍分开。一部分人留下阻击，另一部分人带着金子渡河。

阻击的13个人，打光了子弹，扔光了手榴弹，最后全牺牲了。孙大个子身中七枪，倒在地上，手里还攥着机枪。

渡河的人也惨，好几个负伤，两个当场牺牲。有个叫小李的战士，肚子被打穿了，肠子流出来。他忍着剧痛，把肠子塞回去，把身上的黄金埋在河边大树下。等战友打扫战场时，他快不行了，指着树下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班长王德昌带着剩下的6个人，背上所有黄金继续走。又走了十多天，才到延安。

回来的时候，王德昌去看那两个伤员，村里人说，人早就没了。王德昌在坟前站了半天，眼泪哗哗流。

这种事儿在黄金路上发生了多少回，没人数得清。好多战士连名字都没留下。

开国少将吕品三的后代，80年代找父亲的老战友打听父亲干过啥，老战友都摇头：不能说。直到2010年解密，家里人才知道老头当年是运金子的负责人之一。

据统计，抗战期间胶东往中央送了13万两黄金。这数字啥概念？陕甘宁边区1943年一年的财政收入，这金子够花七年。能买6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粱、5亿斤小麦。

中央机关、买武器、买药、支援全国抗战，全靠这金子撑着。要是没这批金子，革命进程啥样真不好说。

而这事儿的源头，就是黎玉在延安窑洞里提的那个建议。

4

1938年12月27号，沂水。鲁中的冬天冷得要冻死人，但县城里头热闹得像过年。

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了。张经武当总指挥，黎玉当政委。几千人的队伍，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响。

这支队伍，就是黎玉组织的十大武装起义搞出来的。

1937年底，日本人占了济南，国民党跑得比兔子还快。黎玉决定在泰安搞徂徕山起义。好多人劝他：日本人刚来，正杀得起劲，这时候起义太危险。黎玉不听：就是要这时候站出来，给老百姓希望。

1938年1月1号，徂徕山起义爆发。一共160多人，拿的都是猎枪、大刀、长矛。就这么一支破队伍，打响了山东抗日的第一枪。

有了榜样，各地都动起来了。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徐家集，到处都是起义的队伍。几个月功夫，拉起了十多支游击队。

刚开始人不多，几十个、几百个。黎玉统一指挥，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一看这队伍真抗日，都抢着参军。队伍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到1938年4月黎玉去延安时，山东已经有2万多正规军，1万多民兵。那时候八路军总共才15万人，山东占了差不多六分之一。

伟人挺高兴，说：得多派点人去，再派个主力团。还开玩笑说：以后派个有名的红军将领去，省得他们叫你们“土八路”。

1938年9月，黎玉带着160多人从延安回来，有老红军、抗大学员。12月27号，山东纵队正式成立，下辖8个支队，2.45万人。

队伍大了，黎玉还不满足。1939年3月，中央派115师师部进山东，陈光、罗荣桓带队。这支部队是老红军底子，能打硬仗，但刚来时只有8000多人，还没山东纵队人多。

有人担心两支部队合不来，怕黎玉不服气。结果黎玉大方得很：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山东纵队一下拨给115师3万多人枪。115师也不含糊，派了2000多骨干过来帮着练兵。

两家互相帮衬，都发展得特别快。到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发展到5.1万人，115师发展到7万多人。加起来12万多人，占了八路军总数的三分之一。

山东人多，兵源足。整个抗战期间，往115师送了3万多人，往新四军送了5000多人。

黎玉抓部队有一套。他觉得光能打不行，得有觉悟。所以特别重视政治教育，讲清楚为啥打仗。他还办了好多军政学校，培养基层干部。这些人后来好多都成了开国将军、大官。

黎玉在山东干了13年。从1936年一个人骑自行车来，到1949年跟着华东局南下，他把山东从一个党组织被打散的省份，搞成了几十万大军的根据地。

送了13万两黄金，带出来几十万兵。抗战胜利后，他当了山东省政府第一任主席，管着七千万人。解放战争时，他又当山东野战军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跟陈毅、粟裕一起指挥大仗。

七大开会，他当选候补中央委员，77个人里排第50，候补委员里排第6。这位置，说明他在党内分量很重。

按理说，建国后他怎么也得当个大官。可从1947年开始，事情变了。

土改的时候，因为路线问题，有人说他搞“富农路线”、“地方主义”、“山头主义”。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批判他，1950年撤了他的候补中央委员。

1949年他到上海当市委秘书长，这官也不小。可才过了三年，1952年2月29号，一纸命令下来，降成劳动工资处处长。

从管几千万人的封疆大吏，变成管工资的小处长。这落差，一般人早疯了。

可黎玉啥也没说。他把秘书长办公室的东西收拾收拾，搬到劳动工资处那间小破屋，开始算工资、管福利。

以前跟他一起打仗的老战友，有的当了省委书记，有的成了大军区司令，最次也是部长。黎玉呢，天天坐在小办公室里，跟科长、办事员打交道，处理劳资纠纷。

从往延安送金子的大管家，到管工人工资的小处长。从指挥几十万大军的副政委，到管不了一个科室的基层干部。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啥，当时没人说得清，后来慢慢才露出点苗头。

5

黎玉被降职，核心原因是1947年土改时的路线分歧，还有所谓的“山头主义”。

1947年，解放战争正打得激烈。山东是重点战场，支援前线任务重。土改工作中，黎玉主张对地主、富农别搞得太狠，得给出路，不能杀鸡取卵。他还强调要保护工商业，别把民族资本家吓跑了。

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上面觉得他右倾，说他是“富农路线”。还有人说他搞“山东独立王国”，不听指挥，这就是“山头主义”。

1948年，华东局开扩大会议，专门批判黎玉。会上给他扣了好几顶大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山头主义。

黎玉在会上做了检讨，但他心里不服。他觉得自己是从实际出发，山东情况特殊，不能一刀切。可那时候形势紧，没人听他的。

到了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撤销了他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

这事儿对黎玉打击挺大，但他还是该干啥干啥。1949年上海解放，他跟着华东局进城，当了市委秘书长。这工作挺重要，管着市委的日常运转。

可到了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了。上海抓了不少贪污犯，有些事儿牵扯到机关内部。黎玉作为秘书长，虽然没查出他自己贪污，但说他“官僚主义”，对下属管教不严，领导责任跑不掉。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当年的那些旧账。土改时的问题，山头主义的嫌疑，一直都在那儿挂着。

2月29号那个会，就是给这些问题做了个了断。降级、撤职，一撸到底。

黎玉接到通知，二话没说。他把文件签了，把章交了，搬着纸箱去了劳动工资处。

劳动工资处管的是全市职工的工资标准、福利待遇、劳动保护，事儿杂，还容易得罪人。黎玉以前管全省、管大军，现在管这些鸡毛蒜皮，一般人肯定觉得憋屈。

可黎玉干得挺认真。他带着处里的人下工厂、跑码头，调查工人的实际生活情况。那时候工资制度乱，有的工厂工资高，有的低，同工不同酬。黎玉牵头搞调查，制定新的工资标准，尽量做到公平。

有一回，一个纺织厂的工人因为工资算错了，少发了钱，闹到厂里。黎玉知道了，亲自带人去查账，发现是劳资科算错了系数。他让厂里马上补发，还处理了那个办事员。

工人知道这新来的处长是个大官，没想到这么替工人说话。

还有一回，码头工人反映劳动保护条件差，没手套、没胶鞋，手脚都烂了。黎玉去码头看了，回来就写报告，申请专项资金买劳保用品。报告打上去，有人说现在财政紧张，先缓缓。黎玉不干，跑到市财政局拍桌子：工人手烂了怎么干活？这钱必须给！

最后钱批下来了，工人们领了新胶鞋、新手套，都说劳动工资处来了个好处长，不知道这人以前是管山东的大主席。

黎玉平时话不多，在办公室就是看文件、批条子。下班了就回家，也不参加应酬。他家住的是普通公寓，家具都是旧的，沙发破了个洞，用布补上接着用。

以前的老部下来看他，有的提着东西，有的想帮他活动活动关系。黎玉一概不收，也不让帮忙。他说：现在这样挺好，有工作干，有饭吃，比牺牲的战友强多了。

有一次，罗荣桓元帅到上海视察，想起了黎玉，问：黎玉同志现在怎么样？下面人说：在劳动工资处当处长。罗荣桓沉默了一会儿，说：可惜了。

这事儿传到黎玉耳朵里，他也就是笑了笑，没说啥。

6

1953年，黎玉被调到北京，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这算是稍微往上提了半格，但还是没恢复到以前的级别。

在北京，他主要管农业和财政方面的事儿。他跑遍了全国的农村，搞调研，提建议。虽然不在权力中心了，但他还是想为国家做点事。

1956年八大，黎玉还想竞选中央委员，结果没选上。这对他又是个打击，但他还是参加了会，坐在角落里听报告。

后来特殊时期，黎玉也没能幸免。1966年开始，他被批斗、靠边站，关进了牛棚。以前的那些老账又被翻出来，说他是“叛徒”、“走资派”，还说他当年运黄金是“投机倒把”。

黎玉那时候快60岁了，身体不好，还得去扫厕所、掏地沟。但他还是那副老样子，不争辩，不低头，让干啥就干啥。

有一天，他在扫院子，碰见个以前的老战友，那人现在是造反派头头。那人看见黎玉，有点尴尬，想打招呼又不敢。黎玉倒好，主动点了点头，继续扫地，就像不认识一样。

1970年代，黎玉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种水稻、挑大粪，啥重活都干。他那时候腰不好，挑担子疼得冒汗，但也不吭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工作开始。黎玉的问题慢慢得到纠正。1980年，中央正式给他平反，恢复名誉。

但他年纪大了，身体也垮了，没再担任实职。他当了中顾委委员，算是个荣誉职务。

晚年的黎玉，住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他很少出门，就在家看书、写字。他写了不少回忆录，但从来不发表，也不让家里人拿出去。他说：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没啥好说的。

有记者想采访他，问当年运黄金的事儿，问山东根据地的事儿。他都摆手：都是大家干的，我一个人有啥好说的。

问他被降职委屈不委屈，他说：组织上定的，肯定有组织的道理。咱是党员，得服从。

1986年5月30号，黎玉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

追悼会上来了不少人，有老战友、老部下，还有当年的普通战士。花圈摆满了大厅，挽联上写着“忠诚的共产党员”、“山东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但最显眼的，是一副没有署名的挽联，上面写着：“黄金万两送延安，不言功；降职一级处长安，不言屈。”

黎玉的骨灰按照遗嘱，一部分撒在沂蒙山，那是他战斗过的地方；一部分撒在招远的金矿，那是他战斗过的地方。

他走得很安静，就像他当年在雨中撑着那把破伞走出礼堂一样，没惊动什么人。

关于他的那些传奇故事，那些黄金、那些大军、那些争议，都随着他的离去，慢慢变成了历史书上的几行字。只有在山东的老人们嘴里，偶尔还会提起那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和那个在雨中远去的背影。

他这辈子，起起落落，大起大落。从权力的巅峰跌到谷底，又从谷底爬起来一点。但他始终没变，还是那个穿着旧中山装、脸上没表情、心里有主意的黎玉。

雨还在下着，似乎从来没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