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最后七百天：婉容与溥仪，也曾是灯下写信的少年

婉容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绕不过去。她是末代皇后，是伪满时期那个疯癫的悲剧女子，是史料照片里那个眉眼渐次黯淡的薄命人。但我们今天不谈那些，今天只谈她一生中或许最接近“寻常”的一段——刚嫁给溥仪、还在紫禁城里当“皇后”的那两年。

那两年，从1922年冬到1924年秋，满打满算不到七百天。清朝早就亡了，可紫禁城的高墙里头，还按着老黄历过着日子。婉容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帽儿胡同的宅子，被抬进了宫。那年她十七，溥仪也十七。两个半大孩子，就这么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皇帝大婚的男女主角。

大婚的排场是照着旧例来的，纳彩、大征、册封、奉迎，一样不少。可仔细一瞧，又透着几分勉强和凑合。婉容进宫，没走成只有大婚皇后才能走一次的大清门，连午门也没走，是从东华门进去的。这门庭的差异，早就暗示了她这“皇后”名分的底色：不过是小朝廷的自娱自乐，是前朝遗留下的一抹淡影。

宫里给这对新人安排的住处也很有意思。婉容住进了储秀宫，那是当年慈禧还是兰贵人时住过的地方；淑妃文绣住在重华宫；而溥仪呢，大半时间仍独自睡在他的养心殿。这居住格局，从一开始就摆明了这桩婚姻的不正常。

但高墙关不住少年心性。溥仪和婉容，骨子里都不是安分守旧的主儿。溥仪自打英国师傅庄士敦进宫，眼界开了，心思也活了；婉容更是在天津的教会学校读过书，英文讲得，自行车骑得，西餐也吃得。这两个被中西文化同时浸润着的年轻人，在暮气沉沉的宫殿里，倒意外地找到了些许共同语言。

于是，宫里便出现了一些“不成体统”的景象。皇帝和皇后会一起骑自行车，在偌大的宫院里穿行；婉容手把手地教溥仪用刀叉，吃那一套繁琐的西餐；他们会找各种由头，比如“探望祖母病情”，溜出宫去，跑到景山上登高望远，甚至去醇亲王府串门子。把那些遗老大臣和宫里师傅急得够呛，觉得这简直有违祖制。可谁又能真管得住两个十七八岁的“主子”呢？

更透着几分天真与亲昵的，是他们之间的通信。明明日日相见，两人却热衷于用英文写小纸条。溥仪给自己起名Henry，给婉容起名Elizabeth——和当时的英国女王同名，这点小心思，颇值得玩味。在这些留存下来的漂亮卡片上，婉容称呼溥仪“my dear emperor”，有时干脆就是“my Henry”，落款则是“your loving, Elizabeth”。偶尔闹点小别扭，还会撒娇似的写成“your hate, Elizabeth”。薄仪也会用白话文写些“摩登”的小诗，什么“灯闪着，风吹着，蟋蟀叫着”，描绘的大概是宫中某个静谧夜晚，那个对着月亮鞠躬的“她”。

这些文字，滤去了历史的沉重与后来的不堪，只剩下两个少年人之间简单而新鲜的互动。那不像帝后，倒像是一对同学，或是一起探索新鲜世界的玩伴。

说起这段，总免不了要提文绣。一后一妃，这配置本身就给后来的“宫斗”叙事提供了土壤。许多故事里，婉容都被描绘成骄横善妒，排挤文绣的“正宫”。但若翻看那两年她们彼此留下的信件诗文，看到的却可能是另一番光景。

婉容给文绣写诗：“明明月，上东墙，淑妃独坐在空房。娇弱飞燕常自舞，窈窕金莲世无双。”这诗常被拿来佐证婉容的刻薄，嘲笑文绣独守空房。可别忘了，那时婉容自己，又何尝不是“独坐空房”？这更像是一种同病相怜下的苦中作乐，是小姐妹间带点促狭的玩笑。她们甚至各自起了号，婉容叫“植莲”，文绣叫“爱莲”，以莲互称，倒有几分文人雅趣。

那些留存下来的便笺，更能见其真性情。有一回，婉容给文绣写了个短笺：“爱莲女士吉祥，爱莲女士弹琴弹得好，爱莲女士唱得好，爱莲女士的娇病好点了？爱莲女士进药了吗？爱莲女士进的好，拉的香。”这哪是皇后对妃子的口吻？分明是两个深宫少女百无聊赖时，互相打趣、排遣寂寞的文字游戏。还有信里，婉容会为一点小误会向文绣认真道歉，落款是“请罪人植莲启”。字里行间，是小心，是委屈，是怕对方不高兴，哪里摆得出“正宫娘娘”的架子。

当然，寂寞是真寂寞。再多的新奇玩意儿，也填不满深宫日子的空洞。婉容在诗中写：“明月何凄凄，照我丝竹居。问君何所思？……无人怜我对月凄。”文绣也写苑中鹿，叹它“不得其自由”，犹如狱中犯人。三个年轻人，被圈在这华丽的牢笼里，分享着同样的苦闷。他们的关系，在那样一个特殊密闭的环境里，混杂了夫妻（虽无实）、同伴、玩伴、乃至“难友”的复杂情谊，远非简单的恩爱或争斗可以概括。

那两年，宫里偶尔也有热闹。婉容过生日，在漱芳斋唱戏；逢年节，也会设宴、办舞会，请些外国宾客。梅兰芳和杨小楼还被请进来，唱了一出《霸王别姬》。当时就有人觉得不吉利，后来溥仪被赶出宫，果然还有人把这旧事重提，说戏码不祥。历史的后见之明，总喜欢给寻常细节赋予宿命的色彩。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军队来了。宫里头乱成一团。溥仪托着腮不说话，文绣觉得搬出去也好，省得害怕。只有婉容，态度激烈地喊着不搬。可她一个人的不情愿，挡不住时代的车轮。当天下午，溥仪就交出了皇帝的玉玺，带着婉容、文绣和一众家眷，离开了紫禁城。他们的“小朝廷”岁月，连同那七百天里少年夫妻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情谊，就此戛然而止。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天津，东北，伪满，冷落，背叛，疯癫，死亡。婉容一步步走向那个历史定格了的悲剧结局。溥仪也在他的自述里，对过往有诸多复杂的追悔。

但当我们回望紫禁城里的那两年，看到的婉容，或许是最接近本真的婉容——一个聪明、活泼、受过新式教育、会开玩笑也会写错别字的少女；看到的溥仪，也不是后来那个扭曲的傀儡，而是一个同样迷茫、试图在陈腐环境中寻找一点新鲜的少年。他们的关系，在那座即将成为博物馆的宫殿里，有过一段短暂而奇特的“正常”时光，那里面有关切，有共同语言，有一起对抗无聊的努力，也有深宫制度下无可避免的疏离与寂寞。

历史的大叙述总是冰冷而坚硬的，但缝隙里漏出的这些个人化的细节，却让我们看到，再传奇的人物，也曾有过普通的悲喜。只是时代没给他们机会，让这普通延续下去。那七百天，于是成了婉容人生中一段仓促的、被重重宫墙围起来的“从前”，光亮微弱，却真实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