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遵义,你想到什么?是茅台酒,是遵义会议,还是那巍峨的娄山关、蜿蜒的赤水?今天我跟你聊一个遵义人,一个在近代中国的大潮里几次转身、几次抉择的将军。他不是那种教科书里板着脸的人物,他更像我们身边那些有血有肉、会纠结、敢担当的普通人。只是他站的位置,是战场,是历史的岔路口。他叫陈铁,遵义团溪西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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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这名字,听起来硬邦邦的,人倒不全是那样。他本来叫陈永贞,字志坚,是个农家子弟。早年在遵义中学堂念书,毕了业,在团溪女子小学教书。按说,这路子挺安稳,娶妻生子,教书育人,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可那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遵义这小城也躲不开时代的激荡。地方上各种势力倾轧,他看不惯,一咬牙,1923年,收拾行装,去了广东。这一走,就从贵州的山沟沟,走进了中国革命的漩涡中心。
第二年,他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那可是中国现代史上头一遭的新式军校,门口贴着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里面学的,除了打仗,还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史、社会主义原理。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说,办这学校,就一个希望: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这句话,陈铁记了一辈子。从这一天起,那个遵义小山村的教书先生,开始脱胎换骨。他跟着部队东征西讨,打商团,讨陈炯明,因为作战勇敢,一路从排长干到了团长。看起来,一条标准的国民党嫡系军官的晋升之路,已经铺在了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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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路很快就弯了。1927年,他被蒋介石借故免了职。原因呢?史料没说透,但那种微妙的、非嫡系出身带来的隔阂与猜忌,恐怕从那时就埋下了种子。他后来进了陆军大学深造,1935年,接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五师。这支队伍底子是黔军,多是贵州子弟兵。带家乡的兵,打国难当头的仗,陈铁找到了一种扎实的归属感。
真正的考验,是抗日。七七事变一声炮响,陈铁在沧州火车站开动员大会,慷慨激昂,还写了首诗:“一叶黑叶遮故都,七七事变在芦沟。满城风雨定难保,不灭倭寇誓不休。”这不是文人墨客的唱和,是一个将军把决心刻在骨头上的誓言。他带着八十五师上了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山西忻口。那里是太原门户,日军板垣师团坦克大炮猛攻,陈铁的部队在最左翼,顶在最前面。五六天血肉模糊的拉锯战,团长刘眉生阵亡,士兵伤亡过半。仗打输了,太原丢了,他向上头请罪辞职。没想到,蒋介石没追究,反而嘉奖,还给他的师补充兵力。为什么?因为他打得硬,打得惨,也打得值。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得失、派系的嫌隙,有时会被迫让一让位。这是陈铁在抗日烽火中,用鲜血换来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也让他做出了更重要的选择。部队后来调到晋东南,驻在垣曲、阳城一带的山里,和八路军成了邻居。这一“邻”,可就邻出了交情。他保护八路军干部往返洛阳、西安;卫立煌介绍他见了朱德总司令,这一见,书信密码联络就没断过;彭德怀副总司令路过,住在他军部,两人畅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甚至还精心安排,把十四军的防区,变成了八路军重要人物和物资往来的安全通道。他对部下交代得很实在:“我们驻在晋东南的悬崖边,背面是黄河,北面是日寇,东面有太行山(八路军),西面是中条山。我们首先要同太行山友军友好相处。” 这话里有地缘的无奈,更有策略的清醒和胸怀的坦诚。
一个国民党中将军长,如此明目张胆地“通共”,蒋介石那边自然不是瞎子。胡宗南找他谈话刺探,他答得滴水不漏,又绵里藏针:“两党合作抗战是前提,怎么能不会商呢?” 直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叛变告密,他和卫立煌的“帽子”算是被坐实了。1943年,抗战还没结束,他这个战功赫赫的军长,就被逼辞职,回了遵义老家。这是他人生一个关键的顿号。不是被打倒,是被猜忌挤出了核心。我想,他离开山西那片硝烟与友情交织的土地时,心里除了愤懑,一定也有几分如释重负的清明。
抗战胜利,何应钦让他去云南当副总司令,他推了;1948年,老友卫立煌当上东北“剿总”司令,硬拉他去当副总司令,他拖了又拖,最后拗不过去了。可到了沈阳,见了卫立煌,两人竟默契地避谈往事。那是内战战场,不是抗日沙场,空气里的味道都不一样了。辽沈战役,他被派到葫芦岛,蒋介石又空降一个杜聿明来掣肘。得,吵一架,自己把指挥所解散,走了。他不想打这个仗,他的态度,是用消极和离开来表达的。
真正精彩的转身,在遵义老家酝酿。1949年,国民党大厦将倾,还想学曾国藩在西南编练新军,垂死挣扎。任命落到他头上,在遵义成立第八编练司令部。这回,他没怎么推辞。但他要的,已经不是为蒋家王朝续命了。他借这个名头,招募了一支军士总队,牢牢抓在手里。国防部召他去南京当次长,他一口回绝,只要求保留这支队伍。回程路上,他通过关系,在上海秘密见了中共地下党员,把起义的意愿,交了底。
回到遵义,他把心腹部下叫到家里,直截了当:“这次给你们找到出路了。”“我已和共产党联系好了,只等解放军一到,我们就起义。” 话说得平静,却是惊雷。那时候,谷正伦在贵阳盯着他,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他,问他还有什么部队,他说就一个总队,还要拨交出去。蒋说别拨了,扩编成一个师吧。于是,军士总队变成了国民党四十九军旗下的二七五师,师长是他的族弟陈德明。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入黔东南。二七五师奉命调来调去,走到金沙安底,师长陈德明代陈铁宣布:起义。枪口调转,指向了过去。遵义,这座历史名城,几乎兵不血刃,迎来了新生。陈铁本人,则在西坪老家,安静地等待新时代的到来。有趣的是,他那个亲弟弟、原二七五师副师长陈永祥,却打着他的旗号想当土匪,被他痛骂“糟头血痒”(找死)。新时代的门槛上,一家兄弟,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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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去了北京,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周总理笑说:“我是你老师呢!为什么不叫我老师?”原来,黄埔时期,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朱老总握着他的手,感谢抗战时合作的情谊。历史绕了一个圈,把当年的师生、友朋,又聚在了一起,只是山河已然焕新。
陈铁的后半生,在贵州度过,当过副省长,管过林业。1982年去世,终年八十有余。他的一生,像一条从遵义山涧出发的溪流,汇入黄埔的激浪,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奔涌澎湃,在内战的漩涡边徘徊迂回,最终,选择流入一片更广阔、更属于人民的大海。
你说他是什么人?是抗日名将,是起义功臣,是统战典范。这些标签都对。但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在历史巨变中,始终努力把握自己航向的“明白人”。他的选择,有时代大势所迫,更有内在良知的驱使。从愤而离乡追求革命理想,到抗日战场上不惜血肉之躯;从与八路军真诚合作触及蒋介石逆鳞,到内战时期消极避战;最后,在关乎家国前途的终极时刻,他选择了站在人民一边,让故乡遵义平稳地走向光明。每一次选择,都不轻松,都可能付出代价,但他选了,而且选得坦荡。
遵义这片土地,出过决定红军命运的会议,也出过陈铁这样在个人命运关头一次次做出选择的将军。他们的故事,都关于道路,关于方向。陈铁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气节,不一定总是宁折不弯;有时候,看清潮流,顺应民心,在关键时刻完成一种光荣的“转折”,更需要智慧和勇气。这份智慧与勇气,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每一个在生活岔路口认真抉择的普通人。这,或许就是今天我们读陈铁,还能心头一热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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