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反恐的逻辑：伊朗安全治理的硬手段与深结构

文︱刘澜昌

1月21日，伊朗官方媒体披露，一场发生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联合安全行动中，一名被认定为“恐怖组织”头目被击毙，11名成员被捕，武器与爆炸装置被缴获。新闻本身并不冗长，措辞也符合伊朗官方一贯的安全叙事：迅速、果断、有效。然而，这类看似“常规”的反恐通报，却总在相同的地理坐标反复出现。锡斯坦—俾路支斯坦，这个毗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疆省份，已多年成为伊朗国内安全议题中无法回避的关键词。问题并不在于一次行动是否成功，而在于为何同样的安全威胁会不断回到同一片土地上。

从地理上看，这里是典型的边缘地带。广袤、贫瘠、交通不畅，长期处于国家权力的边际延伸区。从历史上看，这里又是多重断裂的叠加点：族群、宗教、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主流结构之间的差距，使其始终处在一种“被治理”的状态，却难以真正融入国家叙事。正是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任何跨境流动——无论是人员、武器，还是意识形态——都更容易找到落脚点。

近年来，伊朗面临的安全环境明显复杂化。阿富汗局势的反复、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治理困境、地区极端组织的碎片化生存，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反恐胜利”变得愈发短暂。组织被清剿，网络却未必瓦解；头目被击毙，替代者往往迅速出现。安全行动因此呈现出一种循环性：高强度打击、阶段性平静、再度紧张。这种循环并非伊朗独有，而是许多中东国家在边疆治理中普遍遭遇的结构性难题。

伊朗选择的路径，一直以强力安全手段为核心。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与地方警力的联合行动，构成了一套高度军事化的应对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反应迅速、执行力强，能够在短时间内压制显性威胁。在国家安全逻辑中，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在面对明确的暴力风险时。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安全治理过度依赖“消灭威胁”，却无法同步修复威胁滋生的土壤，稳定便只能是暂时的。

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的长期困境，并非单纯的安全问题。它同时是发展问题、治理问题，也是国家整合能力的考验。高失业率、基础设施不足、教育资源匮乏，使当地青年更容易被跨境极端组织吸纳。宗教与族群身份在这种环境中被不断政治化，成为对抗国家权威的动员工具。当安全部门以“恐怖主义”框定问题时，社会层面的裂缝却并未因此自动消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近年来，伊朗在地区格局中的角色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其边境地区也承受着更大的外溢压力。无论是毒品走私、武器流通，还是意识形态渗透，都在弱治理空间中叠加放大。反恐行动因此不再只是国内事务，而与地区安全网络紧密相连。这也解释了为何伊朗在相关通报中，往往强调组织的“跨国背景”与“外部支持”，试图将边疆不稳嵌入更宏观的地缘政治叙事。

但从长周期看，单一叙事并不足以支撑真正的安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边疆的稳定从来不是靠持续高压维系的，而是依赖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治理能力。这意味着在保持安全底线的同时，逐步重构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信任关系，让发展政策、公共服务与政治参与不再只是附属选项。否则，每一次成功的反恐行动，最终都可能成为下一次动荡的序章。

此次行动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再次提醒外界：伊朗的安全问题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它既是地区动荡的投射，也是国内结构性张力的集中体现。如何在不放松安全警惕的前提下，减少对“非常手段”的依赖，考验的不只是军事与情报能力，更是国家对边缘地带的想象力。真正的稳定，往往不是来自枪声消失的那一刻，而是来自暴力失去其社会土壤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