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明朝疯子特别多

“必记本”注：明代众多装疯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在皇权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官吏逐渐成为皇帝维护统治的机器和工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代君主在对臣子的人性关怀方面存在严重的缺失，剥皮实草、凌迟等一系列严刑酷法的施行反映了明代君主对待官员几无人性可言；还反映出在明代君臣离心之重。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各部官员不肯尽心用事，行政效率低下，对明王朝的覆灭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本文作者为崔晓莉，首发于《山西师大学报》，特此分享。

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均存在官员装疯的现象。装疯本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极端行为，且一般是在风云际会的乱世才会出现的情形。但到了明代，即使在大一统的太平年代，官员装疯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其原因众多。笔者拟就此作一些初步探讨，敬祈方家教正。

一、装疯的类型及表现

翻阅明史典籍，我们发现其中记载有关官员装疯的事例颇多，其装疯的原因和意图也是多种多样。其类型和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得罪皇帝，为避杀身之祸。

《明史》中记载，明洪武十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又要大开杀戒，便叫御史袁凯把载有犯人姓名的案卷送给皇太子朱标复讯。皇太子主张从轻发落，朱元璋便问袁凯“朕与太子孰是？”袁凯是聪明人，两边都不敢得罪，便顿首言：“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不料朱元璋对袁凯的回答不满意，“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袁凯害怕被杀，便“佯狂免，告归”，最后得以善终。在明初肃杀恐怖的气氛中，袁凯作为能从朱元璋的虎口里余生的官员，确实是令人敬佩的幸运儿。

崇祯初年诛杀魏党，阁臣张瑞图亦遭冤而波及。钦差奉旨来泉州查办，瑞图探知音信，遂假装疯癫，于事前以乌麻调糖，用竹筒模成若干块，制成狗屎的形状，撒在他乡里口的草场上，等钦差到他乡口的时候，他则披发跣足，在草场上拾取狗屎吞咽。钦差一见，认为他是真的疯了，便回朝上章，据情请求赦免他，于是张瑞图竟得以避免过去附逆魏忠贤之罪。

2.掩盖意图，以成其事。

朱元璋死后，皇长孙朱允炆君临天下，为巩固皇权，他采纳亲信大臣黄子澄和齐泰的建议开始“削藩”，燕王朱棣首当其冲。

在靖难之役开始前，朱棣为争取时间准备十几万人的粮食、衣物和兵器，便决定装疯。

朱棣

嘉靖年间高岱所撰《皇明鸿猷录》与清初谷应泰所撰写《明史纪事本末》中均对朱棣装疯事件有详细记载，《皇明鸿猷录》中载：“（建文元年）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告燕邸官校于谅周铎等阴事，逮系至京，皆戮之。有诏诮让成祖，成祖乃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苏。张昺、谢贵等入问疾，成祖盛夏拥火犹自谓寒甚，昺等皆叹息。”《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与此词句稍有差异，但意思完全相同。朱棣就是凭借装疯，避开了朝廷的监视，掩盖了自己篡位的意图。在装疯的同时，他暗中加紧准备粮草兵器，最终起兵篡夺了帝位。

3.摆脱控制，免受牵连。

周王朱橚，是明太祖的第五个儿子，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建文帝削藩之际，“以橚燕王母弟，颇疑惮之”。而周王朱橚此时也确有反叛的图谋。周府的长史王翰发觉后，曾几次向周王进谏劝阻，周王都没有听从。王翰眼看祸及自身，便“佯狂去”。后来，建文帝派曹国公李景隆猝然包围了周王府，周王被废为庶人，流放到了云南蒙化。王翰也因“佯狂”而得以幸免。

4.罪大恶极，为逃避惩罚。

景泰三年，被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曾将随身携带的金刀送给了看守他的太监阮浪，后来金刀落到了锦衣卫指挥卢忠手里，卢忠却“令校尉上变，告太上皇（明英宗）与少监阮浪、内使王瑶谋图恢复帝位。”景泰帝大怒，认为人赃俱在，“逮捕阮浪、王瑶二人下狱，穷治之”，最后，景泰帝命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则死于狱中。卢忠的行为使许多无辜之人遭到杀害，他害怕被杀，便“佯狂以冀免”，最后也因此仅被景泰帝“坐以他罪，降为事官立功”而已。

5.政治上不得志，欲脱离官场。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率大军进犯大同，沈束上书指责严嵩祸国殃民，因此惹怒了嘉靖皇帝，被投入诏狱。后来虽获释，但他却意欲脱离官场，回家后便“枕塊饮水，佯狂自废”。

二、装疯的效果

从上述装疯的实际效果来看，大多因此达到了既定目的，不少人因此逃脱了杀身之祸。难怪明代有如此之多“佯狂”之人。但这种目的的实现却是以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为代价的。

朝廷对这种“佯狂”的举动也是充满猜疑的，最初会用各种非人的手段加以试探，即使放归后，也时常指使耳目暗中窥探其真伪。如明初的袁凯装疯后，朱元璋认为疯子不怕痛，让人用锥子刺他的皮肤，袁凯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硬是挺了过去。袁凯为了装得逼真，回家后还用铁链锁住脖子，蓬头垢面，疯言疯语。朱元璋派人去召他回朝做官，袁凯事先得到消息，在使者到来时，他便蓬头垢面地大声唱歌，又趴在篱笆边装作吞吃狗屎。朱元璋接获报告，确认袁凯疯了，便不再追究，也不再要袁凯为官。当建文帝得知朱棣疯掉后，对此也是满怀狐疑，便派“张昺、谢贵入问疾。”在听说朱棣的一系列疯癫症状后，才“稍信之”。

但也有付出惨重代价而未得善终的，如景泰年间的锦衣卫指挥使卢忠，虽然在景泰年间以“佯狂”得以逃脱罪责，但在“夺门之变”后即被明英宗以凌迟酷刑处死，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杀头的命运。

对于这些官员的装疯，朝中的部分大臣还是心知肚明的。当燕王朱棣装疯后，长史葛诚就对此了然于心，他曾密告张昺、谢贵“燕王本无恙，公等勿懈。”当锦衣卫指挥使卢忠装疯时，大学士商辂及太监王诚就向景泰帝揭发说：“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大伦。”即使新君登基后也会对被迫装疯而归养在家的正直官员重新起用，这也体现出新君对他们不得已装疯之苦衷的理解。再加上这些官员的装疯因是在非常情势下采取的非常手段，因此，在时机成熟或新君登基后，有些人还是会一改往日“疯癫”之态，重新应征为官。如佯狂自废的沈束，在明穆宗登基后，就曾被“召为都给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

三、对明代官员装疯现象的理性思考

凡疯癫之人，均表现为精神错乱、行为失常，对于自己的行为已无自制能力，因此做出的一些异常举动往往易于被人理解，其先前造成的后果也往往被免于追究。正是疯癫之人这种所特有的“豁免权”，往往被人拿来当作挡箭牌。

但是，遍观历史上的装疯现象，大多出现于社会动荡不安、风云际会的年代，为达到独善其身的目的，便有人想出装疯的办法。但对明代的装疯现象稍加分析便可看出，他们装疯的年代并非动荡不安，而是太平年代。这只能从明代自身去寻找原因。

首先，在明代，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权力日益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在这种情势下，百官成了皇帝维护自己统治的机器，皇帝可以由着自己的情绪任意诛戮大臣，发泄自己的不满。在这种高压血腥的统治下，百官稍有不慎，便会惹祸烧身，为了保住脑袋，有些官员只好想出装疯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明代酷刑

其次，明代的君主对犯官实行一套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刑罚的种类、处罚的惨烈程度等方面均远远超出前代。如剥皮实草、廷杖、凌迟等，刑罚之惨烈，实施之频繁，使得官员大有朝不保夕之感。有的官员害怕受此酷刑，甚至用鸩血漂染衣带，一有捕拿，便吮衣带而死，可见当时酷刑之惨烈。有的官员为早日脱离险恶的官场，便托病注门籍、乞骸骨等。那些既不能托病注门籍、乞骸骨，又不愿被杀的官员，便想到了仿效前辈们屡试不爽的两全齐美的办法——“佯狂”，既摆脱了提着脑袋过日子的官场，又保住了性命。

明代众多装疯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在皇权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官吏逐渐成为皇帝维护统治的机器和工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代君主在对臣子的人性关怀方面存在严重的缺失，剥皮实草、凌迟等一系列严刑酷法的施行反映了明代君主对待官员几无人性可言；还反映出在明代君臣离心之重。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各部官员不肯尽心用事，行政效率低下，对明王朝的覆灭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