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1年5月31日，这是一个让中国科学界记了一辈子的日子。
北京中科院的一间会议室里，空气静得简直能听见心跳声，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副院长竺可桢站了起来，脸色铁青，当众宣读了一项决定：撤销乐天宇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的职务。
这一嗓子，就像平地一声雷。
乐天宇是谁？
他可是新中国农业大学的第一任“掌门人”，是当年给毛主席提建议开垦南泥湾的大功臣。
可就这一纸命令，让他从云端直接摔进了泥潭，行政级别从原本显赫的副部级，断崖式地降成了华南农垦局的一个副处长。
大伙儿都在心里犯嘀咕：究竟是犯了多大的错，能让一位资格这么老的革命家，遭遇这种雪崩式的降级？
其实，这颗雷早在三年前就埋下了。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乐天宇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现在的中国农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名头上是主任，实际上干的就是校长的活儿，手握重权，风光得很。
可偏偏就是这就坏了事，权力的顶峰，往往也是危机的悬崖。
当时的农大校园里，正悄悄酝酿着一场关于“真理”的战争。
一边是乐天宇，他是苏联“米丘林学说”的铁杆粉丝，也是李森科主义在中国的头号执行者；另一边，是刚从美国回来的遗传学家李景均，坚持的是国际主流的“摩尔根遗传学”。
要是纯粹的学术争论，百家争鸣本来是好事。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乐天宇硬是给学术观点贴上了政治标签。
乐天宇对米丘林学说的信奉，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在他眼里，凡是跟米丘林不一样的，那都是必须要铲除的毒草。
于是，当权力的傲慢撞上了学术的固执，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他利用手里的行政权力，强行停掉了李景均教授的“遗传学”等核心课程。
在课堂上骂，在会议上批，甚至给人家扣上“反动”、“唯心”的大帽子。
这种窒息的环境，逼得李景均实在没路可走。
这位本想报效祖国的科学家，最后只能忍痛出走美国。
这不光是农大的损失，更是整个中国遗传学界的遗憾。
但这还没完，乐天宇觉得自己这一套是对的，还要接着折腾。
逼走李景均后，他搞了一场更激进的“改革”。
他的逻辑简单粗暴：搞农业就是为了生产，不能直接下地干活的，全是“废科”。
于是，他大笔一挥，把农艺、园艺、森林这些系合并成“生产系”，把搞理论研究的农化、植病、昆虫系合并成“非生产系”。
他还动员学生大规模转系，谁要是不去搞生产，谁就是思想有问题。
这一搞，学校瞬间乱成了一锅粥，教授们气得直拍桌子。
可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乐天宇满不在乎，甚至甩出一句：“转光了也不要紧，改革哪有不痛苦的。”
你看，他不怕得罪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代表的是“正确方向”。
可这种拒绝反省的态度，终于把上级和学术界都惹毛了。
为了挽救局面，组织上把他调离了农大，安排到中科院当馆长。
这本来是想保护他，让他换个环境收收心。
谁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到了中科院，乐天宇的倔脾气不但没改，反而变本加厉。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发生了：有关部门请他编写中学生物教材，这本来是好事。
可写到“细胞”这一章时，乐天宇把笔一摔，不干了。
他的理由荒唐得吓人：“那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我不写。”
连细胞的存在都要否定，这已经不是学术观点的问题了，这是在挑战常识。
这下子，连好多原本同情他的外行都看不下去了。
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中科院连开了三次座谈会。
同事们给他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他好出风头，喜欢别人奉承…
有了一点成功就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那个不可一世的乐天宇，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黯然离京。
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要问：乐天宇为什么敢这么狂？
他的底气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这事儿，得往回倒三十年。
1920年，20岁的乐天宇考进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那会儿的他，眼里有光，是个真正的热血青年。
他是学校第一个团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是第一个党支部的书记。
他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先驱，资格老得很。
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在1939年的延安。
那年冬天，延安被封锁，穷得叮当响。
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时候，乐天宇的专业本事派上用场了。
他带着考察团，花47天走了陕甘宁边区15个县，鞋底都磨穿了。
最后，他指着南泥湾那片荒地，跟中央提了个大胆的建议：开垦南泥湾。
那会儿南泥湾还是“烂泥湾”，野狼成群。
但乐天宇断定，这是种庄稼的好地方。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王震旅长带着三五九旅进驻，几年功夫，就把“烂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
这可是救命的粮食啊！
这就是乐天宇傲慢的资本。
他觉得只有自己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功臣，他觉得自己的“生产至上”理论在延安救了命，所以到了北京也一定是对的。
但他忘了，搞革命需要打破旧秩序，可搞科研，需要的是尊重客观规律，是严谨和包容。
他把在黄土地上的经验，生搬硬套到了实验室里，结果摔了个大跟头。
1951年那次降职，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
此后的二十多年，他几乎销声匿迹，默默在基层干活。
直到1978年，春风吹起来了，乐天宇才恢复了名誉和工资。
这一年，他已经78岁了。
按理说，受了半辈子委屈，晚年拿回待遇，该在北京享清福了吧？
可这老头儿接下来的举动，又把所有人吓了一跳。
1980年，他带着补发的全部工资——整整六万多块钱，毅然回了老家湖南宁远。
那可是80年代的六万块啊，那是笔巨款！
他要干什么？
他要办学。
在九嶷山下，他创办了九嶷山学院，这是全国第一所民办公助、不包分配的新型大学。
这位曾经的副部级干部，晚年活成了一个苦行僧。
他住的是破庙，吃的是粗茶淡饭。
国家给的离休费，他每个月只留50块钱生活，剩下的全交给了学校。
他依然固执，依然倔强，但这一次，他的固执用对了地方。
他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光和热，全部烧在了家乡的教育上。
1984年，84岁的乐天宇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身后是书声琅琅的校园。
乐天宇这一辈子，就像他家乡九嶷山上的斑竹。
那一节一节的，是他的原则和固执；那一点一点的泪痕，是他的坎坷和教训。
作为教育家，他曾因为偏执犯下大错，逼走了良师，搞乱了教学，这是他洗不掉的污点。
那个特殊的年代放大了他的缺点，让他从功臣变成了罪人。
但他也是个赤子。
晚年那六万元的捐款，那破庙里的身影，证明了他心里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
他用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
历史是一面镜子。
乐天宇的故事告诉我们：功劳再大，资历再老，也不能违背科学规律，更不能刚愎自用。
人要是太固执，早晚得吃大亏。
但他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初心没灭，不管什么时候，都有重新发光的机会。
在那段激荡的岁月里，乐天宇是个悲剧，也是个传奇。
是非功过，都随风去了，只有九嶷山上的斑竹，还在风里摇晃，讲着这段沉甸甸的往事。
信息来源：
《中国农业大学校史》，中国农业大学校史编写组，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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