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有个老清洁工，从进厂第一天起就睡在更衣室，30年没挪过窝

我们纺织厂的更衣室，永远飘着股消毒水混着洗衣粉的味。靠里墙的铁柜第三格，常年挂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柜门下塞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那是老郑的家当。

我进厂那年十七，还是个学徒工，第一次见老郑，他正蹲在更衣室的长凳上啃馒头。五十多岁的人，背有点驼，头发乱得像草，可眼睛亮，看人的时候直勾勾的，带着股子倔劲。

“这是老郑，负责打扫车间卫生的。”师傅指了指他，“你别瞅他穿得旧，厂里的地，就他拖得最亮。”

老郑没抬头，嚼着馒头含糊地“嗯”了一声，算是打招呼。我后来才知道，他从三十年前进厂第一天起，就睡在这更衣室。长凳拼起来当床，蛇皮袋里装着被褥，铁柜里塞着换洗衣物，连吃饭的搪瓷缸子都摆在柜顶上，擦得锃亮。

“他不回家？”我偷偷问师傅。

师傅往车间瞅了瞅，压低声音：“听说年轻时候犯过事，家里人不认他了。”

厂里的人都知道老郑睡更衣室，却没人多问。他话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拿着大扫帚把车间扫得干干净净，机器底下的线头、地上的油渍，都用铁丝球一点点蹭掉。等我们上班时，他已经蹲在更衣室啃馒头，见了谁都点点头，不多说一个字。

有次我加班到半夜，回更衣室拿东西，看见老郑躺在长凳上，盖着件旧大衣，眉头皱得紧紧的，像是在做梦。旁边的小桌上，摆着个掉了漆的相框，里面是个小女孩的照片，扎着俩羊角辫，笑得露出豁牙。

“郑师傅，还没睡？”我轻轻问。

他“腾”地坐起来，手忙脚乱地把相框塞进柜里，脸涨得通红：“嗯……刚躺下。”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慌神，像个被人撞见秘密的孩子。

老郑的日子过得像口钟，按点转圈。早上四点扫地，七点啃馒头，中午在食堂打份最便宜的菜，蹲在车间角落吃，晚上继续打扫，十点准时躺回长凳。他从不跟人扎堆聊天，也不抽烟喝酒，唯一的“消遣”是每天傍晚，坐在更衣室门口，对着西边的天空发呆，手里捏着个皱巴巴的烟盒，里面装着些捡来的塑料瓶。

有年冬天特别冷，更衣室的窗户坏了，风“呼呼”往里灌。我早上上班时，见老郑缩在长凳上，嘴唇冻得发紫，却还在给扫帚绑新的竹枝。

“郑师傅，这么冷的天，咋不多盖点？”我递给他个暖手宝。

他接过去，揣在怀里，没说话，眼里却有点湿。下午我路过仓库，看见他蹲在地上，把捡来的泡沫板往窗户缝里塞，手指冻得通红，却笑得挺满足。

厂里的小姑娘心软，有时会把家里做的包子带给老郑，他总是双手接过来，鞠个躬，第二天准把饭盒刷得干干净净送回来，里面还塞着几颗自己种的小番茄——他在厂区后面的空地上开了块小菜地，种着番茄和黄瓜，长得水灵。

变故出在老郑六十岁那年。厂里搞改革，要清退临时工，老郑在名单里。厂长找他谈话那天，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背挺得笔直，像根老电线杆。

“郑师傅，您年纪大了，回家歇歇吧。”厂长递给他个信封，“这是补偿金。”

老郑没接信封，也没说话，转身就走，背影看着孤零零的。

那天下午，他没去扫地，蹲在更衣室门口，对着他的小菜地发呆。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根没精打采的草。

我心里不落忍，过去劝他：“郑师傅，要不我跟厂长说说，留您在厂里看大门？”

他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存折。“我攒了点钱，”他声音哑得厉害，“够回老家的车票了。”

“回老家？”我愣了。

“嗯。”他摸了摸口袋，掏出那个掉漆的相框，照片上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眉眼间能看出老郑的影子，“她结婚了，生了个娃，我想去看看。”

原来当年他不是犯了错，是年轻时在工地打工，失手伤了人，坐了几年牢。出来后老婆跟人跑了，唯一的女儿被丈母娘带走，说啥也不让他见。他进厂当清洁工，就是想离老家近点，偷偷攒钱，等有一天能堂堂正正站在女儿面前。

“那您咋不早回去？”

“怕她不认我。”他把相框贴在胸口，“我在这儿待了三十年，每年都去村口看她，远远地看一眼就够了。她现在过得好，我这把老骨头，别去给她添堵。”

清退的前一天，老郑把更衣室打扫得干干净净，长凳擦得能照见人影，铁柜里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他把那个蛇皮袋扛在肩上，走到车间门口，突然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那些轰鸣的机器，像在跟老伙计告别。

“郑师傅，我送您去车站。”我追上去。

他摆摆手：“不用，我自己能行。”走到厂门口，他又停下，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布包，塞给我，“这个，你留着。”

是那个掉漆的相框，只是里面的照片换了，是他和一个年轻女人的合影，旁边站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

“这是……”

“我闺女，还有外孙。”他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前阵子她来厂里找我了，说早就不怪我了，让我跟她回家。”

原来他闺女早就知道他在这儿，只是娘俩都憋着股劲，一个不敢认，一个不敢找。直到上个月，外孙在厂里门口看见老郑，觉得眼熟，跟他妈一说，这层窗户纸才捅破。

“那您咋不早说？”我鼻子有点酸。

“怕你们笑话。”他挠挠头，“在这儿睡了三十年，总觉得丢人。”

他扛着蛇皮袋，一步三回头地走了。阳光照在他身上，把影子拉得暖暖的，不像以前那么孤单了。

后来我听说，老郑回了家，闺女给他收拾了间房，铺着新被褥。他还是改不了老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地，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惹得女婿总笑他：“爸，咱家里不用这么扫。”

他就嘿嘿笑，说：“扫干净了，心里敞亮。”

去年厂里组织退休工人聚会，老郑也来了。穿着新做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跟闺女女婿一起来的，怀里抱着外孙，笑得合不拢嘴。他拉着我看照片，手机里全是外孙的视频，说：“你看这孩子，跟他妈小时候一个样。”

聊天时他才说，那三十年，他每天晚上都对着西边发呆，因为老家在西边；捡塑料瓶攒钱，是想给闺女买件像样的嫁妆；连小菜地里的番茄，都是闺女小时候最爱吃的。

“在更衣室睡了三十年，苦不苦？”我问他。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苦，可一想到能再见到她，就不觉得苦了。”

聚会结束时，他非要跟更衣室合个影。站在那排长凳前，他挺直了背，像当年刚进厂时一样，眼里却闪着光。照片洗出来，他揣在兜里，说要拿回家给外孙看：“告诉这小子，外公以前在这儿，守着个念想，守了三十年。”

现在厂里的更衣室换了新的，长凳换成了储物柜，可我总觉得，那靠里墙的铁柜第三格，还挂着件发白的蓝布褂子，柜门下塞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一个父亲三十年的等待。

有些地方，看着简陋，却装着比家还重的念想；有些人，看着孤单，心里却守着比啥都暖的盼头。就像老郑，在更衣室睡的不是觉，是盼着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地，说一声“我是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