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向金国下跪时，这支两百人的中国残军，却把西方打得瑟瑟发抖

文｜老达子

本文共3823字，阅读时长大约6分钟

前言

“大石……通辽、汉字……善骑射，登甲辰科进士第，擢翰林应奉。” ——《辽史·卷三十·天祚皇帝四》

“他们的法律对于不管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是平等的。”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公元1141年，宋高宗赵构在临安的暖风中醉生梦死，还用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急不可耐地与金国签下了《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在距离临安万里之遥的中亚撒马尔罕以北，一支仅有两万人的中国残军，正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将当时不可一世的西方霸主打得尸横遍野。

他们穿汉服、行汉制、讲汉语，他们让欧洲人误以为是基督教的“救世主”降临了东方。这支被正史边缘化、被教科书一笔带过的政权，就是西辽。

可是，为什么我们只记得偏安一隅的南宋，却忘了威震中亚的西辽呢？今天老达子就带大家了解下当时的西辽～

只有两百人的亡国奴

要讲西辽，必须把目光聚焦到那个被历史低估的男人身上，他就是耶律大石。

很多人对辽朝的印象，还停留在杨家将里那个凶神恶煞的番邦，但事实上的辽朝，到了末期已经高度汉化了。而耶律大石本人，更是一个标准的高知精英。

据《辽史·卷三十》记载，耶律大石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但他不是靠血统吃饭的纨绔子弟，他是辽代唯一的翰林出身的皇帝。

他精通汉文、契丹文，甚至通晓梵文，通古今，能骑射，是正儿八经考出来的进士，入了翰林院。

公元1124年，辽朝的崩溃已经无法挽回了，金兵压境，天祚帝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四处逃窜。是耶律大石苦劝天祚帝不要盲目决战，要养精蓄锐，结果被骂得狗血淋头。

眼看江山快倒了，耶律大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走。

《辽史》里留下了这样一句令人心酸的记录：“大石夜帅铁骑二百，杀北庭都护……自立为王。”

注意这个数字：二百。刘邦起兵时还有三千子弟，耶律大石此时手里只有区区两百骑兵。这在当时动辄几十万大军的战场上，连一朵浪花都算不上。

他向西逃亡时，身后是穷凶极恶的金国追兵，前方是茫茫未知的戈壁荒漠。按照常理，这就是一个流寇的剧本，不出三集就该领盒饭了。

但耶律大石展现出了顶级的战略眼光，他没有像南宋君臣那样寻求偏安，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西北。

他一路西行，来到了可敦城（今蒙古国境内）。这里是辽朝西北边防的重镇，囤积着辽国最后的战马和粮草。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着对金国怀有刻骨仇恨的草原部落。

在这里，耶律大石召开了一次决定命运的部族大会，他没有用强权压服，而是发表了一篇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演说：

“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今金人再一次，再一次攻我国家……你们虽然有些是异姓，但都是我大辽的臣民，难道不念旧情吗？”

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草原部落的义气和对金国残暴统治的恐惧，当时威武、重德、甚至于弘吉剌等七州十八部的首领，皆仗兵以从。

一夜之间，耶律大石从200人的流亡队长，变成了一支拥兵万余的精锐统帅，这就是西辽帝国的雏形。

文明维度的降维打击

拥有了军队，耶律大石没有急着杀回东北找金国拼命，那是找死，他极其清醒地制定了先西后东的大战略。

此时的中亚，局势错综复杂。原本的霸主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东西两部内斗不止。耶律大石的到来，对当时的西域各国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

为什么说是降维打击？

首先是组织度，西辽军队虽然成分复杂，但耶律大石严格沿用了辽朝的军事制度，哪怕流亡万里，军令依然严明。而当时的中亚部落武装，更多是松散的联盟。

其次是文化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冷门但重要的细节，耶律大石在西域打出的旗号，不仅仅是恢复契丹的荣光，更是代表中华上国的法统。

在当时的回鹘人、高昌人眼里，宋朝太远且软弱，金人太野蛮，而深受汉文化熏陶、典章制度完备的辽，就是他们认知里的中国。

耶律大石一路向西，势如破竹。1134年，他建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南），正式称帝。但他没有用契丹语称汗，而是采用了汉制的年号——延庆，后来又改为康国。

这不仅是一个政权名号，更是一种政治宣言，我虽身在西域，但我依然是中华正统。

卡特万之战

如果西辽只是欺负一下分裂的喀喇汗王朝，那它还不足以被称作威震中亚。真正让西辽封神，并让西方世界几百年不敢小觑东方的，是公元1141年的卡特万之战。

这场战役的含金量，在正史中被严重低估了。

当时的对手是谁？是西亚和中亚的绝对霸主——塞尔柱突厥帝国，它的统治者苏丹桑贾尔（Sanjar），被伊斯兰世界尊称为苏丹中的苏丹，号称伊斯兰的亚历山大，此人一生征战，几乎没有败绩。

1141年，因为西辽与葛逻禄部落的纠纷，桑贾尔决定给这个东来的异教徒一点颜色看看。他集结了呼罗珊、西吉斯坦、加兹尼、马赞德兰等地的联军，总兵力高达10万（一说更为庞大），并且配备了当时最顶尖的重装骑兵。

而耶律大石这边呢？根据史料推算，西辽军队满打满算不过3万人，而且多为轻骑兵，长途跋涉，人困马乏。

1141年9月9日，双方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草原遭遇。

按照一般人的剧本，面对数倍于己的重装敌军，应该防守反击。但耶律大石是读过《孙子兵法》的。他一眼看穿了桑贾尔联军虽然人多，但指挥系统臃肿，各部之间配合生疏。

根据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记载，耶律大石在战前指着对面的桑贾尔大军说了一句狠话：“敌人虽多，却无谋略，今天我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兵法。”

耶律大石没有选择正面硬刚，而是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他利用契丹骑兵机动性极强的特点，避开桑贾尔中军重骑兵的锋芒，直接针对联军薄弱的两翼进行快速穿插和包抄。

这就是经典的两翼包抄，挤压中军战术。

战斗开始后，西辽骑兵如水银泻地般冲散了桑贾尔的左翼和右翼，然后像两把钳子一样，狠狠地夹住了桑贾尔的中军。原本庞大的塞尔柱军队瞬间被压缩在狭窄的河谷中，人马互相践踏，乱成一锅粥。

结局是毁灭性的，桑贾尔的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伏尸数十里，死伤超过3万人。桑贾尔本人在贴身卫队的拼死保护下，才狼狈逃脱，他的妻子、大将全部被俘。

这一战，不仅终结了塞尔柱帝国在中亚的统治，更直接改变了世界格局。

消息传到欧洲，正被穆斯林军队打得灰头土脸的十字军欣喜若狂。因为信息传递的误差，欧洲人以为东方出现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John），率领大军来拯救他们了。

这个美丽的误会，让Cathay（契丹的音译）这个词，在俄语和中古英语中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俄语里的中国依然读作Kitay。

当南宋君臣在临安为了苟活而向金人屈膝时，耶律大石却在万里的帕米尔高原，用一场史诗级的胜利，告诉世界：来自东方的力量，依然不可战胜。

一个儒家文明的孤岛

然而，西辽最让人动容的，不仅仅是武功，更是它的文治。

作为一个统治阶层是契丹人、被统治阶层绝大多数是穆斯林的政权，西辽展现出了惊人的文化韧性。耶律大石并没有强迫中亚人改信佛教或契丹萨满教，但他坚持了一点：国家机器必须汉化。

1. 官方语言：汉语和契丹语是官方语言。
2. 教育体系：他在蛮荒之地建立了太学，教授儒家经典。
3. 货币制度：西辽发行的钱币，如感天元宝、康国元宝，全部是方孔圆钱，上面铸的是汉字。

在撒马尔罕的街头，你能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长着高鼻深目的中亚官员，穿着汉式的袍服，手里拿着毛笔，用汉字书写公文。

西辽历经三代君主、太后，始终坚持尊孔重道，甚至在西辽灭亡前夕，当乃蛮部的屈出律篡位并试图强迫当地人改宗时，西辽的百姓依然怀念那个宽容而有序的契丹时代。

这是一个孤悬海外的中华文明试验田，它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不仅仅依赖于中原的土地，更在于其典章制度和文化内核的优越性。

为什么历史课本不提它？

既然西辽这么牛，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它往往只是作为辽朝灭亡后的一个注脚出现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编纂学的原因。

第一，法统的尴尬。

中国古代修史讲究正统，元朝修史时，宰相脱脱主持修了《辽史》、《金史》、《宋史》。在这个体系里，辽是正统，但西辽作为辽的残余，被视为流亡政权。再加上它地处西域，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在传统的大一统史观里，它成了边缘中的边缘。

第二，史料的匮乏。

西辽自身留下的文字记录极少，关于它的详细记载，大多散见于波斯人、阿拉伯人的史书中，比如《世界征服者史》、《全史》等等。对于主要依据汉文典籍编写的中国通史来说，取证难度极大。

第三，为他人做嫁衣。

西辽在中亚统治了八十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其实是为后来的成吉思汗铺平了道路。

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蒙古人惊讶地发现，这里有一套现成的、高效的行政班底。耶律大石留下的契丹谋士（如后来的耶律楚材家族背景）、税收制度、驿站体系，大部分都被蒙古帝国全盘接收了。

在宏大的蒙古征服史面前，西辽更像是一个先遣队。它把中亚打扫干净，把中华文明的种子播下，然后悄然退场。

老达子说

历史不应该只有一种视角。

当我们为岳飞的《满江红》扼腕叹息时，别忘了在同一片天空下，还有一位叫耶律大石的读书人，带着两百勇士，在绝境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西辽的存在，打破了宋朝时期中国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它告诉我们，哪怕失去了中原，哪怕只有残兵败将，只要文化的魂魄还在，只要尚武的精神不死，中国这个概念，就能在任何一片荒原上重生。

那个在碎叶河畔吟诵汉诗的契丹皇帝，和那个在风波亭受刑的南宋将领，其实是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无奈的现实，一面是不屈的理想。

历史课本也许篇幅有限，装不下西辽的八十八年风云，但每一个读懂历史的人，都应该在心里给耶律大石留一个位置。

因为他证明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林则徐，也适用于那个在漫漫黄沙中，孤独守望中华法统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