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良的书法真的超越了古人？

自从刘洪彪先生提出超越论以后，超越古人就成为当今书坛的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先有张旭光先生力挺好友称自己也超越了古人，后有王厚祥先生宣称超过于右任、林散之二老，再有洪厚甜先生励志成为赵孟頫以后的楷书第一人，超越明清一众书法家。

这些言论毫无意外的遭到了民众的猛烈抨击，甚至有部分书法家也给予驳斥，然而这些反对意见并不能完全消除超越论，今人超越古人已经得到更多书法家的认同。

当代书坛，陈海良先生以其极具个性的笔墨语言与深厚的专业素养脱颖而出，成为备受关注的代表性人物。

而著名学者、书法家张公者先生“陈海良在技法与风格上已超越古人”的论断，更将这位书家推向舆论焦点，引发了关于当代书法成就与历史定位的激烈讨论。

事实上，陈海良先生的书法确属当代翘楚，功力与才情兼备，但所谓“超越古人”的评价尚难成立，其能否跻身书法史名家行列，仍需时间的沉淀与历史的检验。

陈海良先生师从尉天池、马士达、周玉峰等名家，奠定了扎实的传统功底。先后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和书法创作博士学位，成为兼具实践能力与理论素养的学者型书家。

接连斩获全国第七届、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第三、四届正书展最高奖，乃至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奖”，长期担任中国书协“国展”评委、国家艺术基金评委。

陈海良先生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其对诸体的娴熟驾驭与草书领域的突破性探索。他各体皆擅，楷书法度严谨，隶书古朴灵动，魏碑骨力兼备，但最能代表其艺术高度的，当属大草与小行草。

其小行草被圈内称为“常州样”，已然形成具有地域标识性的风格面貌，追随者众多，甚至成为国展中常见的审美倾向，足见其对当代书风的影响力。

这种风格的形成，源于他对传统经典的深度解读与整合——上至魏晋的研媚婉约，下至明清的丰厚圆劲，他对历代名家的用笔、结体、行气、空间营造等元素了然于胸，却不困于一家一法。

侧锋与中锋的交替运用，线条粗细、节奏的变幻莫测，使得其小行草既笔笔合辙于古法，又处处彰显己意，通篇呈现出雅致而恣肆的独特气象。

大草则是陈海良先生书法中最具个性与感染力的部分。自古以来，大草以其气势连绵、体势飞动的特质，成为最能彰显书家性情与才情的书体，却也最难驾驭。

陈海良先生以明清大行草为框架，突破了此前明清调大行草盛极而衰的瓶颈，其关键在于“溯本求源”的取法智慧。

他深知，王铎、傅山等明清大家因未能得见魏晋墨迹，仅靠唐刻拓本取法，在笔法传承上存在缺憾；而当代书家拥有得天独厚的文献资源，可直接从魏晋墨迹中解析用笔精髓。

基于此，陈海良先生以明清大草的开张格局为骨架，融入魏晋笔法的精微细腻，让线条在保持雄浑气势的同时，更添毛涩张力与笔墨韵味。

观其大草作品，如苏东坡“惊涛拍岸”之喻，气势恢宏却不狂怪，恣肆洒脱又不失法度，将草书的“气”与“势”演绎到了新的高度。

陈海良先生的艺术成就，得到了书坛诸多名家的认可，张公者先生更是提出：“陈海良在这方面已经超越了古人。”

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协理事，张公者先生兼具学者与书家的双重身份，其评价本就具有重量，这番“超越论”更是瞬间点燃了书坛的讨论热情。

张公先生者的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陈海良技法与风格的细致解读。他认为，陈海良先生的小字书法已达炉火纯青之境，核心贡献在于“完善了古代非经典书法的技法”——这里的“非经典”并非指艺术价值低下，而是指书法史上未被充分发掘的民间墓志、未成熟作品等资源。

张公者先生指出，陈海良先生对元代书法家杨维桢的字进行了改造与完善，在字形与技法上实现了突破，同时形成了兼具共性与个性的艺术风格。

在他看来，能进入艺术史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独特风格，而陈海良先生的作品在共性、个性、技法、格调等方面均已完善，完全具备载入书法史的资格。

然而，张公者先生的“超越论”很快引发了强烈反弹，成为书坛争议的焦点。反对者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其一，对“非经典技法完善”的质疑。有观点认为，流传至今的古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经过了历史的筛选与检验，所谓“非经典”本质上是艺术成熟度不足的作品，无需当代书家“完善”，陈海良的改造实则是对传统的曲解与背离。

其二，对“超越古人”的价值否定。在传统书法认知中，“敬古”是核心准则，古人在笔墨功力、文化积淀、精神境界等方面形成的高峰，被视为难以逾越的标杆。

中书协前副主席聂成文便公开抨击陈海良，认为其书法“缺乏基本功，名不副实”，直指“超越论”背后的浮躁风气。

其三，对评价客观性的怀疑。部分观点认为，张公者的评价带有恭维成分，将同时代书家拔高至“超越古人”的高度，既不符合艺术规律，也容易误导大众对书法史的认知。

这场争议的本质，折射出当代书坛的价值分歧与审美焦虑。一方面，书法在当代已失去传统社会的实用功能，转向纯艺术展示，书家为追求展厅效应，必然强化作品的视觉表现力与个性特征，陈海良的风格正是这种时代需求的产物；

另一方面，面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冲击，书坛又普遍存在对文化根脉的坚守诉求，强调“基本功”与古法传承，成为抵御浮躁风气的重要策略。

因此，对“超越论”的挞伐，不仅是对陈海良先生个人艺术成就的质疑，更隐含着对书法创新可能偏离本体、迷失方向的深层忧虑。

剥离“超越古人”的舆论喧嚣，客观审视陈海良先生的书法艺术，不难承认其在当代书坛的卓越地位。

他在技法层面的功底极为深厚——楷书的严谨、行书的流畅、草书的狂放，均建立在对传统经典的深入研习之上。

与传统书家相比，他的优势在于对书法技术要素的理性解构与创造性整合：既能精准捕捉魏晋笔法的精微，又能驾驭明清大草的气势，更能将二者融会贯通，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这种“有出处而又显己意”的创作能力，在当代书家中实属罕见，称其为“当代书坛佼佼者”当之无愧。

陈海良先生的超群之处，还在于其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深度结合。他对书法史有着清晰的认知，能够从历史脉络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

他提出的“‘法’的重构”理念，强调在坚守古法核心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审美重构技法体系，这种创作思想既避免了盲目跟风，也防止了离经叛道。

其作品中展现的笔墨张力、空间营造与节奏变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蕴含着对书法艺术本质的深刻思考，体现了当代书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能力。

但即便如此，将陈海良先生与书法史中的古人相提并论，甚至断言其“超越古人”，仍显草率。书法艺术的价值评价，从来不止于技法层面，更包括文化积淀、精神境界与历史影响等多重维度。

魏晋书家以“尚韵”为核心，将人格精神与自然之美融入笔墨，形成的“二王体系”之所以成为千年典范，不仅在于笔法的精妙，更在于其承载的魏晋风度与文化品格；

唐代书家“尚法”，在规范中演绎笔墨的极致，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作品，更将家国情怀与人格力量注入其中，成为文化精神的象征；

明清书家在复古中求变，王铎、傅山等人的草书，既是对传统的接续，也是对时代困境的精神回应。这些古代名家的成就，是技法、文化、时代精神的高度融合，并非单纯的技术突破所能企及。

从历史影响来看，陈海良先生的书法虽在当代具有一定影响力，形成了“常州样”的风格追随者，但这种影响仍局限于当代书坛内部，尚未形成跨越时代的文化辐射力。

古代名家的作品，往往超越了书法本身，成为文化符号，影响着后世的审美取向与文化精神；而陈海良先生的作品，其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展览、赛事等专业领域，尚未深入大众文化层面，也未在书法史的传承脉络中形成稳定的延续性。

此外，当代书法的发展环境与古代截然不同——古人的书法创作是生活方式的自然流露，而当代书家则面临着展厅效应、市场需求、舆论评价等多重压力，这种环境下的艺术成就，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才能褪去时代的浮躁，显现其真正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