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去世后，博士亲述曾被其“性骚扰”经历，刊登于Science

二十五年前，当我的学术导师对我做出越轨行为后，我沉默了数十年。如今，我选择说出真相。

得知二十五年前对我实施性骚扰的导师去世时，我本以为会感到解脱。但现实是，我发现自己陷入了远比解脱更为复杂的情绪之中。我感到悲伤——并非因为他的行为值得原谅，而是因为在我心中，他并非始终只是那个伤害过我的人。

曾经，我如此信任他，相信他是那个能看到我潜力的人。即便现在，我仍记得他是如何以细微的方式支持我初涉科研时的每一步。将他对我的支持与侵犯的记忆并存，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他的离世让这种复杂感受愈发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图源：千库网

信任的开始与破碎

本科实习期间，我进入他的实验室，迫切希望证明自己属于那里。面对着尚不熟悉的仪器，我既兴奋又胆怯。真正让我感到安心的是融入那个空间时所获得的信任——相信自己会得到必要的指导和成长空间。直到那个夜晚，这份信任被彻底击碎时，我才意识到它有多么脆弱。

二十一岁我生日那天，这位年长我数十岁的导师邀请我去他家庆祝。这个举动让我备受鼓舞，以为这再次证明自己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他递给我调酒，播放电影《本能》（一部含有强烈性暗示和心理悬疑情节的电影，此处提及暗示了当晚情境的越界氛围。）

电影海报

我告诉自己这只是非正式的师生交流，那种别人也经历过却很少谈论的相处模式。但电影放到一半，他忽然靠近，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我僵住了。人们常以为这种情形会立即激起反抗，但实际上，僵住也是一种本能反应——这种反应会让你觉得，连自己的身体都背叛了自己。

当他俯身试图压到我身上时，某种东西终于绷断了。我冲下楼梯，夺门而出，奔入夜色。几乎不记得是如何走回家的，只有自己慌乱的脚步声和剧烈的心跳声仍在耳边回响。

沉默的重量

事后，我选择了沉默。我告诉自己，说出来可能会毁掉他的事业，或是我的事业，或是两败俱伤。我担心没有人会相信我。我不断为自己找理由：或许这只是一场误会，或许这只是孤立事件，说出来可能弊大于利。但沉默并不会消除伤害。它只是将伤害掩埋，而埋藏秘密的重负本身就成了新的枷锁。

几周后，当他向我介绍即将接替我的新实习生时——那是个和我当初一样满怀热情与希望的年轻女孩——这份重负骤然加剧。见到她的那一刻，我内心某种冻结的东西碎裂了。我意识到，原本为自我保护而保持的沉默，实则也让他免于承担任何责任。但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告诉任何人。

沉默的漫长阴影

岁月流转。我辗转于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机构、攀越不同的事业里程碑。表面上，我春风得意。但那份沉默始终如影随形。它塑造了我与导师的相处方式，影响了我应对权力关系的姿态，甚至让我在提出可能暴露弱点的问题前犹豫再三。它也曾左右我那些未曾全然察觉的选择——比如我总是不自觉地倾向于选择女性导师，或是让我感到安全的男性导师，即使最令我心动的研究团队往往由他人领导。我告诉自己这是契合度、性格或时机的问题，但潜意识里进行的其实是另一种考量。与此同时，负罪感始终萦绕不去，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未能采取行动的懦夫。

成为导师后的觉悟

当我开始扮演指导学生的新角色时，我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所构建的学术环境对后辈的影响。我尝试有意识地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人际边界与归属感，因为我知道，指导不仅关乎职业引领，更意味着对权力所赋予的责任的敬畏。这意味着在问题出现前主动关心学生，明确传达期望，为他们的成功喝彩，并定期征求意见。这些做法看似微小，却饱含深意——它们代表着对建设理想学术共同体的承诺：一个我曾渴求的，安全受到呵护、信任值得托付的科学世界。

时隔多年，我讲述这段往事，是希望无论是青年学者还是资深科学家，都能回望自己职业生涯中那些关于信任的瞬间，并共同反思：信任一旦破碎，重建之路漫长。但我们可以选择从今天开始，为他人铺一条更安全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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