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10万犹太人进入中国，以色列曾想在云南“建国”？

1930年代后期，欧洲犹太人的处境急剧恶化。纳粹德国的种族迫害政策使得大量犹太人失去居住权、职业甚至生命保障。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移民限制，使得难民无处可逃。

在这种背景下，远在亚洲的中国成为少数对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地方之一。根据历史统计，大约有2万名犹太人通过不同途径抵达上海等中国城市，并在随后几年内形成较大的难民社区。

上海在当时由于其国际通商口岸的特殊性，对犹太人基本不要求签证，使得他们成为为数不多能逃离迫害的群体之一。到1939年，这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犹太难民聚居地。

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一个相对少见的构想，即在中国境内设立特区，为更大规模的犹太难民提供安置区域。这个想法主要是由孙科提出。

孙科在1939年3月2日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在中国的西南边境地区划定犹太人居住区，用来容纳难民，并将这一计划作为中国对外政策和人道主义行动的一部分。

孙科提出特区设想的逻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人道援助出于对苦难群体的关注；二是通过展示中国接纳难民的立场，可在国际上争取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三是希望吸引部分犹太人的资本与技术，缓解中国在抗战中的资源不足。这一设想具有明显的外交与经济双重考虑。与此同时，欧洲一些犹太商人和组织也在推动类似设想。

例如，德籍犹太实业家雅各布·伯格拉斯曾向国民政府提交过一份计划书，提出让10万名犹太人移居中国，并通过这种大规模移民模式将大量资金带到中国。

该计划预期每位移民支付一定费用，共计数百万英镑，作为支持中国抗战和发展计划的资金来源。

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对是否接受这一大规模方案存在不同看法。一部分官员倾向于利用这一机会扩大国际影响力，争取更多外援。

同时，他们也认为犹太人在科学、金融等领域有优势，对于当时处于抵抗侵略战局中的中国或有潜在价值。

另一部分官员则对大规模移民的实际操作持保留意见，担心由此引发社会管理、资源分配等复杂问题。

历史档案资料显示，孙科的提案在内部引起了讨论，但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与国内形势复杂，计划没有得以推进。

中国一方面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局势，另一方面还要处理与德国、英美等国复杂的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在实际政策制定中不得不谨慎评估与德国之间尚未断裂的关系，以及可能因支持犹太难民而引发德国方面的外交反弹。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规模安置计划的实施。

除孙科与伯格拉斯之外，美国部分犹太人士也对在中国建立犹太难民居住区表达过兴趣。

据部分英文报道，这种设想有时被描绘成“犹太人在中国的家园”话题，甚至有学者提到曾有美国人试图推动此类构想，并获得爱因斯坦等人的关注。

不过，这些提议多数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未演变成实际政策。

尽管云南特区计划未能实施，中国对犹太难民的接纳态度却体现在其他实际行动上。

上海在1938至1941年间接纳的犹太难民数量不断增加，在国际社会关闭大门的情况下，这里的相对开放为不少人争取了生存机会。

犹太人在上海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区，并努力维持自身生活与文化。

后来随着战争深化，难民在上海面临资源紧张和战争威胁，但相较于许多无法离开欧洲的家庭，他们至少避免了被迫返回纳粹控制区的命运。

从历史视角看，这一段经验并不代表某种理想化的“建国”模式，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重建，而是在混乱时代背景下，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外交策略和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回应来寻求共赢。

历史学者指出，当时的国民政府已在处理国际外交时显示出想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在现实条件限制下，最终没有全面推行“大规模移民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