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倒计时，高市立下军令状，再次向北京喊话，中方态度很坚决

随着日本众议院解散进入最后倒计时，政坛气氛骤然紧张，按照既定日程，1月23日，高市早苗将在国会例行开幕时正式宣布解散众议院，随后于1月27日发布选举公告，并在2月8日举行大选投票。

高市早苗以“赌徒式”军令状宣誓——执政联盟若未能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将即刻引咎辞职；这一强硬承诺直接反映了日本当前政局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作为自民党内公认的鹰派代表，高市早苗此举旨在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凝聚党内保守右翼势力，巩固其核心地位。

面对经济复苏乏力、民生问题突出等诸多挑战，高市内阁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治理方案，内政成绩乏善可陈，她试图借助当前较高的民意支持率，迅速兑现“民选首相”的承诺，以此稳固执政根基，获得更大的政治主动权。

目前执政联盟在参议院仅勉强过半，而在众议院则处于少数，政策推进屡屡受制于在野党和联盟内部的分歧。

高市早苗自就任首相以来，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自民党内部，更来自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

维新会立场比自民党更为右翼，创始人之一桥下彻公开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成为“可参战国家”，并在涉台议题上持更为激进立场，提出“日台安保对话法制化”等主张。

虽然维新会议席有限，但凭借“造王者”的关键角色，获得了远超比例的政策影响力。

在这种联盟制衡结构下，高市早苗不得不迎合维新会的强硬政策诉求，以维系政权稳定，她此前关于武装干涉台海局势的表态，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维新会，巩固自身在联盟中的地位。

这种“联盟绑架”现象在日本政坛屡见不鲜，当前格局下尤为突出，维新会深谙自身关键地位，在预算审议、法案表决等环节频频施压，要求政府在修宪、扩军、对华政策等重要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与此同时，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已联合组建新党，对高市内阁形成有力掣肘，高市内阁实际上是“双少数政权”，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均处于劣势，需要依靠联盟伙伴才能维持多数。

内政困局下，外交与安全议题成为高市早苗谋求突破的主要抓手，历史经验显示，日本领导人在内政受阻时，往往通过炒作外部威胁、聚焦台海等敏感议题，转移民众对经济停滞、社会老龄化、财政赤字等棘手问题的关注，受社会整体右倾影响，高市内阁支持率一度飙升至73%，凸显民众对强硬政策的短期认同。

针对高市内阁的持续挑衅，中方于1月16日宣布强化对日本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向日本军事用户及相关领域出口稀土等关键资源。

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测算，若出口禁令全面覆盖，三个月内日本经济损失或达6600亿日元，若管制持续一年，GDP将萎缩0.43%，损失高达2.6万亿日元。

高市早苗深知，中方措施一旦持续发酵，已然低迷的日本经济将遭受重创，支持率也将大幅下滑，这成为她急于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的重要动因。

面对中方的坚决反制，高市早苗在宣布解散众议院的同时，高调向北京喊话，重申日方对中日各层级对话持开放态度，致力于推动战略性互利合作，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然而，她刻意回避了中方反复强调的核心原则——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尊重历史事实、恪守国际法基本准则，撤回涉台错误言论。

高市早苗试图以“开放姿态”转移国内舆论焦点，塑造自身“积极作为”的执政形象，但实质上却未对中方关切予以正面回应。

很显然，高市早苗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避重就轻的策略：既希望从经贸合作中获益，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又不愿在涉台、历史、领土等敏感问题上做出实质性妥协；既想以“对话姿态”争取中间选民，又力图维持其右翼强硬形象。

高市内阁仍在加速推进修宪、扩军进程，强化日本军事能力，而中方立场始终坚定——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要求日方正视历史、彻底清算战争罪责。

综上所述，高市早苗选择在此关键时刻解散众议院、推动大选，既是对国内政治格局的主动调整，也是对外部压力的被动应对。

她试图以强硬姿态赢得选民支持，巩固执政地位，但在内政困境和中方强力反制的双重夹击下，日本政局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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