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多少佃户能买起耕牛，为何有的人家有钱也不愿买牛

老话讲“牛是半个家当”，可到了明清那会儿的江南佃户嘴里，这话就得反着说，“牛是半个阎王债”，乾隆三十七年，苏州吴江县有个佃户叫周阿四，他把一头三岁半的黄牛牵回家，当场就给地主写了张“加押十两”的欠条，利息还要三分，这牛本来值十二两，他东拼西凑才拿出二两现钱，剩下的十两就成了“牛本银”，指望着秋后卖了米再折算着还，周阿四心里头算过一笔账，有了牛，一个人一天能耕四亩地，比纯靠力气翻了一倍，可这牛要是病了，药钱，草料，人工一样不能少，万一牛死了，那十两的债立马就滚成了十五两，到时候全家就只能卖儿卖女去抵命，结果呢，三个月不到，牛因为天太热拉肚子倒了，周阿四连夜把牛拖到河滩上，眼睁睁看着它蹬腿断了气，他当场就哭了，哭的不是牛，是哭自己那份“押田十五年”的契约，就这么被地主给收走了。

能在那个时候一次性掏出十二两现银的佃户，整个长江流域都找不出百分之五，乾隆中期，湖南湘潭县顶好的水田，一亩地也就八两银子，十二两能买一亩半上等田，可一个佃户，一家三口，一年到头能剩下的粮食，折算成银子也就二三两，买一头牛，等于把四年的积蓄全搭进去，所以“合伙买牛”就成了个法子，桐城县有三户佃农合伙买了一头母牛，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股分三份，生死共之”，母牛下了崽，先把买牛的本钱还了，剩下的再按股份分红，要是牛死了，三家一块儿承担损失，乾隆五十四年，里头有一户因为拖着摊派的钱不给，被另外两家告到了县衙，县太爷在状纸上就批了八个字，“共牛如共船，溺则俱沉”。

官府也想着法子让你买牛，可那点补贴根本不顶用，雍正二年，江苏布政使发了个《劝农八条》，里头说“农民买牛，每头给银一两”，听着挺好，结果吴县的衙门书吏先要收三钱的“挂号钱”，七搞八搞，真正到农民手里的就剩下七钱银子，连买副牛绳的钱都不够，更多的时候，官府的政策就是“许以牛抵税”，你买了牛，官府就让你把牛的价钱折算成“庸”银，抵掉一部分徭役，看着是省钱了，其实是把牛变成了官府定价的税单，穷人还是拿不出那笔买牛的头款。

这就出了个怪事，大伙儿“愿租不愿买”，嘉定县有个佃户叫王大兴，租了三十亩地，地主跟他说“我借你牛本，秋后加二分利息”，王大兴直摇头，他宁可每年花一两六钱去牛行租牛用，他的道理很简单，“牛死债在，租牛则可睡安稳觉”，牛行也高兴，租牛按天算钱，春耕那四十天，一天八分钱，一头牛一年下来就能收回四成的本钱，比放高利贷还稳当，到了乾隆四十六年，牛行甚至搞起了“配套租赁”，牛，犁，还有赶牛的人，打包服务，佃户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回，地已经给你翻好了，牛行一份钱赚了三回。

真正敢自己掏钱买牛的，是另外一种人，叫“二地主”，他们先从外地大片包下没人要的荒地，然后再一小块一小块转租出去，自己吃中间的差价，台湾有个叫猫老慰的，1762年买荒地，直接就拿“一头赤母牛，一头牛仔”当钱使，因为在他们眼里，牛比银子更能保值，这种人既是佃户，又是“小东家”，牛对他们来说不是生产工具，是能滚动的资本，母牛一年生个牛犊，就等于有了百分之三十的年利润，比辛辛苦苦种稻子强多了，对他们来说，牛就是“下金蛋的鹅”，当然舍得一次性付清。

朝廷的禁令也让买牛这事儿门槛更高了，唐朝的法律就写得明明白白，“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就算杀自己家的牛也得判刑，因为牛皮，牛角，牛筋都是军用物资，明清也照着这个规矩来，耕牛不能随便杀，就算老死了也得报官来检查，牛皮得上缴给县里，佃户要是买了牛，就等于在怀里揣了个“定时炸弹”，牛摔断了腿，得请官府的兽医来看，牛半夜被偷了，得先跟地主打官司，牛要是瘦得饿死了，里长一来，牛皮被收走，肉也吃不着几口，冷冰冰的债务倒是还在那儿。

牛的价钱还跟着打仗起起落落，崇祯十五年，辽东战事紧张，朝廷在江南征集一万张牛皮，两个星期里头，牛价就从十两涨到了十八两，有个叫陈三福的佃户，咬着牙赊了头牛，本想着转手卖了赚一笔，结果清军还没打过来，征牛皮的命令就取消了，牛价一下掉回八两，陈三福当场就破产了，只能把自己女儿卖到松江的布庄去抵债，这种“牛市”的波动，让普通佃户看着买牛这事儿就害怕，辛辛苦苦攒三年钱，还不如牛价三天变得快。

乾隆末年，太湖边上出现了“牛会”这种互助组织，十家佃户，每家拿出一两银子，合伙买一头壮牛，轮着用，牛病了大家一起凑钱治，牛死了大家一起分担损失，听着挺聪明，可挡不住人心，先用牛的拼命使唤，后用牛的就抱怨牛太瘦，十家人三天两头在祠堂里吵架，到了嘉庆三年，宜兴县的“牛会”最后还是散了，牛已经老了，钱也花光了，十户人家里有五户改行去撑船了，再也不提买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