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火器越造越精良，军队却越打越怂，银子都砸进了无底洞？

明朝万历年间，朝廷拨付给辽东的军费，一年就能砸下六百万两白银，其中大半用来制造和购买最先进的火器。

紫禁城的库房里，摆满了从葡萄牙人那里学来的“佛郎机”炮，还有工匠们精心打造的“鸟嘴铳”，也就是早期的鸟枪。这些武器的射程和威力，比开国时用的老式火铳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皇帝和兵部的大员们都觉得，有了这些喷火吐烟的铁家伙，大明的边疆应该固若金汤。

可谁也想不到，仅仅几十年后，装备着大量火器的明军，竟在辽东的萨尔浒被主要由弓箭马刀武装的八旗兵杀得一败涂地，从此攻守易形。

这成了一个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武器明明越来越先进，为什么仗反而越打越烂？

要理清这团乱麻，不能只盯着武器本身。明朝军队的腐败，是从根子上开始的。军队的编制叫做“卫所制”，起初是兵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种地，理想很丰满。

但到了中后期，这个制度彻底烂掉了。军官们把士兵当成自家的长工，拼命压榨，逼迫他们为自己耕种私田、服各种劳役。军田被大量侵占，士兵粮饷被层层克扣。

根据万历年间一位官员的奏报，许多边镇士兵实际到手的饷银，不足规定数额的三成。饭都吃不饱，谁还愿意卖命？

于是出现了奇观，在册的兵员数额庞大，但实际能拉出来打仗的，十不存三。大量士兵逃亡，成了流民。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或是被军官留在家里干活的“奴仆兵”。

这样的军队，即便人手一把最先进的鸟枪，也不过是一群拿着烧火棍的农夫，一听到战鼓，手脚先软了三分。

到了明朝中后期，火器制造确实有了大发展，从单兵的火铳、鸟枪，到车载的弗朗机炮、大将军炮，种类繁多。

朝廷在北京设立了专门的火器制造局，称为“兵仗局”和“军器局”，每年耗费巨资。但造出来的东西，质量却是一言难尽。

工匠同样是被役使的苦力，积极性全无。偷工减料是常态，造枪炮时铁质不纯，工艺粗糙，炸膛的风险往往比杀伤敌人的几率还高。

当时有个说法，叫“临阵三不敢”：不敢多装药，怕炸膛；不敢连续放，怕枪管过热；雨天不敢用，怕哑火。

这样的武器，士兵用起来心惊胆战，威力自然大打折扣。更离谱的是，管理极其混乱。火器、火药随意堆放，保养无人负责。

到了崇祯年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守城官军才发现，库里许多存放多年的火药已经受潮板结，根本点不着，火炮也因缺乏维护而锈蚀不堪。先进的武器，成了摆设。

弗朗机炮

与武器的“硬伤”相比，军队组织和战术的僵化落后，更是致命的“软伤”。明朝军队的战术思想，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过去。

虽然配备了火器，但很多时候只是简单的将火枪手、弓箭手、骑兵、步兵机械地排列在一起，战术呆板。

戚继光是少有的明白人，他编练的“戚家军”针对倭寇和北方蒙古的特点，创造了灵活的小队战术“鸳鸯阵”，并让火器与冷兵器密切配合，效果极佳。

但这支精锐的部队在戚继光去世后便遭排挤打压，其先进的练兵思想和战法未能推广全军。大部分明军，尤其是京营和内地卫所，训练纯粹是走过场。

将领们忙着钻营升官，克扣粮饷以贿赂上司，哪有心思抓训练？士兵也乐得清闲，训练时敷衍了事。

根据一些文人笔记记载，京营演习时，射箭的箭靶子放到五十步内，还常有脱靶的；这样的军队，一旦离开城墙的保护，在野外遭遇机动灵活的满清八旗骑兵，其慌乱和无措可想而知。

八旗兵往往利用骑兵的速度，快速迂回，分割明军阵型，而明军各部之间协同极差，常常是见死不救，各自为战，结果被一口口吃掉。

明朝末年，军队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朝廷下拨的巨额军饷，从户部发出开始，就要经历层层盘剥。

户部官员要抽一笔，兵部官员要抽一笔，督抚大将更是拿大头。真正能流到前线士兵手里的，寥寥无几。

将领们吃“空饷”成了公开的秘密。一本万历年间的兵部档案曾记载，某个边镇理论上应有兵员五万，实际点验不到两万，那三万的粮饷就全进了将领和关系网的腰包。

李成梁家族在辽东经营数十年，富可敌国，其财富哪里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军饷和战利品的截留。

这样的将领，他们的心思早已不在打仗上，而在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甚至养寇自重，故意放纵小规模冲突，以此向朝廷不断索要更多的粮饷。

而当后金真正崛起，成为心腹大患时，这些将领的私兵或许还能打一打，但一旦危及自身根本，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存实力，往往不战而逃，或稍作抵抗即行溃退。

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明军十一万大军号称四十七万，分四路进剿，却被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除开战术失误，各路明军之间互不统属、将领各怀私心、进军迟缓观望，是更深层的原因。

而且明朝的对手，尤其是后期的后金，绝非蛮勇无谋的蛮族。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首领。

他们高度重视情报，对明军的虚实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善于学习和运用火器。早在与明军交战初期，后金就通过缴获、招募明朝降将和工匠，迅速掌握了火器技术。

孔有德、耿仲明等明朝叛将渡海投诚，带去了完整的火炮部队和工匠，这就是著名的“天佑兵”和“天助兵”。

皇太极立即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独立的汉军火器部队，操练纯熟。明军引以为傲的火器优势，迅速被对手追上甚至反超。

在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中，后金军就已经能用缴获和自制的“红夷大炮”轰击明军城池，围点打援，战术运用得比明军还灵活。

到了后来，清军的火炮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战术上，都已不输明军，甚至犹有过之。

而清军核心的八旗兵，依然保持着严格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纪律严明，赏罚分明，拥有极高的战斗意志。

此消彼长之下，明军那点仅存的装备优势也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体制的腐朽和士气的低迷。

从火铳到鸟枪，明军战力为何反而变弱了？武器的进步，永远无法弥补制度的崩溃和体系的腐朽。

明朝军队的衰败，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坏。腐败的官僚体系、僵化的军事制度、溃散的军心士气。

鸟枪再利，握在饿着肚子、无心作战的士兵手里，只是根铁棍；

大炮再猛，由腐败的将领指挥、粗劣的工匠制造，反而成了不可靠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