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古代名人6：清初顺治重臣、“阁老”刘正宗

《安丘百名进士录》中的刘正宗画像

在安丘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上，曾出过七个宰相，分别是继伏湛、伏恭、伏质、刘鄩、刘遂清叔侄、苏禹珪、明镐。实际上后来还有一个人也官至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地位，相当于宰相，也是安丘历史上明确可考的的官位最高的官员。

他就是曾经权倾朝野的清朝顺治时期的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参与朝廷机要的刘正宗，世称“刘阁老”。

安丘市博物馆藏刘正宗玉印

入仕明末

刘正宗(1594年—1661年)，字可宗，号宪石、逋史等，清顺治帝赐号中轩，安丘城里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初八生于安丘县东北乡安泰里(原安丘市黄旗堡镇东安泰村，今潍坊峡山区东安泰村)。

刘正宗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其家族安泰刘氏家族是安丘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

刘正宗伯祖父刘希龙官至河南按察司副使等职，祖父刘希孟历任吏部考功司正郎、太常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等职，忠于职守，两袖清风，一丝不苟，为朝廷选拨了大批优秀人才。

刘正宗是个遗腹子，父亲刘茂范去世时他还在母亲肚子里，父亲去世5个月后刘正宗出生。　

刘正宗共弟兄三个，大哥刘正衡只比刘正宗大3岁。父亲去世时，刘正宗还没出生，那么可以推算出大儿子刘正衡也就不到三岁，二儿子刘正鉴也就才二岁。

古人结婚早，刘茂范去世时年仅22岁，属于英年早逝，所以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功名事迹，只有一个名字茂范一笔带过。

不幸的是，没过几年，母亲又患病去世。

三个孩子都未成人，父母就都去世了，三个兄弟只好由祖父母抚养长大。

好在祖父刘希孟官至太常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等职，属于书香官宦门第，三兄弟的生活和读书教育不是问题。

刘正宗少年时就聪敏好学，与其长兄刘正衡、仲兄刘正鉴互为师友，苦读经史子集。他们的学风文采大为乡里儒学界所赞扬，誉称为北海刘氏“三株树”。

明天启五年(1625年)，刘正宗县岁试第一，1627年乡试中举人。

明崇祯元年（1628年），34岁的刘正宗以第三甲二十四名中进士。

刘正宗初任真定府司理，后升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侍讲等职。后升至礼部会试副主考官。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刘正宗奉皇帝使命到青州册封衡王朱由棷，并顺道回距离青州100公里的故乡安丘探亲。

就在探亲期间，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33岁的崇祯帝自杀，宣告了北京的大明政权已经结束。

4月30日，李自成兵败，大顺军退出北京。

5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占领了无人管理的北京。

国破君亡，北京此时城头变换大王旗。

此时的刘正宗除了家无处可去，只好继续待在安丘老家，静观时局。

4月崇祯自杀的消息才传到南京，国家没有皇帝就等于没有主人，大家惊慌失措之时，赶紧给自己弄个新主子。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朱元璋的后代子孙中选中了年轻有为、贤明勤奋的潞王，准备让这个人登基当皇帝，领着大家一起抗击满清。

但就在他打算实施时，凤阳总督马士英逃到南京。

这个人是个大太监，职务略比史可法高一些。而且大明的太监，都比较擅长权谋，他认为史可法选的这个潞王虽然贤明，但不靠谱，跟崇祯皇帝的血脉关系离的太远，不适合当皇帝。

实际上在他心里，早有一个理想人选，这个人就是福王朱由崧。福王朱由崧确实和崇祯皇帝血缘关系很近，而且是个享受型的人，容易驾驭。马士英选择他有自己的私心，就是要找一个好控制的人当皇帝，他才能享受至高权力带来的快乐。

可想而知，这种太监控制的朝廷有多么腐败和无能。

于是福王世子朱由崧在南京被凤阳总督马士英、太监卢九德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是为南明的第一个政权。

明安宗朱由崧成为明朝第十七位皇帝。

听闻南京立了新君，迷茫中的刘正宗仿佛风雨中的小船找到了方向，也为了暂避战乱，与同胞兄刘正衡、堂叔弟刘正学立即于4月携眷弃家南下，僦居在金陵三山街陋巷室，房子难蔽风雨，生活维艰。

十月初一，年仅6岁的顺治再次即皇帝位于皇极门（今太和门），满清正式入主中原，这一年也被称为顺治元年。

第二年五月，十万清军就兵临南京城下，在位仅八个月的福王逃走，马士英也早早开溜，剩下的大批明朝官吏高高兴兴地开门投降，薙发换服装，摇身一变成了大清的忠臣。

清兵过江攻破南京后，刘正衡、刘正学南逃广东，刘正宗从金陵携眷回归，隐居安丘故里。

入仕清廷　青云直上

清兵进关后，赶走闯王李自成，定都北京。

当时的满清皇族不熟悉汉族的语言、文字、礼仪，统治关内有困难，于是便大力启用明朝旧官吏料理朝政，并以应诏仕清者为归顺，不应诏者为叛逆。

刘正宗在故乡安丘屡次接到清廷诏书，迫于当时形势，顺治三年(1646年)应诏到北京，补为内翰林国史院编修，任礼部会试副主考官，跟崇祯时职务相同，此后连续进爵。

同年十月吏部尚书缺员，8岁的顺治皇帝示谕: “正宗清正耿介，堪胜此任，加太子太保，管吏部尚书。” 从此，刘正宗特进一级，到吏部代行吏部尚书职务。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在打猎过程中坠马而亡，次年，年仅14岁的顺治帝提前亲政。

1655年，顺治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

1655年（顺治十二年）5月免去吏部尚书之职，回弘文院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不久调任秘书院大学士。

1657年（顺治十四年）一品考绩期满，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诰授光禄大夫。

1658年（顺治十五年）8月，清廷典制改院为阁，刘正宗以少傅、文华殿大学士兼管礼部尚书之职，参谋朝廷机要事宜。

顺治十六年，清廷特设会试，以刘正宗任大总裁。

这时的刘正宗身兼要职，相当于宰相，官阶地位已达人生巅峰，权势显赫，地位荣耀，真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对朝政大事的建议，常为刚满20岁的顺治帝采纳。

根据《清通鉴》的记录，顺治皇帝之前对付多尔衮以及其党羽都采纳了刘正宗的计策，刘正宗帮助顺治皇帝清理了多尔衮的党羽。

而且不仅如此，其文章、诗词、书法尤为顺治所赏识。顺治经常与其谈诗论书。他不仅是顺治帝言听计从的宠臣，也是文墨挚友，声势显赫一时，荫及家族。

刘正宗博览群书，学问深厚，尤精五言古诗，也擅长书法，笔法秀妙。

顺治帝对他很是信服，只要是到手的名人书画，都会经他鉴别评定后才归宫廷御府收藏，也将所得名人字画和自己所作的字画及亲笔题字赐给刘正宗，御府收藏的很多图书的题跋也多出自他手。

当时刘正宗官居宰相，飞黄腾达的仕途，为家族带来了很大的权势和名誉财富，刘氏家族在安丘一时声名煊赫，达到了安泰刘氏家族荣耀的顶峰。

家人在老家安丘城里附近，建有一座雄伟高大颇有气势的相府，人称“阁老府”，以备他回家居住。府内古木参天，瘦竹石山，相府原址位于现工商银行处，向东略有延伸。

现在的兴安街道办公处东政府家属院，曾是相府的后花园，亭台楼阁，荷花兰蔻，非常精美。如今，有一棵古老的笨槐树生长在某座家属楼前，据说是花园内的古树新芽。

为显示皇恩荣耀，相府内又建一小楼“御墨楼“。

这座相府和这座小楼，经历了三百年左右的风霜，一直残存到解放前。

解放后，相府和“御墨楼”被毁，甚是可惜。

相府没有留下照片，以前见过的人也都渐渐老去，后人无从知道啥样。

只有“御墨楼“在1937年留下了一张给照片，后人从中一窥相府的样子。

1937年相府的御墨楼

由“帝眷特隆”到“一朝失宠”

顺治十四年（1657），长兄刘正衡病故。

刘正衡大刘正宗3岁，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中二甲五十一名进士，比刘正宗晚了3年，中进士时已经40岁了。

崇祯时，历任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太平府知府、浙江按察司副使、河南信阳道副使、浙江温处道副使、山西冀南道佥事等职。

后因祖母去世回乡服丧。明亡后，与弟正宗南下金陵，辅佐福王。

顺治二年时补南明政权广东按察副使，清兵破金陵后逃往广东罗定州，顺治九年仍以副使录用，刘正衡表辞不就，其以目疾表辞假归，4年后去世，年66岁。

刘正衡为人是非分明，和蔼宽厚，约束族众不因其弟位列三公而横里，尊敬邻居，受人尊敬。

刘正衡一生忠于明朝，未做清朝臣子。

刘正衡死后，虽然他是前朝旧臣，并未在清朝入仕，但由于其弟刘正宗此时已经升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顺治的宠臣，顺治仍然下诏以中宪大夫礼赐金治丧。

刘正宗携带御赐治丧费回家为长兄治丧期间，山东省巡抚、藩王以下皆有祭奠，馈赠赙仪的大小文武官员达百余人，丧礼很排场。

直到第二年四月丧事完毕，刘正宗方才回京。

顺治十六年二月刘正衡入祀乡贤祠，康熙四年府志修成，列卓行传。

刘正宗在家期间,一些亲友都劝他要认清形势急流勇退，有个叫杨青藜的潍县贡生还专程来拜谒刘正宗。

这个潍县贡生杨青藜是个有一定才华见识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也很自负。

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杨青藜为避战乱携家寓居安邱管公附近。

杨青藜与刘正宗的从孙刘祚远是同学，女儿嫁给了当时的安丘知名学者刘直斋的儿子，杨青藜因此与安丘士大夫多有结交，有诗词集《石民集》。

后来刘正宗在其从孙刘祚远家见到了杨青藜的诗词书法，极为赞赏，并先给杨青藜写了一封书信称道其贤。杨青藜戊戌年入京，写了一首《遗荣期入道留别少傅》诗。

这次刘正宗归乡后，杨青藜专程来安丘拜谒刘正宗，因相府守门者始终不给通报，而没见到刘正宗。

为了知己诗友的前途和命运，他只好写了长篇书信《劝引退书》奉劝刘正宗。

其中有句话是这样写的：“某闻之：登高者不极其巅；探渊者必避其险，非巅与陷之果能危人也，恐至之而忘所处焉，危斯乘之矣。今阁下位列台鼎，巅矣险矣，能退则退，善矣！不然随世就功，委蛇以成国家之事、拯生民之急，使斯世称为良臣，抑亦可矣。乃高行以来，时忌独廉以昭众汪，欲身之无违，得乎？在乾之上九曰‘亢龙有悔’，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近闻阁下清介逾甚，主上知之逾悉，屡召便殿言事，每至夜分游上苑，赐食赐马；又召阁下子赐银貂裘，宠赉为未可尽述。阁下居极亢之位，处不可久之势，众忌之而欲挤之者，非伊朝夕矣。”

杨青藜劝刘正宗要果断丢弃相印，不能因为“帝眷方殷”而犹豫不决，如果皇帝一旦厌恶，那时想退也不可能了。

这段话皆切中刘正宗内心，他看过书信深受启发。

作为前明旧臣，刘正宗历尽宦海风波，虽享受了荣华富贵，但同时也深知官场凶险，因此当时也产生了归休之意。

可是回京后不久，刘正宗就改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事。他见当时“帝眷特隆”，自己正处在继续重用提拔的时候，刘正宗没向皇帝请求归休。

刘正宗因为对权力还有留恋而犹豫不决，没有听从杨青藜的劝告，结果不数月遂及于祸。

刘正宗出事后，人皆服青藜见事之明、友谊之笃云。

后来，杨青藜九十五岁去世，葬安丘东郭外。

这是后话。咱们言归正传。

俗话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飞黄腾达到达人生巅峰、“处极亢之位”的刘阁老，不幸被杨青藜言中，迅速地栽了大跟头，处不可久之势。

庙堂之高的权力中心自古就是漩涡中心，为了在这里占得一席之地，任何朝代都没少上演过你死我活勾心斗角的党派争斗。

顺治末期，朝内宗派争斗尤甚，对立派系众多，错综复杂。

其中，矛盾最突出的派系争斗有两个。

一个是满洲征服精英与前明汉官之间的派系争斗，一个是汉臣内部“南人”、“北人”之间的朋党之争。两队派系争斗互相渗透，矛盾重重。

多尔衮清兵进关后，赶走当了42天皇帝的李自成，定都北京。

当时的满清皇族不熟悉汉族的语言、文字、礼仪，统治关内有困难，于是多尔衮便大力启用明朝旧官吏料理朝政。

到顺治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连绵不断。

顺治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

因而顺治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对汉人新生事物很感兴趣的顺治努力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并且大力推崇儒家文化，以加强思想统治。

因此，大批的前明汉臣被启用，进入了满清官僚系统。

正是这一点，避免了清王朝没有像元朝那样成为短命的王朝，坚持游牧文化的同时，通过满汉一体，复兴儒家文化确保了统治的稳定……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明能臣进入满清朝廷后，新的矛盾出现了。

在明末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大明灭亡的明末党争又开始死灰复燃。

明末党争，说白了就是“南人”、“北人”之间的朋党之争，也就是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最初参与党争的人过世后仍长期延续。

随着顺治重用前明汉人能臣，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越来越多进入了满清朝廷后，又在满清朝廷这个新的战斗平台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斗，仍然“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一直明争暗斗不断。

顺治十年（1653)，“北党”首领，原魏忠贤余党冯铨受到重用，与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争斗日趋激烈。

陈名夏官至秘书院大学士，也就是宰相，是当时清廷中南方籍汉族官僚的首领，作为南党的首领自然不免结纳人才，以徇私植党，滥用匪人。

属于“辽东旧人”的汉军旗官宁完我和属于“北人”魁首的刘正宗等北党首领与南党首领自然是对立的，他们联合指责陈名夏，主要罪名是勾结朋党，擅权乱政。

顺治十一年（1654），以多尔衮追论谋逆，为宁完我所弹劾，与刘正宗共证名夏揽权市恩欺罔罪，被劾论死。

东林党另一个首领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被劾与陈名夏营私结党，经过多次从宽处理，最终还是被顺治革职抄家，全家流放辽东，9年后死于辽东尚阳堡。

这个陈之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词人，有才华，但也是一个少有的不择手段、极其厚颜无耻的墙头草。

他出生在浙江一个官宦人家，崇祯末年，他一举考中榜眼，很不幸的是，第二年清军入关。皇太极带领大批清军越过长城，兵临北京城下，朝野震动。陈之遴担任顺天巡抚的父亲，成了这件事情的“替罪羊”，崇祯皇帝以“守备不足，坐失城池”之罪，将陈祖苞缉拿问罪，逮捕入狱。

陈之遴四处奔走救护未果，在得知崇祯皇帝不允宽赦的消息后，他怕株连自己，打着探监的名义，来到刑部大牢，在狱卒不备时，偷偷地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放入父亲的食物之中，丧尽天良的将父亲毒死在刑部大牢中。

到最后，他还是没逃脱牵连，从翰林院编修的位置上被革职，永不录用，等于判了政治死刑。

大明灭亡第二年，陈之遴投奔南明福王政权，被授与左春坊左中允，奉命赴福建主持乡试。眼见清军已逼近南京，福王政权灭亡在即，陈之遴便在赴福建途中逃回家乡。

清军破城后，他立即投城，并无耻地将被他毒死的父亲，说成是因为清军在入关的时候被崇祯皇帝斩首而死来表示自己和明朝不共戴天。

他还力劝洪承畴挖掘明孝陵，以泄尽明朝气数。这句话让洪承畴大吃一惊。

孝陵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合葬墓，有着近300年的历史，在大明臣民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虽然大家迫于形势降清，但内心深处的那点信仰仍在。

所以洪承畴内心震惊之下，并未答应这种荒唐的请求。

如果洪承畴接受了陈之遴的建议，必然是自寻死路。

“掘孝陵”，弄不好跟大清的“薙发令”一样，一旦实施，势必会造成明朝故人大规模的反叛，对他招抚江南的工作造成很大压力。

那么满清会拿洪承畴的命来安抚明朝故人的心，洪承畴肯定死路一条。

陈之遴之所以要挖朱元璋的陵墓，源于对崇祯皇帝的记恨。他认为崇祯皇帝囚禁他爹，让他仕途无望，逼得他做出了一些杀爹这种有违人伦的事情。

也有向清朝当权者表示忠心的意愿在里面。

通过这件事情，大家认为陈之遴不但人坏了，连心也坏了。陈之遴在史书上落下了“贰臣”的骂名，即使同朝为官的人，都对他的人品大为怀疑。对洪承畴的评价就很高，认为他“犹有人心”，是个好官。

陈之遴此人颇擅阿谀奉承之术，他巴结多尔衮，被多尔衮任命为侍读学士，经过多尔衮多次提拔。多尔衮倒台后，他连忙举报多尔衮之罪，颇受顺治帝好感，被顺治帝破格提拔为礼部尚书，授弘文院大学士。

陈之遴结党营私，曾被顺治冷落。后又受到陈名夏的牵连，又是顺治帝下诏从宽处理，后最终还是被顺治革职抄家，全家流放辽东，9年后死于辽东尚阳堡。

陈名夏死后，陈之遴被贬，刘正宗就成了顺治最得宠的大臣了。

刘正宗1652年晋升大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7年间，一直任大学士。

就是说顺治亲政10年，刘正宗当了顺治帝王生涯中最后7年的宰相。

顺治重用汉臣和前明能臣这样的政策自然引起了满洲征服精英的不满，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正宗首当其冲。

满洲征服精英认为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重要官位却让前明汉族官员占了算啥事？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在开始都会面临这种问题，说白了就是打天下的人和治天下的人之间的矛盾。

打天下是破坏旧秩序，治天下时建设新秩序，看起来两者并不矛盾，但实际上两类人各有所长，不能互换，更不可能集于一身。

因此朝中自然又形成了两派：前明汉臣和满洲征服精英。

顺治重用汉臣的目的，名为延续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大政方针，缓和满汉矛盾，改善满汉关系。

实际他更想借力打击以孝庄为首、两黄旗大臣为辅的满洲保守势力。

因此他不希望汉臣附和和画诺，寄望汉臣真抓实干成为自己集中和强化皇权、打击满洲保守势力的一柄利剑。

满洲征服精英对刘正宗有意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刘正宗本身也有一些问题，顺治却对他过于宠信包容。

前面说过，刘正宗帮助顺治皇帝清理了多尔衮的党羽，所以才得到了顺治的信任。

所以，即使他也清楚刘正宗没少贪污，但他没有处理刘正宗。

从顺治九年到顺治十二年顺治没少接到别人弹劾刘正宗的奏章，他偏袒刘正宗没有从重处理。

顺治十三年，刘正宗殴打仆人的事情被检举，也仅仅是停止刘正宗的官职一段时间没多久又恢复了。

顺治十四年到顺治十六年期间刘正宗又得到重用，这时候郑成功也在攻打南方的地区。

尽管得知刘正宗的堂叔弟刘正学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仍对刘正学委以武职，也还是一直让刘正宗担任这一要职。而且其大哥刘正衡一生忠于明朝，未做清朝臣子，顺治在他死后仍然下诏以中宪大夫礼赐金治丧。

看得出，顺治对刘正宗确实够意思。

而刘正宗也因此恃宠而骄，错误地高估了自己在顺治心中的地位，为自己埋下祸根。

在满洲征服精英眼里，刘正宗是贪腐和党争的典型实例，代表着汉人中最恶劣的为非作歹者。

他们认为顺治对刘正宗的袒护，是他“偏用文臣”“见不肖而不能退”，加剧了顺治与满洲政府精英的矛盾。

刘正宗扳倒了南党领袖二陈，害陈名夏、陈之遴一死一谪，为自己带来仕途的飞黄腾达，也埋下了祸根。

他的反对派不只有满洲精英，也有南党，虽然表面上不敢轻举妄动，但却在暗地里搜寻刘正宗的把柄，好见机行事。

顺治能乾纲独断时我行我素，不惜因为重用汉臣的问题与生母孝庄发生激烈的冲突。

两黄旗大臣已经为他记下了这一笔崇汉抑满的帐。

机会终于来了。

顺治皇帝最后几年沉迷于佛学，疏于朝政。

他几次询问刘正宗关于佛学的事，刘正宗总是说: “臣自幼不读其书，不知其说”，而且还仿效唐朝韩愈上“佛骨表”谏阻唐宪宗迎佛骨的故事上疏劝谏。顺治皇帝很不高兴，对他渐渐失去信任。

顺治十六年(1659年)冬，皇帝以刘正宗器量狭窄，终日忙于诗文，朝廷议事往往自以为是，降旨严厉批评他。

这时刘正宗才觉得皇帝对自己已不信任了，想起了杨青藜的劝告，便于顺治十七年春，上疏要求致仕回家休养。

可是正应了杨青藜的话，没得到皇帝的许可。

“一朝失宠,众谤交集”。刘正宗的反对派见时机已到，与监察官员密谋策划弹劾他。

左都御史魏裔介首先上疏发难: “正宗自陈奏内，不叙上谕切责，无人臣礼。李昌祚叛变有名，票拟内升。先后荐董国祥、梁羽明，今皆事败，被劾不自检举，欺君之罪何辞？正宗与张缙彦为友，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诡谲尤不可解。蠧国乱政，其事非一端，请干断以杜火萌。”

意思是刘正宗有反清复明的想法。

御史季振宜也相继上疏，告发董国祥、刘正学勾结刘正宗贪赃受贿、牟取私利等事。

顺治皇帝看过奏疏后，先把刘正宗调置在铨部(铨选人才的机构)，接着召集众文武官员参加，亲自主审。

顺治首先宣读了弹劾他的奏疏，目的让刘正宗承认错误，当众谢罪，使事情和解下来。

可是刘正宗听后反应很激烈。

到底是因为觉得非常冤枉激动，还是心中有鬼被人说中恼羞成怒仗着自己圣眷正隆有恃无恐而激动？估计都有。

我分析，说他反清复明是污蔑，说他跟他弟弟贪污贪赃受贿牟取私利是切中他要害了。

反正刘正宗此时很是激动暴跳如雷，认为是诽谤诬告。他理直气壮地争辩说:“李昌祚为叛党，裔介身为法司，何不早行纠参？例凡荐举之官，在本任不职，追坐举主。国祥、羽明皆升任后得罪。缙彦序臣诗有曰‘将明之才’，臣诗稿见存，缙彦序未见词语。”

刘正宗当众这一声色俱厉、咆哮公堂的态度，使顺治皇帝下不了台。他冷笑一声，对左右朝臣们说:“天下事，有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者，信然。”遂愤愤地宣布罢免刘正宗的一切官职，将他转置于法司，并命诸王大臣九卿科道共同查讯刘正宗的案情。

同时也斥责魏裔介、季振宜不及早纠参，撤销了他们的官职，等候对质。

巧的是，陈之遴的被贬也是这个左都御史魏裔介弹劾的，最终也丢了官职。

刘正宗《逋斋诗集》序中确有“将明之才”四字，但诗序的作者张缙彦不过借故事奉承刘正宗。诗序作成刘正宗也未曾浏览，但在清初大兴文字狱的时候，寥寥四字竟成了致宰相刘正宗为死囚的重要罪证。

顺治十七年1660四月，诸王大臣经勘讯后共同上奏章,大意说: 魏裔介、季振宜所弹劾刘正宗的罪行，经调查考讯属实者十一条……关于张缙彦为刘正宗所作诗序中确有“将明之才”等语，张缙彦夸刘正宗之才可以将助前明，而刘正宗则欣然接受不加驳斥，以此推想刘正宗与张缙彦预谋反清复明理所当然。按律应判处绞刑……

此时，被董鄂妃病重极度哀戚和天花折腾的心慌意乱的顺治皇帝听罢厉声斥责,说: “正宗性质暴戾，器量褊浅，持论偏私，处事执谬。惟事沽名好胜，罔顾大体,不许回籍。”

最后，顺治算是对刘正宗网开一面，从宽免死，家产之半入旗，不许回籍。

而为刘正宗的《逋斋诗集》作序的张缙彦，却成了清朝第一个因文字狱而获罪的人。

顺治帝下旨没收家产，流放宁古塔，永不叙用。

这个张缙彦，他用他的一生生动地演绎了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乱世，游走在政治信仰崩和生命生存之间的前明官员无奈又悲剧烦人人生。

崇祯时期，由于张缙彦效忠明王朝，当县令时镇压农民军有功，先后任户部主事、翰林院检讨、兵部给事中、兵部尚书。

李自成逼近京师，刚当上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张缙彦拒绝采纳急招士卒固守、号召天下勤王入援的正确建议，并且隐匿军情不报。这就打算为自己找后路了。

一个月后李自成攻陷京师，张缙彦和大学士魏藻德率百官表贺迎接。

又一个月后，多尔衮入关，李自成溃败，张缙彦逃归故里。听说福王占据江宁，他脑袋一热，就忽悠福王说，自己拥有多少义军，福王大喜，于是给了张缙彦一个总督职务，让他负责河北、山西、河南一带的军务。

后来多铎率清军平定河南、江南，吓得张缙彦逃到六安州商麻山中避难去了。

清顺治三年（1646年），洪承畴入山招降张缙彦，走投无路的张缙彦降清，因投诚在江南平定之后，清廷不用。

6年后才任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后任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

张缙彦这个明朝的国防部长，刚当上清朝的建设部副部长没几年，因为给陷入党争舆论中心的刘正宗诗集写序，被牵扯进了文字狱。

御史萧震也落井下石“原侍工部尚书张缙彦，踉跄投降，不惟待以不死，且加录用为缙彦者，正当洗心革面，以图报称，乃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忍心，入为工部侍郎，又复包藏祸心，交结党类”。

死罪不免，活罪难逃，于是张缙彦因党争和“文字狱”被革职抄家下狱，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海林）。

就是流放还搞排场，他携带大量图书，并且还有歌姬10人出关，古之所无，今之难有。

据说当时流放宁古塔的士人，有各种立场，各种身份，有顺民，有遗民，有曾当政的大员，有民间的反对派，都相处得极好。

尤其是前朝当政的大员，被流放至此的特别多。

特定政治历史氛围下，相似的政治身份所产生的同病相怜的身世之感。

在宁古塔，政治消失了，生活并没随之破碎，反倒恢复了些自治，甚至——虽然身为罪人——比关内的人更自由。

张缙彦在这里与其他流放的官员和诗人等发起“七子诗会”，成立了黑龙江省第一个诗社。每月集会一次，分派题目，限定韵律，作诗唱和。

比起刘正宗的哥哥刘正衡一生未当清朝官员，这个张缙彦走一步看一步，见风使舵，肯定算不上有气节的人，只是比前面的陈之遴稍强一点点。

明清替代之际， 身受明朝恩遇的汉族士大夫面临两难选择：是随着已逝大明王朝或殒身报国或隐逸山林，还是阿附于满洲的清朝？

在生命和生存面前，大部分人最后还是选择了放下气节，阿附于清朝。

毕竟谁都想活着。

没有气节不妨碍张缙彦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著述颇丰，72岁时死于宁古塔。

　
含愤而死

堂堂一代相国一下沦为罪人，想到自己步了被自己整倒的陈名夏和陈之遴的后尘，刘正宗又羞辱又气愤，懊悔没听杨青藜等亲友们的劝告，才落得如此可悲下场。

在法司期间，顺治皇帝身患重病还曾数次派使者去问候刘正宗，表示对他并没有忘怀，追念旧好。

时隔不久，1661年正月初七（2月5日），24岁的顺治皇帝病死。

顺治一死，满洲统治集团就篡改了顺治遗诏，给顺治总结了一大罪行就是崇汉抑满，但只有“偏私躁忌”的汉官刘正宗上了所谓顺治的罪己诏。

听到顺治皇帝病死的消息，希望破灭的刘正宗遂长叹一声，从此一病不起。

康熙即位后，议政王根据刘正宗的罪状，认为其死罪先帝虽予以赦免，但活罪当严惩不贷，可是又怜其年纪衰老，便宽恕了他。

刘正宗被罢官后，家产荡然无存，族人株连甚广。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刘正宗一人得道而升天的亲朋也在刘正宗被免职后皆受牵连。

正所谓飞黄腾达时多得意，失势时就有多悲惨！

刘正宗眼见大厦倾倒瓦石难全，亲朋好友被杀的杀，关的关，幸存者四散奔逃，谁也不敢循理为自己申冤昭雪。

他在极端愤懑下自此一病不起，在顺治皇帝病死后10个月，于1661年12月20日含恨辞世，时年67岁。

因朝廷不许回籍，丧事草草，寄厝于北京西直门外。康熙四十五年，准其归葬故里，族人将其灵柩运回安丘，葬于祖居安泰里的刘氏祖茔内。

刘正宗病死后，又历经75年，乾隆登基，平反昭雪清朝初年的冤假错案。乾隆认为刘正宗仕清以来清正耿介，政绩卓著，他之所以被罢官削籍是因为当时朝廷内派系斗争激烈而被陷害，实无反叛罪行，他还是世祖皇帝多年的宠臣和诗友。

因此于乾隆二年(1737年)正月特降旨给予昭雪，定刘正宗为顺治皇帝祀庙的配享。同年二月又降诏追复刘正宗原官，诰授光禄大夫、少傅、大学士；其长辈与妻室均恢复原封赠；其子刘忞之、刘承申及侄俱荫官监；其孙刘际平恢复原籍。

这一圣旨石刻现存安丘东关某村民家中，系石灰石质，长90厘米，宽30厘米，厚6厘米，所刻文字清晰可辨，俊美飘逸，皆用书圣王羲之行书集成，全文共28行、217字。

圣旨的内容是表彰翰林院编修刘正宗的。该文先从选贤任能的角度，阐发辅臣的重要性，接着表扬他在任职期间“政声异等”，称赞他“志节清惠，平法慎刑”，欣赏他“识能五志，才擅三千”，特授以文林郎，勉励他积极作为，以光耀于群臣。

接旨后，刘家极感荣耀，遂勒石镌刻，镶于壁上，直到解放后刘宅“相府”被拆，此刻石流落民间。

安丘刘正宗诰封碑

刘正宗虽得到追复原官，并复封荫，但刘氏家族遭受重大打击，元气大伤，鼎盛时代宣告结束。

安丘城里那雄伟高大顶脊安门大书“相府”已破败，旧时相国堂前燕，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纵观刘正宗一生，先是明臣，后为清臣，十五年时间内，从青云直上、位极人臣，到一朝失宠、众谤交集，最后含恨辞世，历尽官场沉浮。

十五年一场官场悲喜剧，结果令人不禁扼腕感叹。

刘正宗作为安丘名人，加上乾隆后面为其平反时也有评价是因为党争而被获罪，很多安丘人出于“护犊子”情节，在介绍他时往往把他塑造的比较正，获罪比较冤。

我作为他的一个安丘老乡，当然也想把他塑造的清正廉明。

但我是一个对人性洞察力很强，又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愿意偏袒的人。

我翻阅一些历史资料，提及刘正宗的一些友人和下属，都经他推荐而获得官职，他们利用职权进行贪占。有汉人御史在1660年弹劾刘正宗时评说道：“正宗之友如此，正宗为何如人耶？”刘正宗又被劾言语偏谬，其审讯案件后上呈虚假供词，未曾奏明李昌祚反叛之事，以及犯下各种财务不法行径。《清史稿》卷251有《刘正宗传》中也提及魏裔介、季振宜所弹劾刘正宗的罪行，经调查考讯属实者十一条，仅有三条没有实证。

我查了一下，刘正宗属马，结合我对属相与人性的研究后认为，刘正宗绝无谋反之意，但是说其无任人挟私和贪污受贿行为，我是不信的。

所以刘正宗并不是一个无辜的人，只不过他任人挟私和贪污受贿敛财的罪行因为党争被揭露出来，政治斗争的主矛盾压过了他贪污敛财的事实，成为乾隆后来为他平反的幌子。

所以他有此下场，虽然感叹，却不同情。

唯一遗憾的就是相府被拆了，少了一个展示安丘历史底蕴的历史遗迹和见证。

对于乾隆对其翻案时的评价，看的出乾隆有点刚愎自用了，不是一个是非很明白的人。

刘正宗诗歌书法

前面提到过，刘正宗诗词书法还是很有造诣的，因此与顺治很欣赏他，凡得名人书画，都经他鉴别真假再行收藏。

这里咱们就说说他的诗歌和书法。

深受传统 “修齐治平”儒家精神浸淫的士大夫们，自觉地承担着政治理想和道德楷模的双重责任。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使他们内心有着对“忠臣义士”的仰慕追求和对“贰臣贼子”的本能鄙弃。

刘正宗为顺治诗坛"京师三大家"之首,又与薛所蕴及王铎被称为清初“中州三大家”。三人结为“金石之交”定交，薛所蕴为大哥、王铎为次、正宗为三弟，有行则连辔，坐则促膝美誉。

中州“三大家"不仅身居庙堂之高，而且热衷于诗文创作，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群体，在清初的中州诗坛具有重要的影响。

顺治五年，丁耀亢进京，丁公是正宗世交三弟。后续结拜丁耀亢为四弟。为容城教谕，容城是满族高级干部学校。

丁耀亢（1599—1669），祖居藏马山下（今胶南大村镇一带）。明进士、监察御史丁惟宁之五子。清初文学家。有文才，为人洒脱，撰写了剧本《蚺蛇胆》和著名长篇小说《续金瓶梅》，且留下了大量诗作。

清初，刘正宗、薛所蕴、王铎在入清后交往密切，诗文唱和频繁。他们交往既有同年、乡谊的原因，更有政治与文化 的需求。

刘正宗其诗秉承历下，取宗唐人，但无唐人高华。在诗歌内容上多表达个人际遇及宦海沉浮的感叹，而少有故国之思与失路之愧；艺术上长于古体，语言质朴无文，多拗折生涩之语，诗风瘦硬。著作有《逋斋诗集》、《御墨楼诗选》、《木天草》、《雪鸿斋草》等诗集数卷。 　

刘正宗的诗集《逋斋诗》中与薛所蕴有关的诗歌 近４０首，多为宴饮、赠答、登高之作，如《同觉斯先生眉居坦公行 屋诸年丈夜集玉调宅觅醉纪事》：

秋夜云飞星欲堕，挑灯拼醉忘尔我。

白也无敌甫尽神，谭锋驱使惊中坐。

年来此会本非常，眼前聚散任茫茫。

歌声竞发慨且慷，繁忧未许毒衷肠。

况复到耳杂笙簧，绮筵舞袖正郎当。

叩门倾倒借壶觞，虎贲共对须眉苍。

双眸何处辨青白，吾徒尚在长安陌。

氍毹审坐闻薌泽，宁必留髡独送客。

糟丘岁月等贤愚，千秋谁是文章伯。

草枯树吼雁南来，桂花落尽菊花坼。

至今跼蹐不为欢，扶桑晓日徒相迫。

烽烟弥望故园多，鬓雪催人奈老何！

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影响，清初贰臣文人以山东、北直隶、河南所占的比例最重。

１６４４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５０名明官员的省籍，山东１２人，占２４％；北直隶７人，占１４％；河南５人，占１０％。

薛所蕴在甲申之变后先投身李自成，旋降清；顺治二年刘正宗受荐任国史院编修；顺治二年五月王铎与钱谦益率南明弘光朝官员投降，任礼部尚书兼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

刘正宗为山东籍，王铎、薛所蕴为河南籍，三人同列《清史列传·贰臣传》中。

顺治初年，清朝政府对降清的文官多超擢提拔，以示重用。顺治皇帝曾多次宣称 “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事实上无论是在行政官僚体制还是心理意识上，清初政权中“尊满抑汉”普遍存在。

内阁尚书的排名以满尚书为首，即“本朝满尚书，在汉尚书之前”；凡是同职同级，必满员居首；假若满汉大学士皆管部务，同样仍 “满先汉后”。

在实权方面，满员权重，汉员居次。六部设立后，虽有满、蒙、汉员各充其职，但“向以各部事皆以满尚书为政，侍郎皆不能 异词”。

作为降清的贰臣文人，刘正宗、薛所蕴和王铎既保全了生命，又获得了实行政治改革的机会，似乎成就了“救民于水火”的治平理想，但却失去了道德的自信。这种自 信的核心是儒家所倡导的“名节”，即“名节不可不自爱，一日失足，孝子慈孙犹将羞之，况当人之身，何能腆然视息于天地之间？真所恶有甚于死矣” 。

但牺牲名节换来的却是君主的猜疑和政治的歧视，使汉族贰臣文人常常产生失落与痛苦。

“许身妄健追益稷，致君将欲跻唐尧。岂知盛衰比电速， 皓齿红颜倏黧黑。”

辅佐君王致太平的政治理想的幻灭与岁月蹉跎的感伤时时萦绕在他们心头。

刘正宗在《老妇行》中曲折表达贰臣文人内心的苦楚：

东家老妇垂白发，樵爨无力余病骨。

岂复有意斗娥眉，坐守深闺费岁月。

却忆当年初嫁时，含羞对镜理胭脂。

但愿同心不重色，肯学桃李信风吹。

宁知此意竟难明，时移岁换天无情。

翠翘珠襦昼零落，闺中甘逐众人行。

自解悲欢随所遇，红颜自古草头露。

至今幸无入宫妒，裙布钗荆亦已足。

愿将锦瑟与瑶琴，一时并写白头吟。

寂寂空房恐虚度，敢道人新不如旧。

刘正宗以年老色衰的老妇自喻，老妇当初嫁于郎君只求能够 “同心不重色”；她自知“同心不重色”是一种奢望，“时移岁换天无情”才是常态。徐世昌说：“宪石簪笔禁近，躬阅兴亡，故诗多 感伤之概。” 诗中老妇正是刘正宗等北方贰臣文人境况的真 实写照。

《清诗纪事初编》说：“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顺治十四年）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正是这种惨烈的生存境遇，刘正宗降清后多用心诗文，排遣郁闷，远身避祸。薛所蕴对此感同身受：“无何，沧桑易位，兹十六人中或存或亡，或南或北，邈如隔世。重寻燕山之盟，朝夕过从，余与宪石皤焉两 短发翁耳。……乃相与促膝道故，惟是风雅一事共劘切。”

顺 治十六年（１６５９）顺治皇帝对刘正宗“降旨严饬”；其罪因竟是“终日诗酒自矜”。 这种纵情诗文，沉湎声色以求自保也成为王铎入清后的自觉选择。

贰臣文人们内心的苦楚只有在深夜中自我回味，最终将“感慨悲悼不能直告语于人”，化为诗歌幽咽却不敢 放声畅吟，在诗酒声色的颓然中暂时忘记自己。

考察“中州三大家”刘正宗、薛所蕴与王铎的交游唱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初汉族仕人心态， 特别是时代对北方贰臣文人的心态及诗文创作的影响。

刘正宗书法作品，民间也有收藏，在北京保利拍卖时曾拍卖出一幅40万——100万人民币的价格。

清刘正宗书《自书诗》轴

春日深且晏，和风吹翠林。暮云起层蔼，荣柯啭时禽。纷乘此尽遣，静阅参道心。物化归自然，寒暑无凌侵。逸我理可凭，一如节候临。偃仰对壶觞，夕籁发清音。近作似嵩石亲家词坛政。逋史刘正宗。

安泰刘氏

《安泰刘氏族谱》载，山东安丘安泰刘氏，系出彭城（今江苏徐州），为躲避战乱到山东登州（栖霞）避乱，元末自烟台栖霞万马村迁居黄旗堡之安泰里（今潍坊市峡山区东安泰村），称安丘刘氏，世系自此始。明永乐四年分居成东西安泰。曹贞吉（清朝才子）系刘正宗外甥，刘正宗是曹的外祖父。

刘氏至刘希龙、刘希孟、刘希宪兄弟时，家族获得蓬勃发展。

因兴起于安泰里，故通称为安泰刘。安丘大多刘姓人员均来自安泰刘氏。

几百年来，安泰刘氏，人才辈出，上至阁老，下到平民，枝繁叶茂，绵延弥新。自明清以来，科第蝉联，连接不断，考中进士者八人，举人十四名，生员二百五十五名，在清初时成为安丘第一名门望族。

在安丘历代的百余名进士中，安泰刘氏家族占了八位,一门数进士等被传为佳话，闻名朝野。

安丘百名进士阁

至刘正宗时，家族达到鼎盛，刘获罪后，族人株连甚广。此后，虽然乾隆朝时平反并获朝廷抚慰，但刘氏家族最鼎盛时代宣告结束。

另据考证，曹申吉、曹贞吉（清朝才子）系刘正宗外孙，为时之“二凤”。

清朝初刘氏主要出大才子，一代经学大师、著名诗人刘源禄，刘氏的人格学问，对安丘甚至山东学林影响突出，是宋代以来潍坊地区的大理学家。后出过刘象先也是名贯山左经学大家。

一门八进士之第一进士五世祖刘希龙任河南按察司副使，两年后终被谣言所伤，挂冠而归。

八进士之第二进士五世祖刘希孟也就是刘正宗的祖父，官至太常寺少卿、通政使司统政使。弃官后回家居住，在家中建一小亭，取名四休亭，日与故旧交游其中，陶然不思故贵。

八进士之第三进士七世祖刘正衡，刘正宗的大哥，浙江温处道副使，后因祖母去世回乡服丧。清顺治癸已年得到起荐，但因目疾返乡。为人是非分明，和蔼宽厚，约束族众不因其弟位列三公而横里，尊敬邻居，受人尊敬。

八进士之第五进士七世祖刘正谊，顺治十七年二月特设武会试登庚子科武进士，会试时,顺治帝亲临典场,其武艺出众,力克群雄，得到了顺治帝的赏识,亲赐弓矢，欲诏其为御前侍卫。因族兄刘正宗案起，朝中族人俱受牵扯，而未竟其用。山东巡抚闻知，招至麾下当差。顺治十八年随巡抚东征栖霞讨伐土寇，其勇英善战，武艺高超，力挫群匪。后辞官告归,终身不出，在家习文弄武，怡养天年。

八进士之第六进士九世祖刘祚远，刘正宗族从孙，历任太常少卿，大理寺卿，不久晋为副都御使、巡抚保定，后因受到刘正宗案累而罢官。回乡后他看到汶水经常泛滥，南岸有四十九村成灾，遂倡导当地官员和民众，自韩吉村以东筑堤四十里，人呼为“刘公堤”

八进士之第七进士十三世祖刘其旋，一代大文学家刘其旋，其旋以其独有文采成为名震全国的文学大家。

八进士之第八进士十四世祖刘耀椿，清代抗英将领，任福建兴泉永道时住守厦门，抵御倭寇。1840年6月，英舰两次进攻厦门，在其率厦门官兵的英勇抗击下均告失败。1841年8月26日英舰36艘向厦门发动猛烈进攻，其冒炮火亲临前线指挥官兵抗击英军，战斗十分激烈，击沉敌舰六艘，激战两昼夜后，因兵力、弹药不足，致厦门失守。后擢升为四川按察使，未到任，受到朝廷投降派的弹劾，又诏罢官。于是告病归里，后从讲济南泺源书院，是清末山左四大名家之一，其一生不但政绩显著，且著述颇丰。刘耀椿记入清史，鸦片战争史以及清史稿中均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