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清初汉臣的功与辩

在清朝京师贤良祠的一众功臣中，范文程是特殊的存在。他身为汉人，却位列清初开国元勋，历经四朝荣宠加身，康熙御笔题“元辅高风”，身后享祀贤良祠；却又因身仕后金、助清定鼎中原，成为明清易代之际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这位范仲淹的十七世孙，在乱世中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的智慧、隐忍与抉择，不仅塑造了清初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范文程的人生，始于辽东的世家荣光，却在明末的战火中骤然转向。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十八岁考中秀才，本应循着科举之路步入明廷，却恰逢努尔哈赤挥师辽东，抚顺城破后，他与兄长一同投效后金，从此踏上了一条背离故国的道路。在努尔哈赤时期，汉人备受猜忌，范文程虽侥幸留命，却只是镶红旗的一名奴隶，空有满腹才学却无从施展，这份蛰伏，让他看透了乱世的生存法则，也磨砺出了沉毅隐忍的性格。

皇太极的继位，成为范文程人生的转折点。这位清太宗深知后金欲取天下，必先收拢汉人之心，于是开科取士、宽待汉臣，范文程终于脱离奴籍，凭借过人的谋略步入文馆，从此开启了他的辅政生涯。他是皇太极最倚重的谋臣，朝堂议事，皇太极必问“范章京知否”；文书敕谕，皇太极阅后直言“汝当无谬也”；甚至他因病告假，朝中未决之事也需待其痊愈方能定夺。这份信任，源于范文程无可替代的才能，更源于他精准的时局判断。

他是清初的“攻心谋士”，一改后金杀伐屠戮的策略，以柔克刚定天下。大凌河之围，蒙古降兵叛逃，皇太极大怒欲尽数诛杀，范文程单骑前往劝降，晓以利弊，让五百降兵悉数归降；西山明军据险死守，他又孤身前往，凭三寸不烂之舌令明军开门迎降。他更是除掉袁崇焕的关键推手，参与谋划反间计，利用崇祯帝的多疑，让明廷自毁长城，为后金除去了最大的劲敌。此外，他策反孔有德、耿仲明等明将，安抚蒙古、收服朝鲜，一步步为后金扫清了问鼎中原的障碍，也让自己从一介谋士，成为清初政坛的核心人物。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大明覆灭，历史的天平骤然倾斜。此时的范文程，正因病在盖州温泉休养，得知消息后星夜赶回，向多尔衮呈上《入关论》，这篇奏疏，成为清军入关的战略纲领。他直言清军当改“掠夺之师”为“定鼎之师”，将作战对象从明朝转为失道的大顺政权，更指出李自成“刑辱缙绅、掠民资财”的行径早已失尽民心，清军若能顺应民心，厚葬崇祯、安抚百姓、废除苛政，必能坐拥天下。多尔衮采纳其计，吴三桂开关降清，清军一路挥师入关，定鼎北京，而范文程则坐镇后方，制定政策、安抚民心，厚葬崇祯帝、起用明廷废官、废除三饷加派，一系列举措，让动荡的北方迅速安定，也让清政权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功高震主，伴君如伴虎，范文程深谙此道。多尔衮擅权后，推行剃发令激化满汉矛盾，与范文程的治国理念背道而驰，加之多尔衮宠信阉党、猜忌汉臣，范文程深知进退之道，选择称病居家，远离政争漩涡。他不结党、不张扬，身居高位却家无长物，遇故旧困乏便倾囊相助，宗族之人沦为奴隶，他便捐金赎还，这份清廉与仁厚，让他在波谲云诡的清初政坛得以全身而退。多尔衮死后，朝中清算其党羽，范文程虽因参与修撰实录受到牵连，却因顺治帝念其功高、且从未依附多尔衮，仅革职留任，不久便官复原职，后晋封一等子爵，成为清代首位跻身议政大臣的汉臣。

康熙五年，七十岁的范文程病逝，康熙御制祭文，赐谥“文肃”，后入祀贤良祠，这份哀荣，是对其一生辅政之功的肯定。他辅佐四朝，为清初开国建制立下汗马功劳：定官制、修律法、兴屯田、招流民、举人才，不分满汉唯才是举，让清政权从一个关外的游牧部族，逐渐转变为能治理中原的大一统王朝；他的一系列民生政策，缓解了战后的社会矛盾，让久经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但这份荣光背后，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争议。作为汉人，他背弃明朝投效后金，被后世史家批为“背主求荣”“大节有亏”，即便乾隆帝将其排除在《贰臣传》之外，称其“未仕明廷，仅为秀才”，也难以抹去道德层面的诟病。他虽极力调和满汉矛盾，却终究无法改变清初圈地、剃发易服等政策带来的社会动荡，他的谋略，终究是为清朝的统治服务，这份历史的局限，让他的一生注定功过难辨。

范文程入祀贤良祠，既是清王朝对其功绩的认可，也为后世留下了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命题。他不是完美的忠臣，也不是纯粹的“贰臣”，而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智者。他的隐忍，让他在乱世中得以保全自身、施展抱负；他的谋略，让清政权完成了从“征服”到“治理”的转变，减少了战乱带来的苦难；而他的抉择，也让我们看到了王朝更迭中，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挣扎。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范文程的一生，是乱世之中个人抱负与时代选择的交织。他的功，在于为清初制定了治国安邦的方略，推动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他的辩，在于身处特定的历史语境，其抉择无法用简单的忠奸来评判。而他留给后人的启示，远不止于功过是非的争论：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一味的刚直，而是审时度势的隐忍；真正的抱负，也不是固守成规的执念，而是顺势而为的担当。

贤良祠的香火早已消散，而范文程的故事，却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他让我们明白，评价历史人物，从来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唯有客观看待其功过，才能读懂历史的复杂与厚重，也才能从古人的抉择中，汲取属于当下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