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七师究竟有多富裕？可养活20个甲级师，年均上缴4400万元

1944年春天，苏皖边区下了几场冷雨。

地里刚插上的秧苗，还没来得及长高，兵站那头就传来消息：每人发十块钱，还有烟。

“发烟？真的假的？”一名通讯兵拎着湿漉漉的背包愣在原地，嘴里的干粮还没咽下去。

是真的。

不仅发烟，还发新军装。

米饭不短缺，子弹也能自造。

那一年，新四军第七师的战士们，过得像是打仗部队里的“异类”。

可要是追溯到三年前，这支部队的模样完全不是这样。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几乎被打散。

张鼎丞和曾希圣带着从战火中突围出来的两千多人，一路向北，最后在苏皖边境的泾县、来安、含山一带扎下了营。

那时候的部队，衣不蔽体，枪也不成套。

张鼎丞后来回忆：“那会儿连一根针、一尺布，都是稀罕物。”

当时的局势也不容乐观。

南方敌后抗战环境极其复杂，各路势力交织，尤其是日伪、顽军（国民党顽固派）双重夹击，让根据地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那年冬天，盐都成了奢侈品。

一个菜场的老百姓偷偷跟随补给队伍进村，只为了换几勺盐干饭。

可就是在这种境况下，第七师开始了一场没人想过的尝试：搞经济。

这事儿最早是蔡辉提出来的。

他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原本干的是财经和情报，一到第七师就看出了门道。

这个地方靠着长江水道，地形复杂、敌我交界、商贾往来频繁。

蔡辉跟叶进明一合计，“不如咱们搞点买卖？别光靠打仗吃饭。”

张鼎丞一听就拍了板：“干！但前提，不能丢了枪。”

最开始他们从粮食下手。

敌占区缺粮，他们根据地有余。

于是他们放粮进市场，控制价格，再通过黑市吸引敌占区的商人来交易。

汤家沟，一个原本不起眼的江边小镇，慢慢成了沦陷区和根据地之间最大的黑市码头。

一天几百条船，粮食、山货、药材、布匹在这里换来换去。

最热闹的时候，连日伪军都想来掺上一脚。

有人觉得这事儿不妥：“跟敌人做生意？”

蔡辉一句话噎住了所有人：“你以为我们是做生意？我们是在打经济战。”

比如，芜湖的伪维持会会长汪子栋和日本顾问楠木重椿，急着买粮。

第七师就故意高价卖出一批，再转手切断供应链，让他们兵荒马乱。

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条线换来了不少关键物资：军用炸药、雷管、机床，甚至还有印钞纸。

不久后，皖江贸易总局在秘密中成立。

没多久，“大江币”正式发行。

起初没人认，后来发现它比法币稳定，商人们就开始接受了。

张鼎丞在一个小会上一拍桌子：“只认大江币，别再拿那些烂纸来糊弄我们。”

钱有了，工厂也得跟上。

根据地内，很快建起了酿酒厂、织布厂、制盐厂和印刷厂。

兵工厂也慢慢成型，步枪、子弹、手榴弹都能自产。

到1944年，整个第七师不仅吃穿不愁，甚至还能发工资。

一个普通战士，每月十块钱，还能分到两三条香烟。

伙食标准，是大米饭加青菜汤。

那时候，哪怕是国民党正规军，也未必有这待遇。

不过，说轻松是假的。

那几年，封锁线上的黑市船队三天两头被扫荡，搞地下银行的干部经常暴露。

一个叫陈治国的印钞工，因身份泄露，被日军抓住。

据说死前他一句话没说，连名字都没交代。

“我们的富裕，是背着灵牌走出来的。”这是张鼎丞多年后说的一句话。

从1942年底到1945年春，第七师支援第五师现款5300万元，1944年到抗战胜利前，又向中央上缴4400万元。

折合黄金20多万两。

这些数字，放在当时相当于能养活20个甲级师。

要知道，国民党一个甲级师一年的经费，也不过200万元。

这事儿后来传到重庆，连蒋介石都皱了眉头。

有人在延安开会时笑说：“张鼎丞是带着银行在打仗。”

可谁都知道，那不是笑话。

是事实。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撤编，第七师并入其他建制。

那个用于印刷“大江币”的地下印刷厂，在1946年春天被拆除封存。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们。

参考资料：

胡乔木主编，《新四军军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陈铁健，《皖江抗战实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