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杀安倍晋三，凶手为啥没判死刑？

距离2022年7月8日那起震惊全球的枪击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年半。那天，在古都奈良市的选举演说现场，一声枪响结束了安倍晋三前首相68岁的生命。2026年1月20日，奈良地方法院经过十余次公开庭审，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凶手山上彻也无期徒刑。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而且杀的还是日本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前首相，为什么凶手没判死刑，而且辩护律师团还认为“量刑过重”呢？

通过梳理整个案情，阅读判决文和一些法律专家的评论意见，我整理成了今天的这一篇文章，与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日本的司法制度与审批量刑的标准。

凶手山上彻也在行凶现场被捕情景

凶手山上彻也，今年45岁，曾经当过三年的海上自卫队队员，熟悉枪支。他的母亲沉迷于统一教会，将他父亲的死亡保险金和积蓄共1亿多日元（约500多万元人民币）捐给了教会，使得一家人陷入贫困。哥哥因病无钱治疗而自杀，妹妹在贫困中挣扎，山上本人也没有正式工作，人生轨迹被彻底扭曲。在庭审中，山上称自己的恨意源于母亲对新兴宗教的狂热信仰。母亲甚至对他说，捐款是为了让哥哥“在天国幸福生活”。这种扭曲的“救赎”逻辑，让山上感到绝望。他将仇恨的矛头指向统一教会，并延伸到政治人物，认为安倍晋三是教会与政界的“中心枢纽”，因为安倍曾为教会活动录制过祝贺视频。

2022年7月，在安倍于奈良市为参议院大选举行街头演说时，山上用自制的手枪从背后两次射击，导致安倍死亡。

安倍前首相遇袭倒地时情景

经过长达三年半的调查取证和十余次的公开庭审，奈良地方法院并采用“市民陪审员”制度，力求审案的公正、透明，避免政治化。

奈良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本案是一起极其恶质的犯罪行为，是对公共安宁与安全的极端恶性侵害。虽然最终将安倍前首相作为攻击目标是临近犯罪之际做出的决定，但为确保成功杀害目标，被告花费约一年的时间进行周密准备，其杀人行为的计划性极高。”判决书指出：“被告虽然处于社会孤独的状态，却从未主动寻求任何支援。被告已是40多岁的成年人，在事件发生前，他多次遭遇目的无法实现的障碍，例如枪支入手失败、无法确认统一教会高层访日行程等。这些障碍本应足以让他认识到‘不能杀人’这一基本社会规范，并让他悬崖勒马、放弃杀人的念头，但他却没有停下犯罪的脚步。结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受害者的妻子突然面对丈夫的死亡，承受了巨大的丧失感。”

判决书最后指出：“被告的成长经历确实对其在人格形成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是本次事件的背景和远因，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是，这些成长经历不能认定对被告的犯罪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案是一起草率而自私的犯罪行为。”

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判凶手山上彻也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在日本是终身监禁，平均服刑在30年以上。山上听了这一判决结果，面无表情。

凶手山上彻也在法庭上听审情景

既然凶手的罪行如此严重，为什么没判死刑？

首先是因为日本的死刑制度，本就极为谨慎。战后宪法强调人权，死刑仅适用于“最严重犯罪”，且需最高法院最终确认，执刑还需要法务大臣亲自批准。历史上，日本死刑多见于连环杀人、多重受害或极端残忍案件。1989年的“永山则夫连续杀人案”，被告杀害4人，被判死刑。这一审判结果，确立了日本新的死刑判决标准，称为“永山标准”：考虑犯行性质、动机、受害人数、手段、社会影响等。相比之下，此次的山上枪杀安倍案，是单一目标暗杀，虽涉及政治人物，但未造成额外伤亡。这或许是避开山上死刑的一个关键：社会侵害虽大，却非“最恶”级别。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日本司法对“情状酌量”（酌情量刑）的严格把控。

辩护律师团极力主张减轻刑罚：山上彻也属于“宗教二世”的受害者，成长过程中因遭受家庭宗教信仰导致的虐待和贫困，这扭曲了他的人格，应被视为“宗教被害者”。辩护方据此请求法院将刑罚控制在“最重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以内。

法院在判决中也承认山上成长经历的不幸：“对统一教会的激烈愤怒，从他不幸的成长经历来看，是可以理解的，无法说不合理。”这句表述非常具有日本司法的典型风格——理性而克制地表达同情，但绝不等于因此减刑。

紧接着，法院做出了明确的转折：“被告的成长经历确实对其在人格形成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是本次事件的背景和远因，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是，这些成长经历不能认定对被告的犯罪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逻辑清晰地将“背景因素”与“直接责任”区分开来：成长经历可以解释山上为什么会积累仇恨，却不能成为他最终跨越底线、选择杀人的充分理由。法院以此拒绝了辩护方将不幸出身作为主要减刑依据的主张，确保量刑仍以犯罪行为的恶质性、计划性和社会危害为核心。

判决后，辩护律师团举行记者会，认为法院判决过重。

一些日本市民在奈良地方法院外举牌要求轻判山上

安倍前首相出殡时，数万东京市民上街送别。

那么，日本的法律专家们对于这一判决结果，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中央大学法科大学院教授野村修也在电视节目出演中指出：“在陪审员制度下，量刑时会参考一个数据库，对比以往类似案件的刑罚幅度。本案中，检方指出，被告不仅制作枪支，还构成违反《刀枪法》的发射罪，并利用该武器实施杀人。使用非法制造的枪支实施杀人，通常会被判处更重刑罚，这正是此次量刑判断的重要依据。同时，判决中明确认定，安倍前首相并不存在‘应当被杀害的重大过失’。此外，法院也将其死亡给昭惠夫人带来的巨大丧失感，纳入量刑考量。被害者及其家属的情感，在量刑判断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昭惠女士秉持‘恨罪不恨人’的态度，但从客观角度看，她所承受的巨大失落感，也从此次判决中清楚地体现出来。我认为这个判决是一个相当正当、合理的判决。”

日本前大阪市长、律师桥下彻在电视节目中表示，这份判决“法律上妥当”。他指出，社会舆论呈现两极分化：一方将此案视为“对民主的恐怖袭击”，强烈呼吁判处死刑；另一方则基于被告的不幸成长经历，主张从轻量刑。法院巧妙避开了这两个极端，判断被告的成长经历虽然值得同情，但并不构成直接减刑的理由。

2022年9月27日，安倍夫人手捧丈夫骨灰盒，出席国葬。

曾担任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官的清原博律师指出，从过去的裁判案例来看，使用枪支实施杀人的案件，几乎全部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强调，虽然被告的成长经历确实令人同情，但“这场审判的核心是被告与受害者安倍前首相之间的关系”。统一教会与安倍的关联虽然存在，却并非导致山上杀意的直接因果。法院最关键的问题始终是：“为什么安倍前首相必须被夺走生命？”正是这个中心疑问，使得被告的成长经历“不宜被过多考虑”作为减轻刑责的依据。

曾担任大阪地方法院审判官的八代英辉律师则稍带遗憾地评论说：“或许在量刑时，对被告不幸的境遇多一些体谅和寄托会更好一些。”但他也承认，判决结果最终并未将这一因素反映进去。他预测，辩护方很可能会提出控诉。

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一致认为，奈良地方法院的判决在法律逻辑上站得住脚：既充分认定了被告犯罪的恶质性和计划性，又在酌情量刑上保持了严格的界限，避免了情绪化或极端化的量刑倾向。这一 “冷静与平衡”，或许是山上为什么没判死刑的核心：承认背景，同情不幸，却不让它遮蔽犯罪本质。

做为受害者家属，安倍昭恵夫人在法院判决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全文如下：

“今天奈良地方法院的判决，让我终于感觉到，从丈夫骤然离世后那段漫长而痛苦的日子，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由衷感谢警察和检察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你们付出了巨大努力，收集并整理了海量证据，将事实真相完整呈现在大家面前；感谢法院和警方的各位，为了让审判能够顺利进行，你们承担了异常繁重的警备任务；也感谢法官和陪审员们，你们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审理了此案。特别是那些陪审员们，在忙碌的工作和家事之余，连续十五天以上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审判中，我对你们致以最深的谢意。各位，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我希望被告人能够勇敢地正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认真悔过，好好赎罪——他夺走了我生命中最珍贵、无法替代的家人，我的丈夫。

今后，我将继续向前看，继承丈夫的遗志，珍惜每一天，好好地活下去。”

特别提醒：最近，有人冒充我的名义多次大量发送以下邮件，呼吁参加日本的LINE群。此事可能涉及欺诈行为，提醒大家不要轻信，以免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