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三兄弟后，藏区女子的残酷生活:白天是夫妻，晚上是祭品。

我叫央金，今年三十二岁，在海拔四千三百米的这片高原上，我已经生活了整整十五年。

十七岁那年春天，阿爸收下了三匹骏马、五头牦牛和一套崭新的银饰，把我嫁给了扎西家的三兄弟。在我们这里，一家兄弟共娶一个妻子并不稀奇——高原土地贫瘠，家产不能分散，这样才能让血脉和财产一起延续下去。

出嫁那天，阿妈抱着我哭，她鬓边的银饰硌得我脸颊生疼。“女儿啊，到了那边要勤快，要对三个丈夫都好。”她反复叮嘱，却避开我的眼睛。我穿着崭新的藏袍，袖口绣着精细的莲花纹，那是阿妈熬了三个夜晚绣完的。

翻过两座山，就是扎西家的帐篷。三个男人站在门口——大哥格桑三十岁，脸庞像被风雕刻过的岩石；二哥顿珠二十八岁，左耳戴着绿松石耳环；三弟才让二十五岁，眼睛亮得像雪山上的星星。

没有婚礼仪式，我只弯腰为他们每人斟了一碗酥油茶。格桑接过茶碗时，粗糙的手指划过我的手背，留下火辣辣的感觉。

第一个夜晚是属于大哥的。帐篷里只有一盏酥油灯摇曳，格桑的身上有青草和牲口气味。我紧闭眼睛，听见帐篷外风声呜咽，像极了阿妈压抑的哭声。

“睁开眼。”格桑说，声音不高却不容抗拒。

我睁开眼，看见他古铜色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没碰我，只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吹灭了灯。“睡吧。”

那晚我躺在陌生的毯子上，听着三个男人在帐篷另一头的呼吸声，整夜未眠。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学会了如何在三个丈夫之间周旋。清晨我为格桑准备糌粑，他要去最远的草场放牧；中午我为顿珠修补被牦牛扯破的外袍；傍晚我为才让清洗他打猎归来沾满泥土的靴子。

村里的女人们偶尔聚在一起捻毛线，她们会低声交流各自的生活。“我家两个丈夫上周为了一只羊吵架，我劝到半夜。”“老三最近总想多分些毯子时间，难做啊。”

我们相视苦笑，手里的纺锤转个不停。高原上的女人就像这纺锤，被无形的线拉扯着，转啊转，永远停不下来。

嫁给三兄弟的第二年冬天，我怀了孕。

怀孕第七个月时，村里的老阿尼来看我。她枯瘦的手按在我的肚子上，闭眼许久，然后对格桑说：“是个男孩。”

三个丈夫的脸上同时露出了笑容。那晚，他们罕见地一起喝了青稞酒，才让甚至唱起了祝酒歌。我被允许不用做晚饭，坐在火塘边看着他们。跳动的火光中，我突然感到一阵温暖——这是我的家，这些是我的丈夫，我肚子里是我的孩子。

然而温馨如同高原的夏天一样短暂。

孩子出生的前一周，老阿尼再次来到帐篷。这次她神色严肃，要求单独和我说话。

“央金，你听好。”她布满皱纹的脸凑得很近，“你这胎是头胎，又是男孩，按照古老的传统，生产那晚需要……祭祀山神。”

我愣住了：“什么意思？”

老阿尼避开我的目光：“生产要在帐篷外的羊圈里进行，不能有男人在场。生下来后，孩子要立即用雪山流下的冰水洗净，你要……你要在羊圈里独自待到天亮，向山神奉献你的痛苦和血液。”

“为什么？”我的声音在颤抖。

“为了确保孩子强壮，为了家族的未来。”老阿尼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冰凉，“这是女人的责任，央金。你的婆婆也是这样过来的，你的阿妈也是。”

生产那晚，羊膻味混合着血腥气包裹着我。剧烈的疼痛中，我咬破了自己的嘴唇。当婴儿的啼哭划破夜空时，我已经精疲力尽。老阿尼用冰水给孩子擦洗，他哭得撕心裂肺。

我被独自留在羊圈里，身下是干草和血的混合物。高原的夜风刺骨寒冷，我蜷缩着，听见帐篷里传来丈夫们逗弄孩子的声音。我的牙齿打颤，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清晨，格桑来接我。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递来一碗热酥油茶。我接过碗时，手抖得厉害，茶洒了一半。

儿子取名为诺布，意为“宝贝”。他一天天长大，眉眼像才让，下巴像格桑，笑起来的神情又像顿珠。三个丈夫都疼爱他，常常争着抱他。有时看着他们四人在一起的画面，我会恍惚觉得，这就是幸福的模样。

诺布三岁那年，我再次怀孕。这次的反应比第一次强烈得多，吐得昏天暗地。老阿尼来看过后，摇头说：“胎位不正，恐怕难产。”

果然，生产那天，我在生死线上挣扎了整整一天一夜。疼痛像要把我撕裂，血浸透了身下的所有毯子。恍惚中，我听见老阿尼在帐篷外和我的丈夫们说话。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老阿尼问。

沉默持续了很久，久到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最后是格桑的声音：“保孩子。山神会理解。”

那一刻，疼痛奇迹般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清明。我想起阿妈送我出嫁时不敢看我的眼睛；想起每次村中有女人难产死去，人们只是默默多念几遍经；想起那些在羊圈里度过的夜晚，那些被称作“奉献”的孤独。

“不。”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干裂的嘴唇中挤出，微弱却清晰，“我要活。”

老阿尼冲进帐篷，我抓住她的手腕，用尽最后的力气：“告诉……告诉他们……我要活下来……”

也许是山神真的听见了，也许是命不该绝，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孩子终于出生了。是个女孩，瘦小得像只未长全羽毛的雏鸟。我也活了下来，只是从此再不能生育。

女儿取名为梅朵，意为“花”。她身体虚弱，经常生病。三个丈夫对女儿的态度明显不同——他们依然供养她，给她吃穿，但很少抱她，很少对她笑。在高原，女儿终究是要嫁出去的，是别人家的人。

梅朵五岁那年冬天，得了严重的高原肺炎，整夜整夜地咳嗽。我抱着她在火塘边取暖，唱了一遍又一遍的摇篮曲。才让路过时停下脚步，看了我们一会儿。

“央金，”他罕见地主动和我说话，“你记得我们结婚那天吗？”

我点头。

“你穿着红色藏袍，头上戴着绿松石头饰，眼睛亮晶晶的。”才让的声音很轻，“那时我想，这个姑娘真好看。”

我的眼眶突然发热。十五年里，这是第一次有丈夫对我说这样的话。

“梅朵很像你。”才让说完这句，匆匆离开了帐篷。

那晚梅朵的呼吸平稳了一些。我抱着她，想起才让的话，想起这十五年里的点点滴滴。我突然明白了什么——那些夜晚在羊圈里的“奉献”，那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牺牲，那些沉默的承受，并不是因为我们无知或软弱。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孩子能在清晨喝到热腾腾的酥油茶，为了丈夫们能穿着干净的外袍去放牧，为了帐篷里永远有温暖的火塘。我们的“奉献”，其实就是爱——一种不被言说、不被赞美，却实实在在支撑着这片高原的生命延续的爱。

去年春天，诺布十七岁了。有媒人上门，说的是山那边一户人家的女儿。三个丈夫和媒人谈了很久，最后格桑来问我意见。

我正揉着青稞面，头也不抬：“让诺布自己见见那姑娘吧。”

格桑愣住了。在我们这里，婚姻从来都是父母和长辈决定的。

“时代在变，”我继续揉面，手法稳定，“孩子们应该有选择。”

最后诺布和那姑娘见了面，两人居然真的互相喜欢。婚礼定在今年秋天。提亲那天，对方家长问起我们家的情况，格桑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说了三兄弟共娶一妻的事。

没想到对方父亲摆摆手：“这有什么，我们家也是两兄弟娶一个。高原上过日子，不容易啊。”

那一刻，我突然释然了。我们不是怪物，不是异类，我们只是在残酷自然条件下努力生存的普通人，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守护着家庭和血脉。

今天晚上，梅朵趴在我膝头，让我给她梳头。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已经长到腰际。

“阿妈，”她突然问，“你幸福吗？”

我梳头的手停了一下。帐篷外，格桑和顿珠在修补马鞍，才让在教诺布如何辨认野兽的踪迹。火塘里的牛粪饼烧得正旺，酥油茶在壶里咕嘟作响。

“幸福。”我说，继续为她编辫子，“阿妈很幸福。”

这是真话。虽然这幸福夹杂着羊圈夜晚的寒冷、生产时的剧痛、在三个丈夫间周旋的疲惫，但它真实存在着，就像高原上的格桑花，在贫瘠的土地上，依然年年盛开。

梅朵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靠在我怀里。我哼起一首古老的歌谣，歌词讲的是雪山和湖泊的传说。帐篷外，星光洒满草原，远处雪山的轮廓在夜色中若隐若现。

在这片严酷又美丽的土地上，我们以自己认可的方式，努力活着，爱着，延续着。这就是生活本身，残酷而真实，苦涩中带着一丝甜，就像我们喝的酥油茶，初尝腥咸，回味却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