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朝鲜乡村医生的平壤日记

病历卡上的名字是“朴英爱”，七岁，诊断栏写着“重度营养不良并发肺炎”。但李俊浩医生看到的，是一个轻得不像七岁孩童的身体，肋骨在苍白的皮肤下清晰可数，像冬天田地里冻死的篱笆。

这里是两江道惠山市郊的乡村诊疗所，时间是2016年1月。室内温度：零下五度。

李俊浩将听诊器捂在掌心三十秒——这是他在此工作八年间养成的习惯。冰冷的听诊器贴在孩子胸口会引起咳嗽，而这里的每一个咳嗽都消耗着本已稀缺的卡路里。

“需要抗生素，还有营养支持。”他对孩子的母亲说，声音很轻。

女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布袋，倒出几枚硬币、一张粮票、三个干瘪的土豆。“医生，这些够吗？”

李俊浩数了数硬币：合人民币约四元。一支最基础的青霉素注射剂在黑市价格是三十元。他沉默地从抽屉里拿出自己备用的半盒药：“先打三天，我再去想办法。”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诊疗所的药品架上，最上层整齐摆放着从未开封的“模范医疗物资”——包装精美，印有捐赠标志，每月上级检查时必须展示。下面几层才是实际可用的药品：过期的抗生素、本地草药粉、用酒精棉反复擦拭的针头。

墙上挂着金日成、金正日视察农村医疗机构的画像，照片里设备先进，医生笑容满面。李俊浩有时会盯着这些画像出神，想象平行时空里另一个朝鲜的医疗系统。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1月17日，气温零下19度。接诊11例，其中3例冻伤截肢风险，4例营养不良相关疾病。药品缺口：抗生素类87%，镇痛类64%，营养剂100%。我用胡萝卜和马铃薯粉配制了‘维生素补充剂’。英爱的肺音更重了，如果明天不退烧，可能需要……”

需要什么？他写不下去了。需要转院？需要真正有效的药物？需要不在零下五度的环境里治疗肺炎？这些“需要”在此地都像窗外的雪一样不切实际。

转变发生在三月。一封来自平壤的调令：因“长期在艰苦地区坚持医疗服务”，李俊浩被选派至平壤儿童医院进修三个月。

当他第一次走进平壤儿童医院大厅时，恍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外国电视剧里。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中央空调维持着二十二度的恒温，电子叫号系统闪烁着柔和的蓝光。护士们穿着挺括的白色制服，不是他那件洗得发薄、袖口磨损的旧大褂。

更震撼的是药房。玻璃柜里整齐陈列着进口抗生素、一次性注射器、维生素注射液、甚至儿童专用营养剂。这些东西在他的诊疗所只存在于过期医学杂志的广告页上。

“李医生，请跟我来。”接待他的科室主任姓金，态度礼貌而疏离。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李俊浩经历了文化冲击般的医疗实践：

患者平均住院日：他的诊疗所是0日（因为没有床位），这里是14日。

每名医生日均接诊量：他是50-70人次，这里是15-20人次。

肺炎治愈率：他的统计是约62%（大部分靠患者自身抵抗力），这里是96%。

最刺眼的数据：平壤儿童医院的患者死亡率是他的诊疗所的1/18。

一天下午，金主任请他观摩一台手术。患者是一个五岁男孩，急性阑尾炎。在惠山，这种病例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三——因为无法及时手术，通常发展为腹膜炎。而在这里，四十分钟的常规手术后，孩子被推入有监护设备的恢复室。

“很标准的手术。”金主任淡淡地说，“李医生在地方见过不少吧？”

李俊浩想起去年死去的那个女孩，同样五岁，同样阑尾炎。她在诊疗所地板上疼了十八个小时，等待那辆永远没来的救护车。最后他只能用最简陋的工具进行剖腹引流，女孩在手术中死亡。

“见过。”他听见自己说，“但没见过这么……顺利的。”

进修第二个月，李俊浩被分配到门诊。一个穿着体面的母亲带着孩子来看病：感冒，轻微发烧。

他检查后说：“多喝水，休息几天就好，不需要特别用药。”

母亲皱眉：“医生，开点药吧。进口的那种。”

“真的不需要，过度用药反而……”

“我知道你们有规定。”母亲压低声音，“但我们有外汇券。”她说着从包里抽出一张淡绿色的券子，那是朝鲜涉外商店使用的特殊货币。

李俊浩突然意识到，即使在平壤，医疗也分为两个系统：一个用普通处方，一个用外汇券处方。前者获取基础药品，后者可以开到进口特效药、高级营养剂甚至不必要的补品。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3月22日。今天学会了平壤医学的第一课：诊断不仅要看病情，还要看患者持有什么颜色的支付凭证。原来在社会主义医疗体系里，人的身体也有两种定价。”

更讽刺的事情发生在周末。医院组织进修医生参观“主体医学成就展”。展厅里，大幅照片展示着农村诊疗所“在党的关怀下设备日益先进”，图表显示“城乡医疗差距不断缩小”。解说员热情洋溢地介绍：“在我们的制度下，每个孩子，无论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都享有平等的医疗权利！”

李俊浩站在人群中，感到一阵眩晕。他想站起来说：我在惠山的诊疗所，冬天因为缺煤，只能让病情较轻的患者回家，把有限的热源留给垂危者；我们最常用的“医疗器械”是热水袋和人体体温；我们最大的成就是让一个营养不良的婴儿多活了两天。

但他只是沉默地站着，像他诊疗所里那些在寒冬中保持沉默的家庭一样。

进修最后一周，李俊浩参加了平壤儿童医院的“农村医疗支援计划”筹备会。会议决定向包括惠山在内的三个地区捐赠“先进医疗设备”。

捐赠清单令人心动：两台心电图机、五套输液设备、一批抗生素。但李俊浩举手提问：“这些设备需要稳定电力支持，惠山地区每天断电8-12小时。还有，医护人员培训……”

“那些是地方自己解决的问题。”会议主持人打断他，“我们的任务是体现平壤对农村同胞的关怀。”

散会后，金主任单独留下他：“李医生，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政治意义有时比实际效用更重要，你明白吗？”

那一刻，李俊浩彻底明白了两个朝鲜的医疗差距不仅是资源问题，更是认知鸿沟。在平壤的医疗体系里，“治疗”是一套标准流程：诊断、开药、康复。而在他的世界里，“治疗”是生存概率的微调：用30%有效性的药物对抗80%死亡率的疾病，用心理安慰弥补药品缺口，用医生自己的口粮换取患者的信任。

离平回惠山的前夜，李俊浩做了一件冒险的事：他用三个月节省下来的津贴，在黑市购买了尽可能多的基础药品——不是展览会上那些花哨的进口药，而是最普通的青霉素、止痛片、纱布和生理盐水。他把这些混在个人物品里，外面包裹着那件平壤医院赠送的崭新白大褂。

回到惠山诊疗所的那天，英爱的母亲在等他。女孩还活着，但更瘦了。

“医生，您从平壤带回特效药了吗？”母亲眼中闪着希望。

李俊浩拿出从平壤带回的普通青霉素——同样的药，但在母亲眼中，因为来自平壤而有了魔力。他注射时，母亲虔诚地看着，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

那天他一连接诊了四十三名患者，直到煤油灯亮起。深夜，他翻开日记本，写下最后一篇进修记录：

“4月15日，回到惠山。平壤医院的白大褂厚实挺括，但不保暖。我的旧大褂虽然薄，但我在里面加了一件毛衣。医学数据上说，城乡新生儿死亡率相差4.7倍，肺炎治愈率相差2.3倍，预期寿命相差11年。但这些数字不会告诉你：在惠山，一个医生最大的成就是让一个孩子在冬天多呼吸一天；在平壤，是让手术成功率提高一个百分点。”

“我带回了价值三个月津贴的药品，大约够用两周。还带回了一个认知：在朝鲜，医生也分为两种——一种在二十二度的恒温中讨论医学进步，一种在零下五度的诊疗所里计算着如何将死亡率从80%降到79%。我们穿着同样的白大褂，但生活在不同的医疗季节里。”

“英爱今天笑了，因为我给她看了一张平壤儿童医院的照片。她说：‘真亮啊。’是的，真亮。而我们的诊疗所，灯光如豆。”

“我不知道如何连接这两个世界。也许医学本来就不能。当一个人的体温在36.5度时是‘患者’，在35度时就变成了‘统计数字’。在这个国家，太多孩子正从前者滑向后者，而连接两端的，只有医生口袋里那支刻度模糊的体温计。”

合上日记，李俊浩听到窗外风声呼啸。又一个惠山的夜晚，气温正在降至零下二十度。他裹紧白大褂，决定再加一件毛衣——明天，还有四五十个“统计数字”等着被他暂时变回“患者”。

在朝鲜，医疗公平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两个医生之间、两家医院之间、两种体温之间的无尽距离。而填补这距离的，不是政治口号，不是捐赠设备，而是一个乡村医生在寒冬中捂热听诊器的三十秒，是他用三个月津贴换来的几盒青霉素，是他明知无效仍要进行的安慰性治疗。

因为在这个被分裂的冬天里，医学是最后的共同语言——即使词汇相同，语法却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