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9年2月19日中午12点半，越南老街火车站的大钟被流弹震响了。
浑浊的钟声在废墟上空回荡，听着格外渗人。
三天前，黎笋集团还吹嘘这里能“坚守三个月”，是阻挡中国军队的铜墙铁壁，可谁能想到，咱们只用了不到60个小时，就把这座所谓的“钢铁堡垒”从头打穿到底。
街面上全是断壁残垣，烧焦的枕木冒着黑烟，空气里那股硫磺味刺鼻得很。
最讽刺的是什么？
地表的仗打完了，地下的杀戮才刚开始。
那些残存的越军躲进了中国人亲手援建的防御工事里，做着“反攻”的春秋大梦。
他们哪能想到，当年用来保护盟友的地下长城，最后反倒成了埋葬背叛者的坟场。
这事儿得从两天前的那个凌晨说起。
那是2月17日，雾大得像牛奶一样化不开。
按计划，全线总攻定在早上，但在云南河口方向，14军40师118团1营的主力已经悄悄摸到了南溪河边。
浮桥刚架好，咱们可没按常理出牌，比总攻时间整整提前了四个小时就动了手。
这一记“抢跑”，直接把对岸睡梦中的越军给打蒙了。
越军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把防御重心放在了“小槽”地区，那里夹在两个高地之间，是通往老街的咽喉。
越军修筑了密集的交叉火力网，号称“苍蝇飞过都要掉层皮”。
凌晨3点战斗一打响，118团1营的尖刀连刚冲上去，就被三面火力压在河滩上，每往前挪一步都要流血。
连长李学荣趴在弹坑里一看，硬冲肯定不行，于是当机立断改密集冲锋为疏散渗透。
这一招真灵，尖刀连像把剔骨刀一样，硬生生从火力网中撕开了口子，拿下一号高地。
七连副连长万强正带着人啃最硬的三号高地。
那地方有十五座暗堡，射孔贴着地皮专打步兵下盘。
万强冲到半山腰身中两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也没退。
接替指挥的一班长红了眼，直接喊来喷火兵。
咱们不再跟敌人拼枪法，而是一条条火龙直接钻进碉堡射孔，引爆了里面的弹药库。
随着一连串闷响，十五座暗堡被挨个“点名”清除。
丢了三号高地，老街的侧翼就彻底光腚了。
越军指挥官疯了一样组织反扑，从17号早上到18号傍晚，整整发起了14次冲锋，不惜血本砸了3000多发炮弹，把山头都削去了一米。
可咱们的战士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步话机里传出一声嘶吼：“向我前方五十米，开炮！”
中国炮群怒了，弹幕像长了眼睛一样，把进攻的敌人切成了碎片。
这一仗，不仅打掉了越军的嚣张气焰，更是一脚踹开了老街的大门。
到了18日下午，战局进入第二阶段，几十辆坦克轰隆隆地压了上来。
越军此时已经没了成建制的抵抗能力，只能化整为零搞游击。
他们在七号公路一带打一炮换一个地方，以为这样就能拖住坦克，却不知道咱们的观察哨早就锁定了他们的规律。
炮兵群像做外科手术一样精准清除，短短半小时，四门火炮就被凌空炸飞。
有个炮手刚把无后座力炮扛上肩，还没来得及扣扳机，就连人带炮变成了一团火球。
19日凌晨总攻开始，这推进速度快得吓人。
四个小时内，几个高地相继易手，就连越军自诩“固若金汤”的炮台山核心工事也土崩瓦解。
中午时分，坦克部队开始穿插，步兵逐屋逐巷清剿。
等到火车站被攻克时，老街地表已经是一座死城。
可战斗真的结束了吗？
并没有。
地面上看不见人，地下却杀机四伏。
老街拥有一套庞大的坑道系统，那是当年中国援越抗美时，咱们工程兵亲手改造的，防毒、防化、防原子，“三防”功能样样精通。
此刻，200多名残余越军正躲在这个地下迷宫里。
他们算盘打得精：这里有发电机、有粮仓，只要躲在里面，既能等到援军，还能时不时钻出来打个冷枪。
这是当年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送给“兄弟”的，现在倒好，全成了射向恩人的凶器。
下午，工兵部队把坑道围了个水泄不通。
要是美军，估计直接灌汽油或者扔毒气弹了，但咱们还是先礼后兵，封锁出口后利用通风管喊话：“缴枪不杀！
这是最后的机会！”
结果呢？
幽深的管道里只传来几声挑衅的枪响。
敌人显然低估了对手，更忘了这工事当初是谁修的。
他们寄希望于混凝土的厚度，却忘了咱们手里握着图纸这张“底牌”。
当年参与援建的专家就在现场，一眼就指出了通风口与结构支撑点的死穴。
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咱们不客气了。
工兵迅速避开防爆门，直接针对结构弱点放了成吨的炸药，同时封死了所有通风口。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大地仿佛都颤了一下。
那座具备顶级“三防”功能的永备工事，瞬间发生内部坍塌。
剧烈的冲击波和窒息的压力，把地下空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锅。
没有激烈的枪战，也没有最后的冲锋，那200多名企图顽抗到底的越军，就这样被闷杀在他们自以为安全的“龟壳”里，变成了这座城市的陪葬品。
1979年2月19日傍晚，老街彻底安静了。
仅118团1营这一路，就攻下13个阵地，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
多年后，越南人在回忆录里悲情地写道，这是一场“城市被夷为平地”的战争。
但他们忘了写下原因：不是别人太残忍，而是他们自己把一座和平的城市变成了军堡，把医院变成了兵站，把恩人变成了仇敌。
当那座中国援建的坑道崩塌时，埋葬的不仅仅是200个士兵，更是那个忘恩负义政权的最后一丝体面。
老街火车站的钟声不再响起，但它定格的时间，成了这场背叛与惩罚最冰冷的注脚。
信息来源：
《红河两岸的枪声：1979年对越作战亲历记》，李晓明，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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