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唯一的上校特务开了一个坏头：多少投诚人员，是投而不诚？

1955年到1956年高级战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才有资格从各地集中到北京，为此解放军总政治部、公安部还在1955年12月30日共同下达了《关于将现押各军区蒋匪战争罪犯移交公安机关管理的联合指示》（事见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2000年第十二期《“功德林”“秦城”记事》）。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高级战犯中有一个另类，他就是只有上校军衔的特务站长，此站长进入战犯管理所纯属自找，他的表里不一，也开了一个坏头儿，让人觉得并不是所有的起义投诚人员，都可以完全信任。

沈醉是1956年国庆节之后才又重庆战犯管理所转送到北京的，这一点他在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写得不是很清楚：“1956年初，我们从重庆市监狱转到了战犯管理所，战犯管理所就设在过去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1957年的国庆节后的一天，管理所的干部把我和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等四人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说：‘上级决定把你们四人转到北京去，你们好好准备准备，一两天内就动身。’”

《我这三十年》是沈醉口述、其女沈美娟整理的，所以把1956年写成1957年可以理解，在沈醉另一本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也有时间记载：“1956年，我从重庆转送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改成的北京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秦城”记事》也可以证明沈醉确实是1956年进的功德林：“四川现押的123名，部分骨干如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等调往功德林，余则集中于四川省公安厅所辖重庆战犯管理所，后期又撤往抚顺收押。”

沈醉是哪一年进的功德林，其实并不是本文主要问题，问题是沈醉在功德林见到了那里唯一的一个上校特务：“章微寒是北京战犯管理所中仅有的一位上校级军衔的军统浙江省站站长，因他一直在军统中工作，所以晋级很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当了站长，还只是一个上校。”

沈醉对“保密局”这三个字不太感冒，所以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经常将其写成“军统局”，实际上就像《潜伏》里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所说的那样，1946年“军统就与世长辞了”，经过拆分合并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变成了“国防部保密局”，上级主管换了，人数也大规模缩水，所以很多特务一直都以“军统人员”自居，而不愿意多提那个名头不太响亮的保密局。

章微寒自首投诚前，确切的职务应该是“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省站上校站长”，他的前任就是毛人凤的胞弟、浙江站少将站长毛万里——不管是军统还是保密局，省站站长的少将军衔都是“标配”，即使没有“铨叙少将”，也基本可以挂“少将职务军衔”，只有章微寒是个另类。

章微寒和毛万里1933年在浙江警官学校就是同学，他们那一批学员，当军统（保密局）特务（军统和保密局属于军队建制，而中统不是，所以很多电视剧里“中统少将、上校站长”都不太符合史实）的基本都晋升了少将，章微寒却在背黑锅接烂摊当了省站站长之后，也没能从少校晋升少将，这可能跟他的长相有关——沈醉对章微寒的体貌特征有详细描写：“他是全身皆短小，所以看上去有点像小孩。最有趣的是，他写的字也像小孩写的一样，据说这是什么‘童贞体’。（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戴笠死后军统变为保密局，很多特务都可以喜欢穿军装了，章微寒形如童稚，穿军装确实不太好看，挂少将军衔也有点不伦不类，要不是毛万里急着甩锅逃跑，以章微寒的长相，还真未必能扶正——此前他是浙江站副站长，出头露面的事情还轮不到他。

老蒋兵败如山倒，将大量黄金白银带到岛上，也带走了一批部队，但却不是所有的特务都想跑就能跑的，还有一大部分要留下来“就地潜伏”，比如我们熟悉的那个“吴敬中”，在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奉命执行什么海峡计划，而是在天津被围前弃职出逃，站长一职由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李俊才接任——老吴出逃是聪明的，李俊才在天津解放后向军管会自首，1966年才第六批特赦。

一般来说，起义投诚人员都不会被当作战犯对待，但沈醉却在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天津站站长李俊才和北平站站长徐宗尧：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罗列了“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其中在“外勤区站长”中排第二的是章微寒，第四的是徐宗尧，第十六的是李俊才——笔者之所以列出他们在名单中的顺序，就是为了证明沈醉确实这么写了，而且以沈醉的经验，总不会把人名记错。

我们再看《“功德林”“秦城”记事》中开列的各批进入功德林人员名单，就会发现李俊才和徐宗尧一开始都没在学习改造者之列，陈长捷林伟俦等人进去了，李俊才也没出现。

徐宗尧和李俊才至少都算投诚人员，同为投诚人员的章微寒，一开始不但没有被抓，还有了新工作：“一位军统的省站站长去自首报到，当然，立刻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负责人接见他时，对他慰勉了一番，他也就交代了一些东西。这更加得到了重视。据说为了怕不知道他已自首的干部找他麻烦，特地让他穿上解放军的军服，为公安部门工作。”

如果章微寒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心一意抓特务，那他就根本不用进战犯管理所了，但他不但不抓特务，反而以新军装为掩护，放走了一批特务：“他除找到一些原浙江站的人员和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人，带到公安部门去自首登记外，还对几个不愿去自首而愿回台湾去的尽最大气力掩护他们平安离开了杭州。这就给了台湾方面一个极大的重视，认为应当多方面去利用这一大好关系，重建浙江的潜伏工作。因此，一批又一批过去认识章的人，便纷纷奔向杭州而来。”

章微寒家成了潜伏特务的新窝点，公安人员上门抓住了一个，这下子章微寒真面目暴露，也就从投诚人员变成了需要改造的战犯。

其实不仅仅是章微寒，连讲章微寒故事的沈醉，虽然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并命令下属特务放下武器接受处理，但他自己还是另有企图：“李弥发起，我们七人（余程万、李楚藩、李弥、沈延世、石补天、童鹤莲、沈醉）应结为患难兄弟，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沈醉命令手下特务停止活动，极有可能是一种自保方式，李弥余程万虽然已经成了起义后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但也没有跟卢汉一条心，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蒋军攻入昆明，沈醉手下那些“停止活动”的特务，会不会更疯狂地行动起来？

起而不义，投而不诚的特务，当然不会只有章微寒和沈醉两个，但被抓了现行并因此进入战犯管理所的，似乎只有章微寒一个，所以我们基本也可以说章微寒给了我们一点经验教训：对某些起义投诚人员，不但要察其言，还要观其行，如果给予其完全信任，那是要发觉上当受骗的。

沈醉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来还恢复了“起义将领”身份，而章微寒则是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看了这两人的不同结局，读者诸君对投诚特务，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