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叫醒乔冠华：“乔老爷，快起来吃早饭啦！”

01

“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
1974年4月，美国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十楼的走廊里，每天早上准点响起这句四川口音的喊声。
喊话的人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七，但这声音穿透力极强，整个走廊都听得见。
谁能想到，这个每天当“闹钟”喊人起床的老头，手里正握着一份将要改变世界格局的讲稿？

这事儿吧，还得从1973年的一通神秘电话说起。

那是2月里的最后几天，江西新建县那个拖拉机修造厂里，冷冷清清的。有个沉默寡言的老工人，每天就在那儿绕着圈子走路，谁也不知道他在想啥。这时候，北京那边突然来了个电话。

电话是汪东兴打来的，话不多，但字字千钧。大概意思就是：老邓，周总理发话了，你可以回北京了。

这一年，邓小平69岁。

他在江西啃了三年的冷馒头，修了三年的拖拉机，每天还要给瘫痪的大儿子擦身子。这三年的日子，那是真难熬。但这个曾经的总书记，硬是一声没吭，就这么熬过来了。

回到北京那天，天阴沉沉的。老邓也没什么行头，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都磨毛了。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两人都没怎么说话。主席握着他的手不放，看了好半天，才问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

老邓嘴里就蹦出两个字：

“等待。”

这俩字，分量重得吓人。你细品品，这里面有多少忍耐，又有多少对国家的惦记。

这一回来，那可就是满血复活。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官复原职，甚至比以前还忙。你看他那个精气神，完全不像是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倒像是个刚上阵的小伙子。

到了1974年春天，联合国要开个特别大会。这会可不一般，是专门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说白了，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这帮穷兄弟，要联合起来跟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算算经济账，争一争话语权。

这可是大事啊，新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没几年，正需要一个重磅人物去镇场子。

毛主席在中南海琢磨了半天，手里的烟灰掉了一地。最后，他大手一挥，定了个调子：让小平同志去，当团长。

这下好了，直接捅了马蜂窝。

02

有人不干了。

谁啊？那还能有谁，江青呗。

一听说要让邓小平去联合国露脸，江青那是气得觉都睡不着。在她看来，这哪是去开会啊，这是去“镀金”，是去接班的前奏啊。这要是让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那她以后还怎么混？

那天晚上，在游泳池旁边，也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江青带着张春桥这帮人，那是撒泼打滚，死活不同意。

江青那个嗓门，吵得外面的警卫员都听得见。她在那儿嚷嚷：

“他去不合适！我们要派张春桥去！邓小平连外语都不会，去了能干啥？”

她这理由找得也是绝了，列了一大堆，什么邓小平身体不好啦，什么不懂外交礼仪啦，反正就是横竖看不顺眼。她甚至还跑到周恩来那里去闹，想要把这个名额给抢过来。

周总理那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癌症折磨得他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次去联合国意味着什么。他对江青的无理取闹，那是理都不理，直接把球踢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身体也虚弱，坐在沙发上，手里夹着烟，冷眼看着这帮人闹腾。等江青吵累了，主席就把烟蒂一掐，只说了一句话：

“这个会，非小平同志去不可。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人才。”

一锤定音。

这就叫领袖的眼光。毛主席看人，那是真的准。他知道，在这个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只有邓小平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能屈能伸的人，才能镇得住场子。

江青脸都绿了，但也只能干瞪眼。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974年4月6日那天，北京机场那叫一个热闹。

这规格，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周恩来总理虽然病得连走路都费劲，还是坚持要来送行。另外还有叶剑英、李先念这些老帅、老将军，还有几千个群众，敲锣打鼓，那场面，简直像是送状元出征。

邓小平站在舷梯上，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灰色大衣，向人群挥了挥手。而在他身后，紧跟着一个戴着厚底眼镜、文质彬彬的高个子。

这人就是副团长，乔冠华。

03

说起这乔冠华，那真是一号神人。

大家伙可能都知道他是外交部长，是那个在联合国大笑的“乔老爷”。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哥们的学历拿出来，能吓死一片人。

1913年出生在江苏盐城，家里有钱，地主少爷出身。但这少爷不怎么爱玩，就爱读书。
16岁就考进了清华大学哲学系。
20岁又考进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23岁就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23岁啊！

你看看现在的23岁小年轻，有的还在为考研掉头发，有的还在为找工作发愁。人家乔冠华已经在德国用德语写哲学论文了，跟那些欧洲的大哲学家们谈笑风生。

这人脑子太好使，文章写得那是真的漂亮。他那笔杆子，可是经过战火淬炼的。当年在香港搞统战，在重庆办报纸，那文章写得是刀刀见血。

毛主席都夸过他：

“乔冠华的一篇文章，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但这人有个毛病：傲。

文人嘛，肚子里有墨水，眼睛就容易长在头顶上。一般人他还真看不上眼。

除了傲，他还有个毛病：爱睡觉。

乔冠华是典型的文人习气，晚上夜猫子。写稿子、想问题，那是越晚越精神。经常是搞到凌晨三四点，才思泉涌，一觉睡到大中午。你要是早上喊他，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而邓小平呢？

那是军人出身，是在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早就养成了雷打不动的作息习惯。天一亮就醒，不管前一天多累，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

这一对搭档凑在一起，那画面简直了。一个是一丝不苟的老革命，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大才子；一个是早起鸟，一个是夜猫子。

但这俩人，偏偏就成了那一年的黄金搭档。

到了纽约，代表团住在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这酒店那是相当豪华，但也相当贵。咱们那时候国家穷，外汇那是金贵得不得了。代表团十几号人，为了省钱，那是能挤就挤。

邓小平虽然是团长，也没搞什么特殊。

第二天一大早，纽约的太阳刚出来，邓小平七点就起来了。他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穿戴整齐，准备去吃早饭。

结果一看，副团长没影了。

乔冠华那屋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时候，一般领导可能会叫秘书去喊，或者干脆自己先吃了。但邓小平不，他也不端那个副总理的架子，直接走到乔冠华房间门口，抬手就开始敲门。

“咚咚咚！”

“乔老爷！乔老爷！起来吃早饭喽！”

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在纽约的高级酒店走廊里回荡，显得特别有烟火气。

乔冠华在里面睡得正香呢，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喊。一听这声音，不对劲啊，这不是团长的声音吗？吓得他一个激灵，赶紧从床上蹦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答应。

这一喊，就喊了一路。在纽约的那几天，每天早上，邓小平都充当了这个“闹钟”的角色。

04

你说这邓小平，堂堂一国副总理，怎么还管人家睡懒觉这档子闲事？

这就是老邓的性格，举重若轻，还有人情味。他知道乔冠华晚上熬夜写稿子辛苦，但这会期紧张，早上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不能耽误。他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喊起床，既解决了问题，又不让乔冠华觉得尴尬。

在联大那几天，这两个人配合得简直天衣无缝。

这次大会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这可是个重头戏，稿子必须写得滴水不漏。

乔冠华负责写稿子。

那几天，乔冠华是真拼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三夜没怎么合眼。屋里烟雾缭绕，香烟抽了一盒又一盒。废纸篓里全是揉成团的纸，写了撕，撕了写。

他要把中国人的立场，用最有力、最精准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硬气，又不能蛮横；既要团结朋友，又要打击敌人。这分寸，太难拿捏了。

等稿子终于出来的时候，乔冠华眼睛都熬红了。

邓小平拿过稿子，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他一边看，一边点头。有些地方，他提笔改了几个字。这一改，那境界立马就不一样了，更通俗，更有力。

看完之后，邓小平把稿子往桌上一放，说了一句：

“好！就要这个劲儿！”

1974年4月10日，联合国大厅。

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个子小小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那个高高的讲台。

台下黑压压一片，全世界几百个国家的代表都盯着这个中国人。很多人对中国还很陌生，对这个复出的副总理更是充满了好奇。

邓小平没拿稿子念，而是时不时看一眼，大部分时间都是抬起头，直视着台下的观众。他的声音虽然带着四川口音，但洪亮、坚定，通过同声传译，传到了每一个代表的耳朵里。

他在会上大声宣布：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这句话一出，台下的第三世界国家代表，那是手掌都拍红了。那些非洲兄弟、拉美兄弟，一个个激动得不行。这就相当于大哥发话了：我不称霸，我跟你们是一伙的！

这就是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划分，直接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孤立了，把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拉到了中国这一边。

这招太绝了。

坐在台下的乔冠华，看着台上那个挥洒自如的小个子团长，心里那叫一个佩服。他写的是词，但邓小平讲出来的是势，是大国的气势。

那天晚上，代表团开了个庆功宴。

说是庆功宴，其实也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多加了几个菜。那时候经费有限，但也得乐呵乐呵。

邓小平心情特别好，那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他端起酒杯，多喝了两杯。酒过三巡，他拍着乔冠华的肩膀说：

“老乔啊，这回你立了大功，回去我请你吃烤鸭！”

那时候的他们，谁也没想到后来的事。那时候的空气里，都是胜利的味道，是战友之间的那种纯粹的信任。

05

但是，日子过得快啊，转眼就到了1976年。

这一年，天塌了。

先是周总理走了，接着朱老总走了，到了九月，毛主席也走了。整个中国，都被悲伤笼罩着。

政治的风暴刮起来，那是谁都站不稳。

邓小平因为那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被打下去了。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大起大落。

而乔冠华呢？这个大才子，在政治上确实差点火候。

他太文人了，太看重眼前的形势了。在那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他没能顶住压力，或者说是没看清局势，竟然倒向了江青那边。他可能觉得，那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但这步棋，走错了。

“四人帮”一倒台，乔冠华的处境立马就尴尬了。昔日的风光外交部长，一下子成了审查对象。那些曾经捧他的人，现在都躲得远远的。

隔离审查、停职反省。乔冠华从云端跌落到了泥潭。

很多人都说，乔冠华这辈子算是完了。政治上站错队，那可是大忌。墙倒众人推，那时候关于他的黑材料，那是一箩筐一箩筐的。

就在乔冠华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又是那个熟悉的声音救了他。

那时候邓小平已经第三次复出了。他重新掌权，开始拨乱反正，开始搞改革开放。

当工作人员把乔冠华的审查报告递到他办公桌上的时候，老邓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

他想起了1974年的纽约，想起了那个熬夜写稿子的背影，想起了那个在联合国大会上意气风发的副团长。

老邓叹了口气，把那些上纲上线的罪名给压了下来。他在文件上批示了一句话，大意是：

“乔冠华是有功的人，让他回家吧。”

就这一句话，保住了乔冠华的晚年，让他免去了牢狱之灾。

后来，乔冠华得了肺癌，住进了医院。那时候有人想整他，想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意思是让他自生自灭。

这事儿又传到了邓小平耳朵里。老邓听了，那是真生气了。他拍了桌子，说了三个字：

“治！必须治！钱我来批！”

这就是邓小平，恩怨分明。他记仇，但他更记情。他记得乔冠华对国家的贡献，记得那个在大洋彼岸并肩作战的战友。

1983年9月22日。

乔冠华在痛苦和遗憾中闭上了眼睛，终年70岁。

那天，北京的秋风很凉，吹得地上的落叶沙沙作响。

在他弥留之际，不知道脑海里会不会闪回1974年的那个纽约早晨。

那条长长的、铺着地毯的走廊里，那个四川口音的小个子老头，正用力敲着他的门：

“乔老爷！起来吃饭喽！”

那一刻，没有政治，没有站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恩恩怨怨。

只有两个为了国家去战斗的中国男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互相扶持。

哪怕后来路走岔了，哪怕后来形同陌路，但那碗一起喝过的稀饭，它还是热的。

这就叫战友。

这就叫历史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