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企巨贪”空手骗取拆迁款逾5亿元，挪用公款超13亿

2025年末至2026年初，一纸终审裁定为一场震动湖北金融系统的世纪大案画上了阶段性句号。武汉信用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被誉为“信用系”掌舵人的熊伟，因犯贪污、受贿、诈骗、挪用公款等六项重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将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最严厉处罚。与其同案的多名核心高管亦分别获刑。

这起案件不仅因其涉案金额之巨——仅贪污、受贿两项即超6.3亿元，挪用公款超13亿元——而触目惊心，更因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盘根错节、利用数百家“壳公司”构筑的隐秘商业帝国，以及该帝国崩塌后留下的一连串待解之谜。熊伟的倒下，远非故事的终点，而是揭开了地方金融国资监管深水区冰山的一角。

从财政新星到金融枭雄：熊伟的发迹与“信用系”的构建

熊伟，1970年生于武汉，其职业生涯起步于体制内。1989年从武汉市财政学校毕业后，他顺利进入武汉市财政局工作。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深耕地方金融领域积累了最初的政商资源与人脉网络。数年后，他转投武汉国有金融企业，并迎来了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主导发起并逐步掌控了后来被称为“武汉信用系”的庞大企业群。

“武汉信用系”的核心主体主要包括：

1. 武汉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信用系”的起源与基石。至案发时，这家由武汉金控（武汉市国资委控股）及中海信托共同持股的公司，注册资本高达81亿元，是不折不扣的国有大型担保机构。熊伟自2007年起身兼其董事长与总经理。
2. 武汉信用投资集团：成立于2011年，被熊伟定位为“从事金融服务和金融投资核心业务的平台”。它通过复杂的股权设计与增资扩股，汇聚了国有资本、员工持股平台以及一系列隐秘的私人公司资本，最终成为操控整个“信用系”资金与业务的“大脑”。至2022年，其总资产已超427亿元。
3. 武汉信用担保集团、武汉信用小额贷款公司等：这些围绕核心企业成立的类金融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涵盖担保、小贷、投资、置业等领域的“全牌照”金融闭环。

熊伟的掌控力，不仅来源于其合法的董事长职务，更源于一套精密的“影子控制”体系。他通过实际控制的私营公司（如武汉高润投资、深圳源贝投资等），以股东身份渗透到各家“信用系”公司中，形成“国有招牌、私人操盘”的畸形格局。据其心腹、原集团总会计师梅忠伟等人证实，这些关键私营公司的公章、账目、资金调配权，均掌握在熊伟及其亲属手中。

“武汉信用系”原掌门人、武汉信用投资集团原董事长熊伟。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罪与罚：六宗重罪勾勒的犯罪图谱

湖北省高院维持的一审判决，详细认定了熊伟及其同伙令人咋舌的犯罪事实：

1. 贪污与诈骗：虚构170余“拆迁户”，空手套取超5.8亿元
这是熊伟涉案金额最高的罪行。2012年至2017年，在负责武汉市香港路“新永安市场”地块项目过程中，熊伟指使武汉信用置业负责人张堂孝、其表弟万胜辉等人，通过伪造拆迁协议、虚增拆迁面积等手段，从项目资金中套取巨额款项。他们竟凭空捏造了170多个“拆迁户”，其中包括高管亲属，仅一名表亲的账户就收到“拆迁款”1160万元。套取的5.2亿余元公款中，仅285万元用于真实补偿，其余均流入熊伟等人控制的私人公司腰包。此外，还通过虚增6000余平方米面积，诈骗武汉地铁集团补偿款6700余万元。

2. 受贿：单笔受贿即超1.3亿元的“权力寻租”
熊伟的受贿主要来自于为开发商在获取巨额贷款上提供“帮助”。其中，仅湖北天下置业实际控制人李泽斌一人，就行贿超过1.34亿元，包括现金6153万元及价值7240万元的中国水务股票。这清晰揭示了其在金融审批上的巨大“权力租金”。

3. 挪用公款：13亿公款沦为“私人钱袋”与“提款机”
2007年至2016年间，熊伟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13笔共计13.07亿元。其用途暴露了其运作模式：其中超8亿元被用于为其控制的公司（如长江金控、武汉高润）进行注册验资或入股“信用系”企业，实现“空手套白狼”，用公款为私人资本赋能。更有近6000万元被直接用于在深圳高端豪宅“香山美墅”购买房产，满足个人奢靡享受。

4. 滥用职权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掏空国有利益的“内外勾结”
熊伟违规操作，将国有武汉信用风险公司的核心业务与收入转移至其个人利益更集中的武汉信用担保公司，造成国家利益损失超3亿元。同时，他与其“生意伙伴”张堂孝合谋，在倒卖地产项目中向张行贿4500余万元，完成利益输送。

核心作案工具：超过200家“壳公司”编织的迷魂阵

如果说巨额资金是熊伟犯罪的血液，那么数以百计的“壳公司”就是其输送血液、掩盖痕迹的复杂血管网络。司法机关及记者调查发现，围绕“武汉信用系”，存在注册地址、联系人、邮箱高度重合的疑似关联“壳公司”超过200家。

这些公司具有典型特征：注册资本动辄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但社保参保人数极少甚至为零；其法定代表人、股东往往是“信用系”的内部员工、中层干部，甚至是高管的年迈亲属。

• 案例一：普通员工化身“巨贾”。一家实缴资本5000万元的物贸公司，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贾某，实缴出资4958.5万元。而贾某的真实身份，仅是武汉信用投资集团法律事务部的一名前总经理助理。对于巨额资金来源，他面对问询时选择沉默。
• 案例二：八旬老母充当“门面”。一位年近八旬的刘姓退休老人，竟成为了20多家投资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调查显示，其儿子是武汉信用投资集团的现任董事。

这些“壳公司”的作用多重：走账、转移资金、隔离风险、代持股份、承接不当利益，使得熊伟能够将国有金融平台的资源悄无声息地“转运”至个人控制的私密领域。令人深思的是，即便在熊伟案判决后，其中大量“壳公司”依然在法律上正常存续和运行，成为亟待清理的“金融废墟”与风险隐患。

余波未了：终身监禁之后，迷雾依然重重

熊伟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体现了司法对金融腐败前所未有的严惩态度。其同伙张堂孝被判无期徒刑，万胜辉、梅忠伟等人也获重刑。然而，案件的审结远未带来秩序的完全澄清。

2025年下半年以来，据知情人士透露，仍有至少3名“武汉信用系”及关联公司的高管被带走调查，显示反腐的纵深推进仍在继续。更重要的是，那个由超过200家“壳公司”构成的幽灵王国，其最终清理、责任追究以及如何防止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仍是巨大挑战。

此案暴露出地方金融国资监管，特别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子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可能被内部人利用的薄弱环节。熊伟利用员工持股平台（长江金控）作为支点，撬动并实际控制庞大国有金融资产的路径，为金融监管与国企公司治理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