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因私欲废立皇帝，为何一个死后备受推崇，一个死后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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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河散人

编辑：莉莉丝

一.

汉代有两次著名的废立皇帝事件，一是霍光废昌邑王刘贺而立宣帝，一是董卓废弘农王刘辩而立献帝。然而，这两个权臣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

废除刘贺后，霍光稳坐权臣位置，朝野上下并无反对的浪潮，其死后也备受推崇，被人与商朝名相伊尹相提并论，并称伊霍。

董卓则不然，拥立汉献帝不久，便有袁绍等人起兵反抗，响应者众多。浩大的声势逼得董卓只得放弃洛阳，退守到地势更为险要的关中地区。

后来，董卓被其部下吕布联合保皇派王允等人刺杀。董卓死后，备受非议、谩骂，史学家陈寿更是声称，自文字诞生以来，没有比他更残暴不堪的人了。

同样的行为， 却得到截然相反的对待，这不免让人感到奇怪。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上图_ 霍光（？－前68年），字子孟

二.

一种说法是，霍光是个贤臣，他大公无私，一心为国。之所以废除昌邑王，是因为对方是在不像话，即位仅仅27天，就做尽坏事，数目据记载有1127件之多。面对这样昏聩的皇帝，霍光不得不将他废掉而另立贤明的宣帝。

至于董卓，则纯粹一个乱臣贼子，一个丧心病狂的野心家，他之所以废除弘农王，另立汉献帝，只是为了借此树立他的权威，方便掌控朝廷，进一步，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做准备。

这两个人，一个好，一个坏，一个为国，一个为己，所以，虽然是同样的行为，但结局自然会不同。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霍光废黜昌邑王的行为，与其说是为国为民，不如说是为权为私。这样说的证据在于，霍光为了废黜而给昌邑王安置的罪名并不存在。

上图_ 霍光辅政

其一，当我们翻阅《汉书》的相关记载时，发现刘贺的罪状大抵都是些不检点的生活作风问题，如奔丧路上穿着不对、没有悲哀之心、不吃素、让侍从掳掠女子，立为皇太子后又私买鸡豚吃···

老实说，这些行为虽然不合礼制，有些甚至违法，但确实算不上大奸大恶。而相对于一国之君的身份来说，就更谈不上危害社稷了。

其二，1127这个数字太过不可思议。刘贺在位共27天，换算下来，他平均每天要做四十多件坏事，这几乎是用尽生命来作恶了。如果真的做完，恐怕不用霍光出手，他自己先就去拜访汉武帝了。

简而言之，霍光废立皇帝并非出于国家大义，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保住他个人的权柄罢了。也就是说，在废立皇帝的出发点上，霍光与董卓一样，都是为了个人利益。

如果上述结论正确的话，那么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了：为什么霍光立宣帝，无人站起来反对，而董卓废弘农王后，各路人马便纷纷赶来勤王呢？

上图_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

三.

这恐怕要从当时的社会结构入手了。

西汉前期，国家呈现多元化的组织形态，地方势力雄厚。这些地方势力可分为两类：诸侯王国及地方豪强。

先说诸侯国。

刘邦建立西汉后，大肆分封手下功臣，韩信封楚王、英布封淮南王、彭越封梁王、张敖封赵王、臧荼封燕王等等。

后来，刘邦逐一消灭这些异姓诸侯王，代之以分封刘氏子弟为同姓诸侯来统治国家。诸侯国的权力非常大，拥有自己独立的人事班子，而且财权、军权都一把抓。有人因此把汉初称之为后战国时代。

上图_ 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公元前256年冬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

再说地方豪强。

西汉初期，地方豪强势力颇大，他们主要有两大来源。

一是六国宗族贵族。

虽然秦始皇灭掉了山东六国，这些宗亲贵族的政治权力随之消亡，但他们的宗族势力和经济力量依然有很大遗存。他们在地方社会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如项梁、项羽起兵反秦后，他们凭借楚国贵族的身份一呼百应，短期内便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其中便包括了刘邦。项梁也理所应当地成为楚地义军的首领。

二是豪侠和富商。

汉代的豪侠，在地方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史记·游侠列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这类人物。

早期的郭解，“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可以指挥尉史，决定谁当繇役。又可以为人居间，排难解纷。然而，郭解也尊重其它豪侠的势力范围，从来不会插手其他郡县豪侠的权力。

汉代的商人，其政治地位并不像后来那么低，他们在地方上也颇有影响力。这种情形到东汉时期仍然存在。

比如糜竺，他是徐州富商，先是被徐州牧陶谦征辟为别驾从事，其后跟随刘备。刘备入主益州后，糜竺被封为安汉将军，地位尚在诸葛亮之上。

上图_ 西汉画像石拓本

四.

不过，随着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打击政策，诸侯王国和地方豪强等地方势力都逐渐消亡。

对于诸侯王国，景帝和武帝推行削藩政策，“众建诸侯少其力”，先是由大化小，然后又相继收回人事权、铸造货币等等权力，随后更是巧立名目废除了众多的诸侯国。

于是，虽然仍有部分诸侯王国存在，但这些诸侯王只空有头衔而毫无力量，他们对中央政府构不成丝毫威胁。

对于地方豪强，从立国之初便开始着手处理。刘邦曾经将六国的王族宗亲迁往关中地区，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再次实行大规模的移民计划。

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第一次“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郭解便是这一次被迁到关中的。太始元年(公元前96)，武帝又第二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

被迁移的地方豪强丧失了根基，未被迁徙的地方豪杰，命运也并不会更好。

汉武帝时期，酷吏出名。这些酷吏以肆意编造罪名和滥施酷刑著称。但他们并不是针对普通百姓，而是旨在以非正常手段铲除豪强。

上图_ 西汉版图

此外，刺史制度的确立，也是在武帝时期。

最初的刺史，是一个监察官，职责在于巡查地方工作，然后定期将情况向皇帝禀告。刺史所监察的六项内容中，第一条就是针对地方豪强而设的，所谓“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在种种手段的打压下，地方豪强势力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

总之，通过削藩和打压地方豪强等措施，国家变成中央一头独大、地方呈一片散沙的局面。

一方面，一元化、扁平化的中央集权成为现实，对帝国构成威胁的内部组织力量势力已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政府抗风险能力降低，谁只要掌握了中央政府，谁也就掌控了帝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了京城军队、掌控了朝廷的霍光，轻易地控制了大汉天下，而没有遭到来自地方势力的强有力的反抗。虽然他的做法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可是大家都无可奈何。

上图_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

五.

然而，情形到了东汉末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西汉中晚期以来，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即儒家化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晚期，这一新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变成了帝国的支柱力量，他们通常也被称为世家豪族。

汉末的袁氏便是典型的豪族代表。

当董卓想要废除弘农王时，曾经拉拢袁绍一道行事，但袁绍不愿为伍，便偷偷逃本冀州。董卓大怒，打算下令逮捕袁绍，周毖等人进行了劝阻：

“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

董卓认为说的有理，于是拜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显然，董卓之所以不杀袁绍，根源在于他的豪族身份。

上图_ 袁绍（？－202年6月28日），字本初

后来，袁绍凭借着袁氏的影响力，更是不费一兵一卒便夺走了韩馥的冀州牧一职，在乱世中快人一步，率先建立了自己的基业。

从袁绍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世家豪族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无以伦比的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资源的调动能力。他们构成了东汉帝国的中间阶层和地方势力，由此，霍光时期的局面便无法重演。

当掌控中央的董卓自以为安然无恙，而行霍光旧事时，以袁绍、张邈为首的地方豪族势力迅速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在这些力量的进攻下，董卓的美梦只能变成了泡影。

参考资料：《汉书》《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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