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神童”

《百子欢歌图卷》

文 | 魏伯河

原载《寻根》2025年第5期

原来以为，“神童”只是对特别聪慧的少儿的美称。浏览前人传记，常见“少有神童之誉”之类的话，近读南宋赵升（生卒年不详，约宋理宗绍定前后在世）《朝野类要》，始知不仅此也，那时的“神童”其实是纳入科举制度中管理的：

神童：十岁以下能背诵挑试一经或两小经（指《论语》和《孝经》），则可以应补州县小学生。若能通五经以上，则可以州官荐入于朝廷，而必送中书省覆试。中，则可免解。（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

据此条可知，那时的“神童”是科举制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专为早慧儿童而设，测试的是经义。

这一制度时称“神童举”，亦称“童子科”。北宋时规定“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宋史·选举志二》）。后来又降低到了十岁。赵升所记，为南宋时的规定。因为“免解”这种规定，是从宋孝宗时才开始的。

“神童”令人喜爱，自古迄今皆然。早在汉朝，在最高学府“大学”里读书、年龄在12岁以下的孩子，被称为“圣童”“奇童”。当时尚未建立后世的科举制度，可以存而不论。把“神童”纳入科举选拔制度，是否宋代的首创呢？并不然。这种做法，肇始于唐代。《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关于童子科的具体施行，则云：“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同上）十岁小孩讲解经学合格即可当官，较差的也能给一个名分，对早慧者的待遇可谓相当优渥了，而且也确实选拔出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

《新唐书·刘晏传》云：

玄宗封泰山，晏始八岁，献颂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张说试之，说曰：“国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请旁午，号神童，名震一时。（《新唐书》卷一四九，中华书局，1975年）

刘晏，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字士安。看来他的晋身属于“制举”类。刘晏后来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曾一度遭贬，后复出为尚书左仆射。他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看来，他不仅“小时了了”，长大之后也不负众望。

但唐代科举名额较少，举进士者每年只有30人左右，“举神童”者自然更属凤毛麟角，只不过是特例而已。到了宋代，施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为鼓励人们读书，科举名额大增，童子科也发展得更趋完备。虽然童子科不像成年科一样定期举行，录取人数和条件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人为因素很重，不过作为一条向低龄早慧平民开放的仕宦之路，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宋代有不少人是通过童子科进入官场的，后来成就也各自不同。如北宋“西昆体”诗歌的领袖杨亿，因为七岁能文获得宋太宗赏识，从此步入仕途，后来官至工部侍郎。《宋史·杨亿传》记载其早年被发现过程云：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亿将生，文逸梦一道士，自称怀玉山人，来谒。未几，亿生，有毛被体，长尺余，经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龀，不由师训，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宋史·杨亿传》，中华书局，1977年）

从其出生前祖父之梦，到出生时遍体长毛，似乎都在标识着这个孩子先天不凡。但此类记载未必可信，不必当真。但他的早慧却是明显超常的。十一岁时，其影响已颇大，乃至传入太宗皇帝耳中，专门派员考察并接入宫中。经各种测试，证明传言非虚。于是下文褒奖，并授予官职。但制文所谓“不由师训”“文字生知”等语未必准确，当时即便没有给他请老师，但作为书香门第，家庭教育应该是到位的；他头脑聪颖，学习很快，可以举一反三，但却不可能“文字生知”。

当时还有一位影响较大的“神童”叫刘少逸，他十三岁以“神童”入荐朝廷，时任翰林学士的诗人王禹偁称赞他：“真麒麟之驹，凤凰之雏也。”宋太宗亲自考他的诗赋，并授职校书郎。不过这位神童后来并无多大作为，终官尚书员外郎，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传的事迹或作品。

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记述了两位神童：

蔡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幼耿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识其姓名，必曰：“藩邸旧臣，且令转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岁矣。监司荐之，乞落致仕与宫祠，其辞略云：“蔡某年八十岁，食禄七十五年。”（朱彧：《萍洲可谈》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

晏元献即晏殊，蔡景蕃即蔡伯俙，两位神童都是从五六岁就被发现，成为太子赵祯即宋仁宗的伴读。但他们性格迥异，晏殊以诚实不欺闻名，蔡伯俙则以承风希旨著称。后来的发展也差距极大。晏殊位至宰相，政绩卓著，还在文学创作上很有成就，有文集140卷。蔡伯俙虽因“藩邸旧臣”的身份，一生混迹于官场，却一直不得重用，辜负了真宗皇帝“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有前期”（宋真宗赐蔡伯俙诗：“七闽山水多灵秀，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有老成姿。才当学步来朝谒，方渐能言便赋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有前期。”）的期望。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对人才成长而言，智力固然重要，但德行品格更重要，同时也说明北宋前期在用人上还是唯才是举的。

北南宋时期，科举考试受到影响，童子试曾中断多年。至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开始恢复童子试，并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与《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六经”义三道，《语》《孟》各一道，或赋一道、诗一首为上等；诵书外能通一经者，为中等；只能诵“六经”和《语》《孟》者为下等。制度的完善，说明对童子试重视程度的提高。

童子科的施行和若干“神童”的少年成名，无疑激发了民间普遍的“神童热”。影响广泛的《神童诗》在宋代出现并广为流行，就毫不奇怪了。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在此风气之下，便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对幼儿开展早期教育，其中不乏拔苗助长的现象。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曾记述了饶州（今江西鄱阳）“神童热”的现象：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神童得官，俗俚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叶梦得：《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一人以“神童得官”，引得四邻仿效，也把自家孩儿当作“神童”培养，不惜代价，高价聘请老师，加压催逼，完全无视孩子正常的生理、心理需求，有的甚至把孩子放入竹篮，挂上高高的树枝，以避免分心。那些本非早慧的儿童，因此被逼死的竟然多于被选中的。

“神童”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对其加以正确的专门培养，是有利于他们早日成才的。当今有条件的高校开办少年班，意义也在于此。但真正的“神童”毕竟很少，盲目跟风，把普通少儿当作“神童”来对待，用统一标准来揠苗助长，却会事与愿违。不仅加大孩子的负担，有的还会酿成悲剧。实际上，孩子的潜能是多方面的，较早发现其潜能，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和培养，大部分都可以成为优秀的人才。

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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