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露川｜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

作者介绍

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章来源

《江海学刊》2025年第6期，第199—208页。

摘要

伴随着中国近代学术学科化历程，“中国史学史”日益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学重要的分支学科，至今已走过百年发展历程。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梁启超于1926—1927年间讲授《广（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正式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并借助其高层次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了姚名达、方壮猷、杨鸿烈、冯德清、卫聚贤、刘节、陈守实等第一批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教学的专业型本土人才，他们以鲜明的开创性、独立精神和思辨意识，推动“史学史”从一种传统的自在的学术意识转型为一门现代的自觉的学科门类，在20世纪中国史学学科化进程中挥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关键词

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百年中国史学史；历史哲学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于史学之中，不独有记述、叙事之学，更有反思、批判之学。史学之发达，可观于史籍数量之雄厚，史家思想之丰富，史官制度之成熟，为世罕见，故古人已有对史学进行连续总结的传统。在梁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纵论编年纪传之史，在唐有刘知幾《史通》综论史学自身结构，在宋有郑樵《通志·校雠略》评议历代史著，在明有李贽《藏书》专论“史学儒臣”，在清有章学诚《文史通义》辨章学术申发史意，此其荦荦大者。又有皇甫湜、洪迈、高似孙、叶适、胡应麟、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著有高论，如星罗散珠，银汉流辉。故此，在史学学科化时代到来前，中国人已有了悠久的“史学史”意识，为“中国史学史”立一学科之先导。

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明确提出“史学史”学科建设旨趣的，梁任公为第一人，学界对此多有揭示。梁氏于1926—1927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广（补）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其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迥然有异，侧重于“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梁氏讲稿，后经周传儒、姚名达整理，于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在梁氏的直接教育及《补编》的传播影响下，“史学史”在中国走上学科化历程。今人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之创立，尝以清华梁氏、北大朱希祖氏、南高学派柳诒徵氏、留美何炳松氏诸先生为代表，各立“谱系”，其中尤以“梁氏谱系”影响最广、最深、最久。追本溯源，假使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成立，便没有梁氏讲授《广（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不会有《补编》的出版，也便难以产生在梁氏影响下的“史学史”学科谱系。

学界探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近代史学发展史，多将研究院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纳入“现代史学制度建设”主题下加以考察。其实，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成立，直接推动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在近代中国的起步，但受材料所限，这一方面尚未得到深入发掘和论证。2009年以来，随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史工程”、“清华国学书系”以及“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相继启动，《姚名达文存》[含《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冯永轩文存》（含《中国史学史讲稿》）、《杨鸿烈文存》（含《回忆梁启超先生》）、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等一批新材料经整理编辑出版，中国史学史学科“清华谱系”的面貌渐为明朗，百年前清华园里发出的“史学史”志愿得以越过重重时光荡其回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于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愈加突显。

本文提出的“清华谱系”，系指由梁启超作为领头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直接受到梁氏教导而结成的史学史研究团队，与学术界论及的“梁氏谱系”有所区别。例如，王传将与梁启超有师承渊源或通过阅读梁氏著作而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著述的学人（包括金毓黻、王玉璋、魏应麒、姚名达、卫聚贤、董允辉、赵超玄、陆懋德等）统称为“史学史著述的清华传统”，这一概括虽凸显了梁启超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影响力，但不宜以“清华传统”名之，称之“梁氏传统”较为准确。此前，周文玖也讨论了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创性贡献，重点在于“梁氏影响”而非清华园的培养。本文通过对“清华谱系”的考察，揭示中国本土第一批“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人才团队之客观形成，阐发“清华谱系”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因革有迹的研究特点，并且由“清华谱系”对“历史哲学”的关注揭示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之思辨性特点的奠定及其转型。

梁启超与“史学史”研究专业人才的养成

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经费独立、基础深厚，校长曹云祥积极推动改制。1924年10月通过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规定设立“研究院”，面向全国颁布招生简章，群贤毕至，斯一时之美。据《清华周刊》所刊《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等，招考时已公示研修学科范围和考试科目，便于有志之士报名时根据自身兴趣和知识结构做出选择，为专业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学制保障。研究院的宗旨是：“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其研究由专家指导之。”1925年9月前，王国维、赵元任、李济、梁启超诸先生先后到校并出席国学研究院第1次教务会议，1926年7月陈寅恪到校，可谓名师云集。《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民国十五年）》公布的专修学科有23门，梁启超指导“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中国文学”等9个学科。据朱洪斌统计，研究院第一学年学生32人，梁启超指导23人，王国维指导9人；第二学年学生36名（上届留校继续研究者7人，新生29人），梁启超指导22人，又与赵元任共同指导1人，王国维指导12人，李济指导1人。王国维辞世后，其负责指导的学科悉付梁启超，学生归入梁氏名下。可见，梁启超是导师之中指导科目最多、指导学生人数亦最多者。

尽管梁氏一再谦逊地表示自己学问不如诸教授高深，“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他乐于与学生交流，“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们的忙”，即便疾病缠身，却始终坚持对学生们提供指导帮助，还计划每年暑假前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王国维指导的学生卫聚贤在写成《春秋的研究》后，呈送王、梁二人观阅，二人均提出了修改建议，“静师云前后次序应另行排置，并指导甲骨金石文的证据。任师云其中闲话应去。是以将原稿另行改正。而转瞬间任师离校静师弃世，此文虽成将复呈谁指示！”卫氏在所撰毕业论文《左传之研究》中，征引梁氏《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言必称“梁任公师”，又称在清华求学时“承王静安、梁任公、李济之、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指示很多”。方壮猷在所著《中国史学概要》中引用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史学》等凡16次，言必称“新会梁先生谓”，足见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诸生心中之地位。由于王国维辞世，梁启超病重，李济赴美，赵元任外出调研，研究院第三、四学年人丁寥落，遂于1929年停办。总之，在短短四年间，清华国学研究院诸导师之中对人才培养贡献最大者，当推梁氏。

梁启超讲授《广（补）历史研究法》应属研究院所设立的“史学研究法”学科，他提出要做“学术思想史”，包括道术史（哲学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四大门类。从篇帙上看，梁氏于“史学史的做法”所论文字最多，足见其对这一学术领域思考之用心最重，亦最成熟。其之所以将“史学史”独立出来，梁氏的考量是：“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梁氏细数中国书籍，认为“十之七八，可以归在史部”，“中国传下来的书籍，若问那部分多，还是史部”。因此，对于这几千年积累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在就任研究院导师之前，梁氏已著有《新史学》《中国史叙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专议史学，高举“科学”旗帜，对中国传统史学多持否定、消极态度。但自其旅欧归国，在如何看待传统学术问题上发生转变。1922年1月，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同年12月，他为《新闻报》三十年纪念作《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亦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演讲所用），对《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补充及修正，重在区分“自然系的活动”和“文化系的活动”，重视“心能”“意志”“直觉”之于后者的意义。也是在这一年，梁氏发起筹划创办一所“文化学院”。梁氏将“史学史的做法”置于“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之下加以讨论，是这一时期他的研究兴趣向“文化史”转移的具体展现。对于中国传统史学，梁氏从批判、解构转向遗产整理，多处申发中国史学之发达、伟大，突出了“史学史”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梁氏提出要从四个部分开展“史学史”的研究。第一，史官。这部分梁氏首先列举先秦史官建置及代表性人物，强调“一代根据一代，所以才能把远古史事流传下来”，肯定了先秦史官用文字记录历史方面的文化传承贡献。梁氏又指出史官在中国地位甚高，远异国外，因而形成一种“史官独立的精神”和人们对这种“独立精神”的敬畏，由此带来了中国史学对“直笔”的孜孜追求。史官地位之尊、精神之独立、人才之优选，造就了中国史学的发达。第二，史家。这部分意在从史学家在不同时代的分布、史家优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开创和变革等方面看待史学的发展，故虽以“史家”总领，但所论不局限于史学家个人生命，而是涵盖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创造及其时代的史学面貌。第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这里梁氏特举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三人对于推动中国史学之成立的贡献，又讨论了史学与明道、史学与文字表达的关系。第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梁氏对在“科学”和侥幸心理作用下出现的钩沉、辑佚、考古等烦琐化考据发出警觉，认为“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与其关于“中国通史”编撰的追求相合。虽然梁氏提出了“史学史的做法”四步，但并未写成一部《中国史学史》。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后，梁氏广纳俊贤，研究院诸生受其浸润而于“史学史”研究兴致盎然，更于业成后将“史学史”撒播至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云南大学师范学院、上海持志学院等各地高等学校，凝结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第一代建设者。“史学史”学科的“清华谱系”，乃由梁氏开创，经国学研究院姚名达、方壮猷、杨鸿烈、冯德清、刘节、陈守实、卫聚贤诸子弟兢兢其业，蔚然大观。

在梁启超的主导和培养下，清华园孕育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早一批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专业型人才：姚名达专修“历史研究法”学科，进行章学诚史学专题研究，撰写《邵念鲁年谱》《章实斋之史学》两篇毕业论文；方壮猷作诗三百篇文学研究，撰写《儒家的人性论》《章实斋先生传》《中国文学史论》三篇毕业论文；吴其昌专修“宋元明学术史”，进行宋代学术史专题研究；谢国桢专修“中国文学史”，进行清代学术史征专题研究；陈守实专修“史学研究法”，进行明史稿考证专题研究；徐继荣专修“中国史”，进行中国历史学稿专题研究；颜虚心专修“清代学术史”，进行浙东学派专题研究。另有第三届学生蓝文徵进行“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毕业论文《逸周书谥法篇疏证》。他们之中有不少在毕业后继续发扬梁氏所提倡的“史学史”研究与教学：姚名达于1933—1934年在国立暨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编有《中国史学史》，未及出版，现收于《姚名达文存》；方壮猷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抗战时期在武汉大学开设“史学概要”“中国史学史”课程，有油印版《中国史学史讲录》，后经孙季明、解冠三整理以《中国史学概要》为题出版；陈守实于20世纪30年代开设“史学概论”“历史哲学”等课程，20世纪6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留有讲义。此外，梁氏指导的刘节、杨鸿烈，以及王国维指导的卫聚贤、冯德清，毕业后在“史学史”领域各有造诣。卫聚贤专修“中国上古史”，进行《左传》专题研究，在学期间时时求教于梁启超，毕业后于1932—1933年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上海持志学院开设课程，编写《中国史学史讲义》，同期他还计划撰写一部仿纪事本末体的《中国通史》，其首类《史学史》于1933—1934年间撰毕。冯德清在研究院时做“诸史中外国传”专题研究，并在王国维指导下撰写《匈奴通史》毕业论文，他于1946年受聘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撰有《中国史学史讲稿》（现收于《冯永轩文存》）。刘节在研究院时专修“中国哲学史”学科，做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专题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开设史料学与史学史课程，留有讲稿《中国史学史稿》，经门人曾庆鉴、林道南、刘继章等整理出版。杨鸿烈1919—1925年已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地部和英语部学习，其间与梁启超交往密切而成为梁氏“私淑弟子”，研究院开办后遂报考“中国文化史”学科方向。毕业后，杨鸿烈先后到天津南开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云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后东渡日本留学。1939年杨氏受聘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版了《史学通论》《历史研究法》，同样贯彻梁氏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史学史理路。

总之，上述诸人在学期间深受梁启超史学观影响，业成后把梁氏“史学史”做法传播至全国各地，方域万里，云川列列，“史学史”学科的“清华谱系”在实践中建立起来。

史学史学科“清华谱系”传承中的因与革

“史学史”学科的清华谱系，经师传授，而又有因有革，体现出鲜明的创新意识和独立精神。在梁氏的嫡传弟子中，方壮猷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即出版了《中国史学概要》，姚名达更是集毕生之力于中国史学史宏大撰述，他们二人较早地执行并发展了梁氏的“史学史做法”。

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方壮猷，毕业后长年讲授史学概要、史学史课程，并有《中国史学概要》一书出版。方氏在跋语部分介绍是书为其所撰《中国史学史讲录》之简编，但从内容上看，《中国史学概要》是融其所讲授的“史学概要”和“史学史”两部分而成，故不同于纯粹的“史学史”著作。究其缘由，大概是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王玉璋、魏应麒、金毓黻等多家“史学史”著作问世，又有卢绍稷、罗元鲲、傅振伦等多家“史学概要”著作问世，对方氏必有所触动，使其著作兼有“史学概要”和“史学史”双重性质而偏重于“史学史”一端。

方氏的“史学史”研究与撰述是在对梁氏“史学史做法”的继承与突破中完成的。书中不仅多处征引梁氏观点，在具体行文中也很鲜明地以梁氏“史学史做法”为指导。例如，在对史学名著进行介绍后，即交代关于此种著作的历代研究史，对于同时代的最新研究亦多提及：于“第二章 第二节 汉书”末尾详细罗列孙德谦、顾实、许本裕、王重民、杨树达、姚光汉、缪凤林、沈昌佑、朱闇章9家汉书学著作；于“第三章 第十节 宋史”最后讲“近人叶渭清君撰元刊宋史校记若干卷，邓广铭君撰宋史诸志考正若干卷”；于“第十一节 辽史”最后讲“最近国立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正撰辑辽史补注，必有可观，吾人甚盼其能早成也”，均系对梁氏“史学史做法”之第四步“最近史学的趋势”的贯彻。又如第一章《中国史学之起源》第七节专论“中国编年史发达独早之原因”，即是对梁氏论“史学史做法”时所提出的“编年体发达在先”观点的具体阐发。凡此，均显示出方氏作为史学史“清华谱系”传承者的学术渊源和思考特点，是其继承性的一面。

与此同时，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在编纂结构、知识来源和研究视域等方面，都有意识地突破梁氏“史学史”的做法。首先，该书内部结构按照史书体裁划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及方志与家谱诸章（计划中还有图谱传状及史理、史法等章，因逢抗战未能整理完毕），明显区别于梁氏“史学史”体制。按照方氏自己的说法，在对“史学史”的讲授过程中，他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以史体分类为纲”到后期“以时代为经”的转变历程。邓广铭在为该书作序时非常注重这一谋篇布局的特点：“方先生精究宋辽金元诸代之史，夙著声名，十余年来，掌教于南北各大学，近岁则主国立武汉大学史席。为导史系学子以先路，于所专精部门之外，复旁及史学概论及中国史学史诸科，嗣复综汇二者著为讲稿，名曰《中国史学概要》，以史体为经，时次为纬，条析绳贯，区为章节，各章后又附载后人考校、注释、订补诸作。汇万殊于一编，驭繁碎于简要。别识心裁，既非专言目录者所可几及；参稽评骘，亦多《史通》等书之所未备。有志治史之士，手此一编，遵彼权衡而知所取舍，斯可因其指引而奠厥始基。”其次，《中国史学概要》在知识结构上十分注重吸收同时代学者的最新研究。书中所列征引文献，除梁氏论著之外，还有郑鹤声《古史官考略》、柳诒徵《述宋史质》、黄云眉《明史纂修考略》、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吴晗《明史小评》、蒙文通《宋略存于建康实录考》、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等。再次，《中国史学概要》有明确的中西汇通意识，如在“第三章 第十三节 元史”部分详细介绍了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记》，称赞前者“于中国旧史料外，更采西方史籍以证我国旧史之未确”，后者则“承洪氏之风，采用西方史籍以补证旧史之未备未确者”。书中在讨论中国编年史发达独早之原因时，称“西洋各国编年史之盛行乃在中世纪，而其编年史之前身则为极简陋的年历……中国编年史之起源则较西洋为早，而中国编年史之来源亦与西洋不同”。较之于梁氏的史学史研究规划，这是方氏史学史撰述开创性的一面。

在梁启超的众多弟子中，对“史学史”最心有独钟者为姚名达，不过，姚氏的“史学史”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实际上，姚氏在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已在其父指示下购阅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和《〈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5年4月29日他在上海南洋公学求学期间听何炳松讲授《文史通义》，后与何氏通信探讨史学问题。按其自述，此时已然对研究撰述《中国史学史》发生浓厚兴趣。1925年9月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姚氏师从梁启超进行章实斋史学专题研究，并发宏愿“非待史学史成书，不得离开清华”。其间，姚氏以章学诚为核心对浙东史学深入考索，“始于章学诚，上及邵廷采、黄宗羲，以至刘宗周”，先后完成《邵念鲁年谱》《章实斋先生年谱》《朱筠年谱》《刘宗周年谱》，用功不可谓不勤，这被他本人视为其史学史事业之“分段长编”。作为梁启超的弟子，姚名达与周传儒一同整理梁氏《广（补）历史研究法》讲义，在“史学史的做法”部分，姚名达写下了一段著名的“案语”：“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这里提及从1925年9月入学“至今二年，积稿颇富”，可知“案语”写于1927年。姚名达在周传儒之后，接手整理《补编》，时间自1926年3月18日起至1929年5月8日完成。因此，姚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期间，已著有《中国史学史》草本。

在1930年11月7日致胡适的信中，姚名达称自己“想用十年的功夫研究中国史学史”，并从“事实”“理论”“著作”三部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规划。他说：

我这个志愿怀抱不止一年。起因是在读《国学季刊发刊辞》时，觉得先生所列诸史尚少这种史学史。其后从任公先生游，即已决定以此自任。任公先生续讲史法，（今刊于《万有文库》，名《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笔记编成的。）因我的时常谈议，所以讲史学史做法特详。（但他的做法，我不愿应用，我有我的做法。）我所以宁可做个工人而不去做别的职业，也就为的要成就这个志愿。

1931年，姚名达再次致信胡适自陈：“我对于史学史的研究，早已确定计画，认为终身事业。研究的程序和下手的路径，都已切实规定了。”这都突出地反映他在“史学史”研究上的独立意识。

姚氏《史学史》划为六大部分：《中国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学论文总集》《史学家列传》《史学大辞典》《史籍考》（《史书提要》）。如今收于《姚名达文存》的《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即为这项计划中的第一部分，其在清华期间着手开始的浙东史家系列年谱编纂，即为计划中第二部分的内容。其余四部，多有草稿，惜未成书，姚氏即舍命于民族抗战。纵观姚氏的史学史研究规划，可谓规模恢宏，前无古人，远超出梁氏“史学史做法”所规定的研究范围。由于姚氏真正开始“史学史”撰述是在清华求学期间，故其文字间不可能不折射出导师梁氏的痕迹。惟其如此，姚氏于“史学史”研究的独立意识更显可贵。

总之，作为梁启超的嫡传，姚名达、方壮猷的“史学史”研究与撰述，皆是在对梁氏“史学史做法”的继承和开拓中建立起来的，突出表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治学之创新意识与独立精神。

“历史哲学”与“清华谱系”史学史研究的转型

从思辨的角度考察特定时期史学家的“历史哲学”，是梁启超开创的“史学史”学科之“清华谱系”的突出特点，从而区别于同时期“史学史”学科之“北大谱系”，更与20世纪20年代以讨论方法论为主的“科学主义”史学思潮有异。

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历史哲学”科目的重视，其来有自。1906年，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阐发“哲学”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倡在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五大文学科下均设立“哲学概论”科目，并在史学科下又设“历史哲学”科目。在王氏倡导下，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成立伊始，即设置“中国哲学”科，与“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外国语”“自然科学”“普通语音学”并立，系入学考题中“专门科学”的部分。在王氏之外，梁启超更是近代学术史上较早明确提倡“历史哲学”的人。1902年，梁氏发表《新史学》掀起“史界革命”，在界说何为“史学”时即提到“历史与历史哲学殊科”，认为“历史哲学”重在“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的基础上“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此后他在《太古及三代载记》《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论著中多次谈到“历史哲学”，尤其推重章学诚，称“会稽章实斋学诚受‘六经皆史’之论，为思想界起一大变化，其史学盖一种历史哲学也”，“实斋可称为历史哲学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广（补）历史研究法”时，梁氏于三处提及“历史哲学”相关问题。其一，在讨论“人的专史”之“合传及其做法”时，认为对于同时或先后同做一种工作之人应当合传，并以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为例，称三人“在中国历史哲学上有极大的贡献，史学观念的变迁和发明皆与他们有密切关系”，将三人合为一传，则“中国历史哲学就容易叙述清楚了”。其二，在谈“史学史的做法”第三部分“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时，特别对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的造诣予以高度评价，称：“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幾、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这两处从表面上看存在矛盾，前面说刘、郑、章均对历史哲学有贡献，后面又说刘、郑无而章独有。实则前一说法是为了与以历史事实为研究对象的史家区分而言（梁启超认为司马迁要建立一种历史哲学，“借事实以发明”，但司马迁的研究对象不是历史哲学而是历史事实），所举刘、郑、章皆以历史学为研究探讨对象。后一说法突出章学诚，是因章氏更多地以“史学何为”“史学何以存在”等内容为其研究对象，与刘、郑多探讨史法又有所区别。其三，在讲过刘、郑、章三人后，接着讲“史与道的关系”，提出“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也触及思辨的历史哲学。

梁氏虽重视“历史哲学”，但其所论“史学史的做法”的四个部分，并未单列“历史哲学”。把“历史哲学”吸纳为“史学史”著作的一个部分，是由梁氏的弟子们完成的。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在“中国史学史”类著作明确叙述“历史哲学”内容的，首创者当属姚名达。在1933—1934年编写的《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中，第一编第三章题目即为《历史学与历史哲学》，在这里，姚氏特别强调“历史哲学”的任务在于抽丝剥茧，寻求历史进化的“骨子里的原因”，并专门讨论了“历史哲学”“历史学”和“史实”三者之间的联系。姚氏的《史学史》因规模宏大但撰者早逝，故未能最终形成计划中的体系。姚名达之后，杨鸿烈也对老师梁启超所看重的“历史哲学”做了充分发挥。在受聘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时期，杨氏发挥其语言专长（英法德日），从中外史学比较切入，将中外学人（如朗格罗亚、塞诺波、李大钊、冯友兰、傅斯年、施亨利、佛林特等）划为“历史哲学”的反对派和赞成派，列举代表性观点，并最终指出对于类似“历史现象还是如赫格尔（黑格尔）所说由精神主动呢？或如马克斯（马克思）所说由物质条件来支配呢？”“人类全部的历史到底是治乱循环的呢？还是循序进化的呢？”“假如（历史）是进化的话，那么是直线的呢？还是螺旋式的呢？”一类的问题，则不能不依赖“历史哲学”而解决。

总体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史”研究中对“历史哲学”的发挥，尚属梁氏史学框架体系之内。除姚名达、杨鸿烈这些“清华谱系”之嫡系外，1942年出版的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第四章即为《历史哲学》（第一节“阴阳五行之历史哲学”、第二节“我国三大历史观念之发展”），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出版后即有人指出：“本书有个地方值得补充的，第一，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虽不能视为史学的正宗，但既谈史学史，似乎对于这一方面也不应该或缺的。中国的历史哲学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本可以重写一本中国历史哲学史……而史学史不略为叙述，也似乎是美中不足。”还有蒙文通于1938年任教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时编写的《中国史学史（讲义）》设有“晚周各派之历史哲学”专目，强调“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也，又将以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凡此，均表明在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历程中，“历史哲学”之重要和必要，其开创之功，当归梁氏引导下的“史学史”学科之“清华谱系”。

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对梁氏“历史哲学”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有了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期，方壮猷于1945年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短期讲学，其间受赵纪彬影响，学习了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用于中国社会史、史学史的教学科研中”。冯德清于1946年编写的《中国史学史讲稿》在介绍“最近史学之趋势”时特别提出马克思“唯物史观派”，并称“吾国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受此影响甚巨……一般青年以此为法，嗜之者众，此亦吾国史学新趋势也。”不过，方氏1947年出版的《中国史学概要》尚未显示出唯物史观叙事特点，而是在多处行文中引用其师梁启超的观点；冯氏的《中国史学史讲稿》也特别强调对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的遵循。凡此，均表明“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处于从梁氏框架走向新形态的摸索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史”研究和撰述进一步转型，把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思考的新视域，增强对于“历史观”的思考和研究。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高教部规划指导史学史学科建设，确立了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的主体地位，推动全国各高校历史院系史学史课程的开设。这一时期，“清华谱系”中的陈守实、刘节等均活跃于史学史研究和教学的舞台上。

刘节发挥了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研修“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学术专长，他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稿》的叙论中谈及“史学史”的写法，“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与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进行史学史讲授与研究的时代条件有关。1962年，刘节明确提出“史学史”应有三个方面，即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考据学。《中国史学史稿》用不少篇幅讨论了“历史哲学”相关问题：如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史学家的哲学思想”，认为这一时期史家“没有一个人能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哲学”，但整体上都不能脱离“玄学”的影响；论唐代和两宋史学时，分别探讨了李翱、韩愈、柳宗元等唐代史家的历史哲学，以及南宋金华和永嘉两个学派的历史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刘节一方面继续传承梁氏“史学史做法”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在其1948年出版的《历史论》中尝试把唯物史观用于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探讨，如此，便明显区别于董允辉、金毓黻、魏应麒、王玉璋等人的“中国史学史”撰述，后者主要是在体例上和内容上吸收梁氏“史学史”的规划，而刘氏《中国史学史稿》则更多地发挥了梁氏欲使“史学史”成一“学科”的根本意图。

陈守实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留有课程讲义（由姜义华随堂记录）。从讲义内容来看，这一时期陈氏已表现出明确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叙事风格。陈氏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界出现的“史学史”热潮，受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有关“史学史”教本编写任务的直接推动，不少学人对于“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进行思考和讨论，由此形成了以史学思想（包括史家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历史哲学）为核心的“史学史”研究新体制。例如，白寿彝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明确提出“史学基本观点遗产”是史学遗产研究的第一个花圃，其首要工作即在于“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一新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从梁氏传统向唯物史观指导模式的转型。陈氏的“史学史”课程讲义恰值此时，他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释中国史学发展史，“为向具有‘问题意识’的史学史研究过渡做出了贡献”，系方壮猷、刘节以后“史学史”学科之“清华谱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梁氏“史学史”谱系的重大突破，推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向新形态的过渡。

结语

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包括史学在内的各门人文学科在适应新的知识分类进途中不断寻找自身。对于历史学来说，既有艺术与科学之争，亦有人提出“历史之为学，竟是一切学问的综合，固然不属于哲学、文学，自也不属于科学，所以说‘历史只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史”，就在这样的反思、批判与争论中成长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及时对它的学科化历程做出研究、总结和讨论，对于该学科的健康发展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为契机，早已处于酝酿之中的“史学史”学科在梁启超的指引下正式进入建立期。姚名达、方壮猷、杨鸿烈、冯德清、卫聚贤、刘节、陈守实等对梁氏“史学史”既有因习亦有创造，且学且思，于离合间实现了对梁氏史学之道术传承，建立起推陈出新的“史学史”学科之“清华谱系”。在梁氏的启发和带动下，从清华园里走出了最早一批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业型本土人才，他们成功地促使“中国史学史”从一门传统的自在的学问转型为现代的自觉的学科。新中国成立以后，梁氏开创的史学史学科之“清华谱系”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汇入时代主流，推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向新形态的转型。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编辑：邵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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