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病逝，国家以怎样的规格给他开的追悼会？

1986年3月26日，北京春寒料峭。

凌晨两点，陈永贵在解放军总医院停止了呼吸，享年72岁。

消息传出后，第一个被摆上会议桌的，不是讣告草稿，而是一份“烫手”的请示：“追悼会按什么规格办？”

档案袋里的履历写得分明：“国W院副总理（1975—1980）”，可最后一页却盖着“北京东郊农场顾问”的蓝色小章。

更微妙的是，窗外正刮着“反思大寨”的风：有人把“农业学大寨”说成“极左标本”，也有人把“自力更生”四个字仍旧当传家宝。

规格高了，怕被解读为“开倒车”；规格低了，又被指责“人走茶凉”。

大家犹豫不决，最后将文件继续往上送，第三天傍晚，报告终于送到了邓公案头。

第二天会议上，邓公看着文件略有所思，在猛吸了一口烟后淡淡地说了十一个字，声音不大，却字字真切，会场顿时一片安静。

山沟里走出的“农民总理”

陈永贵，1914年出生于山西昔阳大寨村，他的出生地是一片石多土薄的“虎头山”。

父亲因交不起租子自尽，六岁的他给人放过羊、当过长工，冬天捡过羊粪蛋烤火。

1946年，大寨迎来土地改革，陈永贵成为村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

面对“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带着村民一锤一钎开山造田。

没有机械，就用肩膀挑；没有水泥，就用石灰拌黏土。

最艰苦的“白驼沟”改造工程中，陈永贵带领村民连续苦干27个昼夜，硬是在青石板上垫出了20亩良田。

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1963年特大洪灾中尤为彰显。

当时昔阳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冲毁了大部分梯田和房屋，面对国家拨来的救济款和物资，陈永贵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豪言：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大寨人靠自己的双手，一年内不仅修复了所有房屋，还新建了40孔青石窑洞。

陈永贵的事迹通过媒体报道传遍全国，很快引起了国家高层和毛主席的关注。

1964年12月，陈永贵受邀参加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那是他第一次裹着那个标志性的白头巾，穿着一身对襟棉袄，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在会场上，周总理做政F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了大寨。总理的声音洪亮，传遍了整个会场：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从1952年到1963年的12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粮食879000公斤……”

那数字一报出来，台下一片惊叹。那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粮食啊，每一斤都浸透了汗水。

会议闭幕那天，正好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

当天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特别准备了三桌菜肴，邀请了一些国家高层和当时劳模参加他的生日宴。

当时陈永贵就是其中之一。

宴席上，毛主席不仅听取了劳模陈永贵、王进喜等人的汇报，还对他们的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赞赏，并表示将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宴席结束后，毛主席便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经验被提升为国家层面的农业发展模式。

时间一晃到了1975年。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总理专门把陈永贵找来谈话，一见面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D。

总理看着陈永贵，郑重其事地说道：“今天我找你来，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家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

陈永贵一听，脑袋嗡的一下。

他知道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根本胜任不了那样的工作。可最后周总理说，那是毛主席的指示，陈永贵才勉强答应了。

陈永贵的身后事

1975年的大会上，名单公布了。在12位副总理的名单里，陈永贵名列第七。消息传出，举世哗然。

一个头上裹着白毛巾的农民当了副总理，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稀罕事。陈永贵上任后，按照规定住进了钓鱼台3号楼。

那地方虽然好，但陈永贵住的很不舒服，每天面对的不再是蓝天白云黄土地，而是一堆堆的文件。

待了一段时间，他实在受不了了，于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由于我文化、理论水平都很低，如经常不接触实际，工作起来困难很多……特请主席批准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和昔阳县蹲点……再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农村有重点地作些调查研究；留下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学习和工作。”

那就是著名的“三三制”。

毛主席看后十分认可，当即便批准了陈永贵的请求。

就那样，1975年8月，陈永贵主动搬出了钓鱼台，住进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小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改革发展的大幕拉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推广。

大寨的那一套，显在这个新时代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1980年，国内开始反思“学大寨”中的极端做法，陈永贵心里很明白，属于自己的一页该翻过去了。

于是他主动辞去副总理，到东郊农场当顾问，又一次接触到了他最喜欢的土地，他内心十分愉悦。

有人问他：“落差大不大？”他笑笑：“官位像梯田，一层一层，终归要回到地面。”

他仍穿对襟袄，每天6点准时到果园，教工人剪枝、疏果。

1985年陈永贵自感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他拒绝用好药：“给国家省一点，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病逝，享年72岁。

关于追悼会规格如何办，文件来回争执定不下来，最后文件送到了邓公手中，第二天邓公组织大家开了一场小范围会议。

会议上，邓公直接拍板：“按副总理规格办，也要朴素。”一句话，盖棺定论，全场安静。

后来，遵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被送回大寨虎头山。

没有花圈长队，只有社员们自发将他生前用过的锄头插在田埂。那排锄柄在风中摇晃，像梯田的脊梁伸向远方。

如今，大寨的梯田依然层层叠叠，虎头山上的松柏愈发苍翠。

那个从黄土里刨食的农民，用锄头和汗水在共和国历史上刻下永恒印记：

他留下的不仅是几万条梯田，更是一种破JU勇气——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只要敢琢磨、肯下力，土地终会回报耕耘的人。

正如他晚年常说的那句话：“没辜负毛主席”，这质朴的告白，恰是对一个时代最深情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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