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6日,北京春寒料峭。
凌晨两点,陈永贵在解放军总医院停止了呼吸,享年72岁。
消息传出后,第一个被摆上会议桌的,不是讣告草稿,而是一份“烫手”的请示:“追悼会按什么规格办?”
档案袋里的履历写得分明:“国W院副总理(1975—1980)”,可最后一页却盖着“北京东郊农场顾问”的蓝色小章。
更微妙的是,窗外正刮着“反思大寨”的风:有人把“农业学大寨”说成“极左标本”,也有人把“自力更生”四个字仍旧当传家宝。
规格高了,怕被解读为“开倒车”;规格低了,又被指责“人走茶凉”。
大家犹豫不决,最后将文件继续往上送,第三天傍晚,报告终于送到了邓公案头。
第二天会议上,邓公看着文件略有所思,在猛吸了一口烟后淡淡地说了十一个字,声音不大,却字字真切,会场顿时一片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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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沟里走出的“农民总理”
陈永贵,1914年出生于山西昔阳大寨村,他的出生地是一片石多土薄的“虎头山”。
父亲因交不起租子自尽,六岁的他给人放过羊、当过长工,冬天捡过羊粪蛋烤火。
1946年,大寨迎来土地改革,陈永贵成为村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
面对“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带着村民一锤一钎开山造田。
没有机械,就用肩膀挑;没有水泥,就用石灰拌黏土。
最艰苦的“白驼沟”改造工程中,陈永贵带领村民连续苦干27个昼夜,硬是在青石板上垫出了20亩良田。
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1963年特大洪灾中尤为彰显。
当时昔阳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冲毁了大部分梯田和房屋,面对国家拨来的救济款和物资,陈永贵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豪言: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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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人靠自己的双手,一年内不仅修复了所有房屋,还新建了40孔青石窑洞。
陈永贵的事迹通过媒体报道传遍全国,很快引起了国家高层和毛主席的关注。
1964年12月,陈永贵受邀参加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那是他第一次裹着那个标志性的白头巾,穿着一身对襟棉袄,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在会场上,周总理做政F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了大寨。总理的声音洪亮,传遍了整个会场: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从1952年到1963年的12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粮食879000公斤……”
那数字一报出来,台下一片惊叹。那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粮食啊,每一斤都浸透了汗水。
会议闭幕那天,正好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
当天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特别准备了三桌菜肴,邀请了一些国家高层和当时劳模参加他的生日宴。
当时陈永贵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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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席上,毛主席不仅听取了劳模陈永贵、王进喜等人的汇报,还对他们的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赞赏,并表示将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宴席结束后,毛主席便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经验被提升为国家层面的农业发展模式。
时间一晃到了1975年。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总理专门把陈永贵找来谈话,一见面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D。
总理看着陈永贵,郑重其事地说道:“今天我找你来,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家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
陈永贵一听,脑袋嗡的一下。
他知道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根本胜任不了那样的工作。可最后周总理说,那是毛主席的指示,陈永贵才勉强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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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的身后事
1975年的大会上,名单公布了。在12位副总理的名单里,陈永贵名列第七。消息传出,举世哗然。
一个头上裹着白毛巾的农民当了副总理,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稀罕事。陈永贵上任后,按照规定住进了钓鱼台3号楼。
那地方虽然好,但陈永贵住的很不舒服,每天面对的不再是蓝天白云黄土地,而是一堆堆的文件。
待了一段时间,他实在受不了了,于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由于我文化、理论水平都很低,如经常不接触实际,工作起来困难很多……特请主席批准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和昔阳县蹲点……再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农村有重点地作些调查研究;留下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学习和工作。”
那就是著名的“三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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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看后十分认可,当即便批准了陈永贵的请求。
就那样,1975年8月,陈永贵主动搬出了钓鱼台,住进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小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改革发展的大幕拉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推广。
大寨的那一套,显在这个新时代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1980年,国内开始反思“学大寨”中的极端做法,陈永贵心里很明白,属于自己的一页该翻过去了。
于是他主动辞去副总理,到东郊农场当顾问,又一次接触到了他最喜欢的土地,他内心十分愉悦。
有人问他:“落差大不大?”他笑笑:“官位像梯田,一层一层,终归要回到地面。”
他仍穿对襟袄,每天6点准时到果园,教工人剪枝、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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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陈永贵自感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他拒绝用好药:“给国家省一点,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病逝,享年72岁。
关于追悼会规格如何办,文件来回争执定不下来,最后文件送到了邓公手中,第二天邓公组织大家开了一场小范围会议。
会议上,邓公直接拍板:“按副总理规格办,也要朴素。”一句话,盖棺定论,全场安静。
后来,遵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被送回大寨虎头山。
没有花圈长队,只有社员们自发将他生前用过的锄头插在田埂。那排锄柄在风中摇晃,像梯田的脊梁伸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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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寨的梯田依然层层叠叠,虎头山上的松柏愈发苍翠。
那个从黄土里刨食的农民,用锄头和汗水在共和国历史上刻下永恒印记:
他留下的不仅是几万条梯田,更是一种破JU勇气——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只要敢琢磨、肯下力,土地终会回报耕耘的人。
正如他晚年常说的那句话:“没辜负毛主席”,这质朴的告白,恰是对一个时代最深情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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