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引以为傲的四渡赤水有多经典，连西点军校多次复盘都告败退？

1935年初的贵州北部，天气阴冷，山间云雾低垂。遵义城西的一处山坡上，一位年近不惑的军人展开一张手绘地图，在寒风中沉默了很久。这人就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眼前的，不只是一条赤水河的走向，而是一场关系生死存亡的大博弈。

这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三万余人。从1934年10月湘赣出发，到1935年1月抵达遵义，原先的八万六千人一路损失大半，几乎跌到了生死线边缘。国民党方面却集中了约四十万兵力，分布在川、黔、滇、湘、桂一线，层层布网，意图在西南山区一举解决红军。

在这样的棋局下，“四渡赤水”被摆上了台面。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段历史时，身边的战友回忆：“那是真正的九死一生，走错一步，后果难以想象。”也正因为如此，这场战役后来被西方军事界频频研究，美国西点军校据说多次沙盘推演，却始终无法在同样条件下复制红军的成功。

那么，这一仗究竟高明在什么地方？

一方面，客观环境恶劣到极点：兵力悬殊、后方中断、补给匮乏、敌人地域熟悉，红军却身处陌生山地；另一方面，从指挥艺术来看，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完成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操盘的关键转变，把战役从“怎么逃”变成了“怎么打乱敌人节奏、从缝隙里突围”。

有意思的是，如果不从战线本身，而是从蒋介石的心理变化入手，四渡赤水的脉络反而更清晰。

一、从遵义会议到“一渡赤水”：棋盘重摆，思路突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遵义。此前接连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又损失惨重，核心问题已经暴露：军事指挥权集中在错误的路线手中。遵义会议上，党中央对博古、李德的作战指挥进行了严肃检讨，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军事指挥者的格局。

这一调整不只是换个人带队，而是整套思路的根本变化。原先那种硬拼硬打、教条主义的“按图行军”，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显然是撞墙。毛泽东敏锐意识到，红军想活下去，就必须打破既定路线和既定想法，让敌人的部署变成一纸空文。

遵义会议后，新的计划摆上桌面：部队离开遵义，向西转移，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再谋求从长江一段找突破口，北上与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汇合。简单说，就是要借助川南、黔北复杂的山地河谷，把这支三万人的队伍“藏”起来，同时寻找向北发展的可能。

计划虽然精巧，但对面也不傻。四川军阀刘湘早已接到蒋介石密令，在川黔边境布下重兵，尤其盯紧赤水和泸州一线。红军准备渡河之前，赤水县城已经被川军占据，阵地工事严密，火力充足。红军先遣队摸到河边，迎接他们的不是空荡河面，而是一阵阵子弹与炮火。

战斗打得极其艰苦。由于兵力悬殊、火力差距大，红军先遣部队一度吃亏，伤亡不小。靠着连续突击和灵活穿插，才把川军压回去，撕开一道口子，主力部队总算完成了渡河。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一渡赤水”。

渡过赤水之后，按原设想，下一步是往北偏西，再向长江方向运动，力争在泸州靠近长江处找渡口，寻机过江。不过，情报很快传来：刘湘在泸州一线布防更厚，长江沿岸修筑起一条长长的封锁线，重火器集中，且不断增兵。继续往那边硬凿，几乎等于送命。

局面就在这里发生了转折。毛泽东经过反复斟酌，改变原定渡长江的方向，把目标转移到金沙江段，准备从宜宾附近找突破口。为了掩护这一调整，红军一面向宜宾方向佯动，一面利用山地小道加快机动。

然而，川军也不完全迟钝。红军尚未靠近宜宾城，沿线就遭到密集拦截。几场遭遇战之后，不难看出：宜宾一线的防务已经有准备，强攻不仅代价难以承受，而且很可能陷入新的包围圈。

在赤水与长江之间兜了这一大圈，红军被迫停下，重新评估。局势非常紧张：蒋介石正在调集各路军队收缩包围线，时间拖长，对红军极为不利。此时的选择，几乎每一步都是险棋。

二、二渡、三渡：逆向思维，逼出蒋介石的“乱局”

局面僵住之后，最直观的办法，是继续往北，哪怕辛苦一点，也争取甩开追兵。但毛泽东偏偏选了一个看似“逆行”的方案：掉头，再渡赤水，杀回遵义一带。

这一决断在当时并不容易让所有人一瞬间就理解。因为依照常规判断，红军的生路在北上，回头进入黔北，相当于往原来的战场靠近，看起来像是再次撞进包围圈。可换个角度去想，正因为“正常人不会这么干”，所以敌军在那一块的防务就不可能很厚。

事实也是如此。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将领普遍认为，红军必然一门心思往北，想方设法与其他红军会合，于是重兵布在北上通道，黔北地区反而相对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空档”，果断下令部队再次东返，二渡赤水，重新回到遵义附近。

红军突然出现在黔北，对国民党军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遵义、桐梓等地的守军猝不及防，被红军连连击破。部队士气随之明显提升，追剿红军的整个部署却被打乱。蒋介石大为恼火，急令增兵贵州方向，企图在黔北对红军形成新的围堵。

但有意思的是，兵力调动一多，战线又被拽长，局面反而更乱。各路军阀之间互不信任、各有算盘，对命令执行得拖拖拉拉。毛泽东一边指挥部队在黔北穿插，一边观察敌军调动中的漏洞，很快又瞄准了一个薄弱点：鲁班场。

鲁班场位置偏西，是川军与黔军之间的一个结合部，驻军数量有限。红军从黔北向西急进，攻占鲁班场，又进一步撕开防线。如此来回冲击，国民党军不得不频繁变更部署，许多部队刚赶到一个地区，还没站稳脚跟，就又接到新的调动命令。

在这种“你追我赶”的拉锯中，黔北的兵力再度被抽空，以前防守较为严密的要点，也出现了可乘之机。毛泽东判断时机成熟，将部队转向茅台镇地区，三渡赤水由此展开。

茅台镇位于赤水河畔，地形险要，却也是渡河的好地方。部队经过数日急行军，快速聚集到这一带，冒着雨夜强行渡河。和第一次渡赤水相比，此时红军动作更加干脆，经验也更成熟，不少部队甚至边战斗边架桥，争分夺秒。

值得一提的是，三渡赤水之后，红军机动方向再次出现变化。蒋介石原本以为，红军会从这一带直插川南，在宜宾、泸州一线争夺长江渡口，于是命令川、滇各路兵力加强北段防线，打算“关门打狗”。却没想到，红军并不急着凿开长江，而是继续在川黔边界地带打转。

当时有敌军军官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红军之行踪，实难逆料。”在国民党军内部，对红军动向的猜测越来越多，误判也不断增多。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动制造出来的混乱。他没有按照一条直线往外冲，而是利用地形反复折返，让四十万大军陷入“看得见却抓不牢”的尴尬局面。

三、四渡与金沙江：声东击西，西点军校的难题

三渡赤水之后，蒋介石的情绪已经从自信渐渐变成恼怒。他命令川、滇、湘、桂各路军队加快集结，准备在川黔滇交界地区形成合围。黔西一线的守军奉命向东推进，企图切断红军向南、向东的去路。

局势表面上看，对红军非常不利：四面都是敌军，任何方向都可能正对着敌人的堵截线。可正是在这种局面下，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一条缝隙——云南方向的兵力还未完全到位，部署不密，对红军来说，那里就像一条尚未封死的山谷小道。

如果从云南渡金沙江，绕开川军重防的长江段，就有机会彻底跳出当前包围圈。但若想顺利逼近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段，就必须让蒋介石误判红军的真正意图，把主要兵力继续拴在川南、黔北一带。

于是，第四次渡赤水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次，红军先是假装继续北上，在地图上指向古蔺方向。古蔺靠近川南要地，距离宜宾较近。如果红军真朝那边压上，极有可能从宜宾附近渡江。这个动作，很快被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系统捕捉到。

蒋介石得到报告，心想：“这回总算要正面对决了。”他急命川军主力向古蔺集结，同时要求滇军、桂军配合北上，在川南形成一道“铁闸门”。大量兵力被吸引过去，而另一些本该用来堵云南北部的部队，也被调往川南。

就在这种“胜券在握”的自信情绪弥漫之时，红军的动作突然一拐弯，从古蔺附近迅速折向赤水河，选择靠近二郎滩和太平渡一线的渡口，完成了第四次渡赤水。蒋介石原想在川南关死红军去路，却发现对手又一次成功脱身。气急之下，干脆亲临贵州前线，到贵阳督战。

毛泽东很快获悉蒋介石到贵阳坐镇的情报。敌方最高统帅出现在这里，本身就是一条重要信息：敌军必然把贵阳一带看作决战要区。既然如此，不妨将计就计，把贵阳当成一枚“诱饵”。

于是，红军分出兵力，向贵阳南北方向推进，形成南北夹击贵阳的态势。在地图上看，这像是要对贵阳发动大规模攻击。贵阳防务顿时紧张起来。蒋介石急电云南军阀求援，要求滇军尽快北上护卫贵阳。

滇军出动，云南东部和北部原本不太充足的兵力再次被抽空。这样一来，滇东北的防线出现明显缺口。从军事角度看，这个缺口，就是红军跨入云南的门。

“他们真要打贵阳吗？”有人在国民党军队里发出这样的疑问，但已经来不及验证。红军主力迅速转向滇东北，沿着相对薄弱的区域推进。这一段行军，节奏极快，带有一种“趁乱闯关”的味道。蒋介石反应过来时，红军大部已经穿出黔滇边界，开始向金沙江岸靠近。

1935年5月9日前后，中央红军陆续抵达金沙江边的几个渡口。敌军在金沙江南岸布防不足，火力远不及长江段。红军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架设浮桥、征用船只，昼夜不停，分批渡江。三万余人的队伍，就在几十万大军眼皮底下，横跨这条壮阔的大河。

等国民党方面摸清红军已经过江的消息时，金沙江水面上只剩回荡的水声。追兵到了江边，只能望江兴叹。一场被寄望为“围歼红军的最后机会”的大围剿，就这样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一连串动作里，被彻底拆散。

这场战役，在军事史上之所以被反复提起，关键不在于红军夺取了多少城池，而在于以弱胜强、以少斗多的完整范例。指挥者通过连续机动，不断改换战役重心，既让敌人扑空，又引诱对手不停调动，从而暴露更多缝隙。

多年之后，西方军事院校开始系统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四渡赤水很自然就成了经典案例。一些模拟推演中，按当时实际兵力和地形条件设定红、白双方，再由不同指挥员扮演红军，尝试突围。结论往往很尴尬：大多数情况下，“红军”不是被困死在川黔滇交界，就是在渡江前夕被赶来的敌军拦腰截住。

问题出在哪里？不少参与推演的人后来给出类似的看法：如果只站在地图前，按照常规的“最短路径”“最佳补给线”去选择路线，很容易落入死胡同。毛泽东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敢于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选择“反常规”的路径，用反复折返、出其不意的动作把敌人拖入混乱。

更重要的一点，是对敌人心理的把握。蒋介石的最大特点，是急于求胜，尤其在看到“有机会一举解决红军”的时候，往往会不惜一切集中兵力。毛泽东正是抓住这一点，用频繁的佯动和突然的转向，把蒋介石牵着走，让对手始终在后面追，却总是慢半步，甚至一次次被调离真正的要害方向。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再到1935年5月安全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从险境中撕开了一条通道，也为之后北上陕北、建立新的战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那些在夜色中架桥、在雨中翻山、在河谷间急行军的身影，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经典战役”的光环，只是为了让这支队伍熬过去，多活一天。

后来很多人把四渡赤水称作“毛泽东得意之作”，这并不夸张。对比当时三万对四十万的兵力差距、地形的凶险、补给的困难，再看那一连串看似“险招”的决断，就不难理解，为何连远在大洋彼岸的军事学院，都愿意一次次在沙盘上复盘这场战役，却始终难以重现当年的结果。